王立秋

一个没有原创性的人。 In the world of poverty, signlessness is best, in the story of love, tonguelessness is best. From him who has not tasted the secrets, Speaking by way of translation is best. (Jami, Lawa'ih)

齐泽克:巴黎公社150年

發布於

巴黎公社150年




斯拉沃热·齐泽克/文

王立秋/译



Slavoj Zizek, “Paris Commune at 150”, The Philosophical Salon, 12 Apr, 2021, http://thephilosophicalsalon.com/paris-commune-at-150/。经作者和《哲学沙龙》编辑许可翻译。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 1949- ),著名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文化批评家,我们时代最出众的思想家之一。著有《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等。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博士,现为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最近,我们迎来了巴黎公社的一百五十周年纪念。从1871年3月18日到5月28日,巴黎公社正好持续了两个月零十天。当时,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在普鲁士兵临巴黎城下之际,巴黎人民接管了城市,并在现存国家政权外迅速组织起来。在法国政府军击溃巴黎公社(并在所谓的“流血周”杀死了许多公社社员)后,政府立刻组织了一次针对起义原因的调查:“调查结论是,起义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对上帝的信仰,这个问题必须立刻得到纠正。政府决定,需要一场道德复兴,其主要内容是把4500名公社成员送往新喀里多尼亚岛。此举有两个目的:政府也希望公社成员教化岛上的卡纳克人,使他们变得文明;而接触自然的秩序,也会让公社成员回到‘好的’这边。”

这里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决定有承认法国本身腐败了的意思,所以,为了让公社成员回到“好的这边”,必须把他们孤立在被认为更接近自然的(非基督教的)野蛮人之间;同时,他们也将“教化”野蛮的卡纳克人,使他们变得文明。可怎样教化呢?用法国的腐败吗?我们只能希望事与愿违:被流放的公社成员和被殖民的卡纳克人团结起来……在下面这件事情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不一致:许多对我们腐败的文明不满的人跑到不那么发达的人那里去寻找本真性,可事实上,他们却给后者带去了毒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把自己的本真性概念,投射到不那么发达的人身上了。

带着后见之明来看,说公社成员实际上犯了一切可能的错误,说他们注定要失败是容易的。但他们标志着一个全新的开始:巴黎公社是历史上第一个工人政府,现代的工人第一次夺取了权力,单是这点,就足以让我们用黑格尔在谈论法国大革命时说的话来形容它了:

“自太阳立于苍穹之中、群星围绕他运动以来,人们从来没有觉察到,人的存在,是他的头脑也即思想的中心。阿那克萨戈拉是第一个说努斯(nous)统治世界的人;但直到现在,人才进而认识到这个原则,那就是,应该让思想来统治精神的现实。这迎来了壮丽的精神的黎明。所有思想的存在,都分享着这个时代的欢腾。在那个时候,崇高的感情激动了人的心灵;一种精神的热情激动了世界。”

我们马上就发现,这两个事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法国大革命在全欧洲的公众心中引起了崇高的情感(想想康德对此影响的著名描述),而巴黎公社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恐怖。在公社失败后,从乔治·桑到古斯塔夫·福楼拜的“开明”作家还到公社成员的审判现场去看腐化的人性,尼采把公社斥为最后的奴隶反叛,如此等等。在这里,可敬的例外是老维克托·雨果,只有他,在为赦免被囚禁的公社成员而斗争。

法国大革命和公社之间的连续性,则在另一个层面上。开明的公众对法国大革命的热情接受,只关乎革命的最初阶段;雅各宾派夺权后,这个热情就变成了恐怖。要1789,不要1793!在政治动力的层面上,公社是1793年的复现,虽然它不是一次精确的复现。在公社那里,发生了1793年没有发生的事情。

虽然被马克思称赞为“终于被发现”的克服国家和解放无产阶级的“形式”,也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注意这点,那就是,对马克思本人来说,公社也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我们往往会忘记,马克思主义者在公社中是少数;在公社期间和紧接其后写的《法兰西内战》中欢欣地诠释公社的时候,马克思重新挪用了这样一个事件,在这个事件中,他的追随者被无政府主义的、蒲鲁东主义的和巴枯宁主义的多数给边缘化了。而且,公社的民众基础不是工人而是工匠、小业主,等等。公社成员眼中的领袖是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而这位法国革命社会主义者更关心的是革命本身,而非作为革命结果的社会的未来。和马克思相反,布朗基既不相信工人阶级的主导地位,也不相信人民运动:他认为,应该由一小群人来发动革命,这些人将通过武力建立一个临时的独裁政府。这个过度的专政时期将为新秩序打下基础,在那之后,权力将被移交给人民。简言之,布朗基是在列宁主义者这个词出现之前的列宁主义者。

1871年3月17日,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后陷入混乱的法国政府的实际首脑意识到布朗基代表的威胁,逮捕了他。几天后,把巴黎建立为公社的那场起义就爆发了,布朗基也被选为起义公社的主席。公社成员提议,如果梯也尔政府释放布朗基的话,那么,他们可以释放手中的所有囚犯,但他们的提议遭到了拒绝。马克思本人虽然批判布朗基,但他也相信,布朗基是公社缺少的领袖。布朗基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革命计划上;他的目标是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团体,靠它来粉碎政权、夺取权力。难怪布尔什维克政权存在的天数超过公社时,列宁会在克里姆林宫中冒雪起舞了!可布尔什维克政权是公社的真正继承人吗?的确,起先,他们用“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地方议会)!”的口号来为自己的统治正名,可接下来,他们很快就解散了这些议会。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会为公社而感到惊奇?他从中学到了什么?在公社之前,他把革命设想为一组由中央权力来执行的措施:把银行国有化,免费提供全民医保和教育等等。(《共产党宣言》末尾列举了这些措施)。公社的“惊人之处”在于人民在地方的自组织,在于人民建立民主的尝试,这个民主是伴随着人民的主动参与,从底层、从地方议会生长出来的。反过来,雅各宾派则没有迈出这一步,在他们那里,这一步将意味着解散国民议会——这也就是为什么议会上一次简单的投票,就让他们失去了权力。

今天,对我们来说,公社还能起到示范作用吗?在主流的政治代表形式枯竭的时候,我们的政治参与,还能通过直接唤醒人民重获新生吗?能,但历史的严酷教训在于,难的是以后,是人民的热情不得不被转化为有精确计划的有效政治组织的时候。

想想法国黄马甲抗议的“混乱”无领导和去中心化特征吧。你可以说,这正是他们的长处:他们暴露了日常经验与政治代表之间的隔阂。与一个对国家权力提出要求,并因此而把自己呈现为对话参与者的清晰主体相反,我们得到的是人民多种形式的压力;而使当权者陷入恐慌的恰恰是,这个压力不可能被局部化为一个明确的对手,相反,它一直在某种程度上,以奈格里所说的“诸众”的形式存在。如果这个压力把自己表达为具体的要求,那么这些要求也不是抗议真正关心的问题……不过,在某个点上,歇斯底里的要求,必须转化为政治计划(否则它们就会消失)。抗议者的要求表达了一种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秩序本身的更加深刻的不满,在这样的秩序中,只有通过议会的政治代表程序,要求才能得到满足。换言之,抗议包含一种更加深刻的,对一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政治组织逻辑的要求,而在这里,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领袖,来把这个更加深刻的要求操作化。

法国的黄马甲清晰地表达了这样一种经验,它不可能被转化为、被移入制度代议(institutional representation)的政治,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马克龙邀请他们的代表对话,叫他们用明确的政治计划来表达他们的不满的时候,他们的具体的经验就蒸发了。在西班牙的“我们能”党那里发生的,不正是同样的事情吗?在他们接受参与政党政治游戏、进入政府的那一刻,他们就几乎和社会主义者失去区分,变成代议制民主不能完全起作用的又一个信号。

自由民主的危机已经持续了数十年。新冠疫情只是使它的爆发超出了某个水平,表明今天运转的民主制的基本前提越来越不成立而已。最好用林肯的名言来表达民主所依赖的信任:“你可以一时地愚弄所有人,也可以一直愚弄某些人,但你不能一直愚弄所有人。”让我们给这句名言一个更加悲观主义的解释:只有在罕见的、例外的时刻,多数才会在真实中生活(live in truth);只有少数才会意识到真实。我们肯定不能到某种更加“真实”的民主(这样的民主将消除“真实的”人民和他们的政治代表之间的隔阂,更包容所有的少数)中去寻找解决方案。相反,我们必须抛弃自由民主的框架本身,而这,正是自由派最害怕的。

由以某种方式自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公民社会(“我们能”、黄马甲……)来直接接管和取代国家也不是出路。诸众直接统治是一种幻想,作为常态,这样的幻想是要靠强力的国家机器来维持的。我们应该鼓起勇气,在这里完成一个黑格尔式的反转:如果说,政治代表不足以把握它所参照的东西(真实的民意,人民真正需要和想要的东西),那么,这个永久的失败表明,问题出在那个参照点本身,也即人民真正需要和想要的东西上。

想想2017年川普的就职演说:“今天的典礼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因为今天,我们不只把权力从一届政府移交给另一届政府,从一个党派移交到另一个党派,我们也把权力从华盛顿特区拿出来,还给你们,还给人民。”直到现在,精英一直在统治,但是:“从此时此刻起,这一切都变了,因为这个时刻是你们的时刻——它属于你们。它属于今天在这里聚集的每一个人,属于全美国在电视上观看这次典礼的每一个人。这是你们的时代。”我们不应该只把这些话当作廉价的煽动来看待,相反,这些话表明了人民直接掌权这个理念本身的问题。2021年1月,这些人也的确试图以布朗基主义的方式,闯入国会山夺权。当然,这里的“人民”只是特权受到威胁的白人中产阶级。但代议制还有一个更加深刻的危机,在法国的黄马甲抗议中,我们很容易察觉这个危机。在他们受邀与政府对话的时候,对话彻底失败了,双方完全是鸡同鸭讲。

那么,我们能通过以某种方式回归公社及其直接民主的愿景和实践来解决问题吗?我们应该把“虚假的”闯国会山的那群人,和“本真的”穿黄马甲的那群人对立起来吗?也许,今天,随着“后-真相”政治的出现,我们见证的,是整个传统的终结。这个传统就是:存在一个真实、本真的民意,它经常被操纵和不正当地代表,但我们应该为充分地代表它而奋斗。打败川普的民粹主义的方式,不是声称它没有真正地代表人民,应该允许真正的民意在这种民粹主义之外表达自己。川普能够以如此全面的方式“操纵”民意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民意的幻像性(phantasmatic character)。因此,我们应该以黑格尔的方式,把对代议制的批判,反转为对代议制理应代表的东西的批判。

为理解这点,我们应该拿今天来和1848年的法国大革命,而不是拿公社来和今天的情况比较。想想马克思在他关于1848年革命的著作中对农民阶级的政治立场的描述,这个描述众所周知,也理应众所周知: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全集译文)


当阿拉伯之春带着对充分政治代表的要求推翻穆巴拉克政权、引入民主的时候,在埃及发生的,不也是同样的事情吗?可有了民主之后呢?那些不被代表的人投票选出了穆兄会,而民众抗议的参与者(他们大多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青年)和他们的自由议程却被边缘化了。今天,代议制的问题也在发达的西方国家爆发。整个阶层都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甚至主动拒绝被代表,因为他们觉得代议制这个形式本身就很假,而在他们被动员起来的时候,他们追随的是民粹主义领袖的旗帜。

也许,民粹主义最简明的定义之一就是:所谓民粹主义,即那些不信任政治代表的人的运动。马克思关于1848年法国农民抗议的论述——“他们投入革命运动的象征反映出笨拙的狡猾,反映出奸诈的天真,反映出矫揉造作的高尚,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迷信,是一种令人伤心的滑稽剧,是一种荒诞绝顶的颠倒时代现象,是世界历史中的玩笑,是文明头脑难以了解的象形文字,——这一象征显然带有代表着文明内部野蛮风气的那个阶级的印记”(《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全集译文)——完全适用于突袭国会山事件。那些“革命的”突袭者也反映出笨拙的狡猾(认为自己的修辞骗过了所有人)、奸诈的天真(就追随作为民众自由之化身的川普而言)、矫揉造作的高尚(援引被美国政府背叛的国父们的伟大传统),他们遵从一种深思熟虑的迷信(他们并不是真的相信他们依赖的那些阴谋论),上演了一出令人伤心的滑稽剧(模仿革命的热情),展示出一种荒谬绝顶的颠倒时代现象(保卫古老的美国自由价值观)……如此,他们真的是“难以理解的象形文字”:他们是反启蒙的野蛮的爆发,引出了我们文明的各种对抗。

这种作为我们时代的特征的反启蒙冲动的另一个名字是“后真相时代”。2021年3月,美国司法系统中发生的一件事情,把我们引向了这个古怪现象的核心。Dominion投票系统公司对亲川普的右翼律师西德尼·鲍威尔(Sidney Powell)提起了诽谤诉讼,因为后者声称,该公司(2020年大选的一些选区使用了电子投票机是这个公司制造的)把给唐纳德·川普总统的票,改投给了总统候选人乔·拜登(此外,她还声称这同一家公司和委内瑞拉的前乌戈·查韦斯政权有关联)。鲍威尔的辩护策略很是奸诈:在新的法庭文件中,她声称,讲道理的人不会相信她在2020年总统大选后说的那些关于造假的话是事实:

“的确,原告自己也把这些有待裁决的言论总结为‘无端指责’或‘古怪主张’。他们反复地给它们贴上‘根本就难以置信’甚至‘不可能’的标签。这样的总结进一步支持了被告的立场,那就是,讲道理的人不会把这些所谓的诽谤言论当作事实来接受,他们只会把它们看作有待法律通过抗辩来检验的主张。”

隐含的逻辑是,如果被至少某些讲道理的人当回事的话,那么,这些言论就真是诽谤(并会因此而惹上官司)。所以,如果成问题的言论被认为是“古怪的”和“难以置信的”,也就是说,如果讲道理的人都不会把它们当回事的话,那么,它们就不是诽谤,也就不能成为诉讼的依据。我们也可以想象从同样的角度出发,来为希特勒辩护:他关于布尔什维克-犹太阴谋的想法是如此地古怪和难以置信,故而,讲道理的人都不会把它当回事……问题是,数百万人因那个古怪的想法而死去了。对鲍威尔说的话来说也差不多(虽然她说的话当然没那么严重):她说的那种话动员了数百万人,把美国推向内战边缘,并造成死亡。

更深层的问题是:在鲍威尔传播她的诽谤言论(并且,在这么做的时候,她必然已经意识到,在所有讲道理的人看来,这些言论是荒谬而虚假的)的时候,她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为了通过动员我们非理性的本能,来操纵和引诱不讲道理的群众吗?这里,事情要更复杂:的确,鲍威尔意识到,她的诽谤没有任何理性的基础,她明知故犯地传播非-真相,但这情况就好像是,她落入了自己的陷阱,认同了自己明知不真实的东西。她不是不受自己谎言影响的操纵者:确切来说,她和她的“受害者”处在同一个位置上

鲍威尔的诽谤的地位相当于流言,但它们是被拔高为公共话语的流言。流言不讨论与表象相对的事实性真相;它们都在事实性真相之外(为保住尊严的表象,我们做好了保持沉默,不谈论真相的准备)。匿名的流言被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但即便不真实,它们依然奇怪地高效。它们往往是这样被讲述的:“我不知道这真不真实,但我听说(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有人说’)X做了那个那个”。俄国主要的国家电视台之一第一频道(Channel One)为以否认形式传播的流言提供了一个尖刻的例子。第一频道在它主要的晚间新闻节目Vremya(“时代”)上设定了一个专门讨论新冠病毒阴谋论的固定栏目。这个栏目的报道风格颇有抱负,看起来是要驳斥这些理论,但同时,它又给观众留下这样的印象,那就是,这些理论可能包含一定的真实性。因此,它把这个信息(新冠病毒引发的大流行病说到底还是要怪到鲜为人知的西方精英特别是美国头上)当作一个可疑的流言来宣传:这个信息太疯狂了,以至于不可能是真的,但谁知道呢……对事实性真相的悬置,并没有消除它的象征效力。鲍威尔例示了这样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流言公开地在公共空间传播,并形成一种社会关联。她传播流言的模式,即拜物式的否认(fetishist disavowal),与涉及一个人的公共尊严时人们采取的传统模式(“我知道我们的领导人私德有亏,但我会像他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一样行动,以为他挽尊”)对应:“虽然我不知道这些流言是不是真的,但我还是会像它们是真的一样传播它们。”

几十年前,在我被卷入一场和一个反犹主义者的激烈争论的时候,我也遇到过相似的逻辑。那个反犹主义者为《议定书》的真实性辩护。《议定书》即1900年左右,俄国沙皇的秘密警察编造出来的那个所谓的犹太人支配世界的秘密计划。我指出,《议定书》是编造出来的这件事情已有定论。文本中存在的诸多事实性错误确定无疑地表明,它们是伪造的。但那个反犹主义者坚持《议定书》是真的,而他对文本中有错误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的回答是:犹太人为使《议定书》看起来是伪造的而自己引入了这些错误,这样,外邦人就不会把它们当回事了,而那些知情的人则能够把它们当作不受怀疑的指南来使用。

西德尼·鲍威尔就在试图把那个疯狂的反犹主义者想象的情况当作事实卖给我们。她把她说的话斥为古怪而难以置信、不能当回事的,确保她的话继续产生真实的效果。在我们的后真相时代,意识形态就是这样运作的。今天,在公共的共同空间逐渐解体的时候,我们不能再依赖对人民的信任,也即,这样的信念——只要给人民破除意识形态操纵魔咒的机会,他们就会得出自己的实质性真相——了。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法国抗议者的、他们的混乱的自组织的备受赞美的“无领导”特征的一个致命局限:让领导人来聆听人民,并在他们的欲求、他们的真实利益的基础上制定计划是不够的。亨利·福特正确地评论说,在推出系列生产的汽车的时候,他不考虑人们想要什么。就像福特言简意赅地说的那样,要是去问他们想要什么,人们会说他们想要“一匹更好更强壮的马来拉我们的马车!”对今天我们需要的政治领袖来说也一样。法国的黄马甲抗议者想要一匹更好(更强壮也更廉价)的马——在这里,讽刺的是,他们还真是想要更廉价的燃油来发动他们的汽车。但是,领袖应该做的,是给他们这样一个社会的愿景:在这个社会中,燃油的价格不再重要,就像在引入汽车后,马料的价格不再重要那样。

但这当然只是成为真正的领袖(需要满足)的一个方面。另一个与此相对的方面是,在无法避免时做艰难决定的能力:在战场上牺牲哪群士兵,在资源不够时放弃哪个病人,等等。或者,就像电视剧《永恒传说》(New Amsterdam)中的一位老医生说的那样:“领袖要做让他们彻夜难眠的选择。如果你睡得安稳,那你就不是他们中的一员。”矛盾的是,那个不能被选举的政治代表机制捕捉的过度,只能在能够推行长期的社会和经济计划、不受两次选举间的短暂任期限制的领袖或领导班子那里得到适当的表达。这听起来不是很像普世的军事化(universal militarization)吗?是的——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将是一种战时共产主义,要么就是什么共产主义都不会有。[1]

今天,我们就应该这样反思公社的遗产。与迷失在怀旧的记忆中相反,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点上,那就是:今天,在工人阶级被众多相互冲突的利益分散的条件下,怎样想象人民动员。就像黑格尔充分意识到的那样,领袖(或集体领导班子)不用反思在它之前存在的实质性内容,也即,“真正的民意”。真正的领袖会真的从充满矛盾倾向的一片混乱中,创造出一个统一的政治主体。在1953年夏天,东柏林爆发工人抗议的时候,布莱希特写过一首题为《解决方案》的短诗:


“6月17日起义之后

作协的秘书

在斯大林巷分发传单

说人民已经

失去了对政府的信心

只有通过增加工作配额

才能把它赢回来。那样的话政府

解散人民

再选出另一个人民

不是更简单吗?”

这首诗经常被解读为是在讽刺党的傲慢。可要是我们把它看作对在每一个真正激进的解放进程中都会发生的事情的现实主义描述来看呢?在这样的进程中,领导真的是在再造人民,“选出”另一个作为有纪律的政治力量的人民。我们必须放弃这样的梦想或希望,即,在某个点上,LGBT+、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对少数的保护、工人的斗争、言论自由斗争、反仇恨言论、争取网络自由的努力等等会合力形成一场大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跨性别-女性主义者会和穆斯林女性一起游行抗议不许她们遮住自己的脸的禁令;感到思想自由受限的学生会和工资不足以保障生活的工人一起抗议。沿着这样的思路,巴丢抱怨说,在土耳其、埃及和占领华尔街(OWS)的运动中,抗议者大多来自于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而没有把沉默的工人阶级动员起来。关于OWS和法国的黄马甲,他进一步主张,发达西方世界中的工人阶级已经属于列宁所说的倾向于种族主义、被统治阶级腐化并失去一切解放潜力(难怪他们中的许多会给川普投票!)的“工人贵族”了,所以,我们应该寻找的联盟,不包括他们。1968年学生到雷诺工厂与那里的工人会师那个著名场景的梦想破灭了;相反,我们应该试图在没有工作的不稳定的知识分子、不满的学生和移民之间建立联系。隐藏在这些努力之下的,是一种对真正的解放主体在今天的化身(这个化身将取代马克思的工人阶级)的绝望搜寻。巴丢的候选者,是“游牧的无产阶级”。

在失去了对人民的实质性参照的情况下,最终,我们也应该放弃公社的纯真神话了。就好像公社社员是堕落(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恐怖)前的共产主义者那样,就好像公社是直接合作的梦想成真,没有任何异化的间接结构,[2]哪怕人民实际上在吃老鼠……要是与执着于怎样克服国家制度的异化、建立一个自体透明的社会相反,今天,我们的任务正好在于执行一种“好的异化”,发明一种不同的,多数的被动(passivity of the majority)模式呢?动员群众的公式,是弗洛伊德的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的政治版:党的组织应该在混乱的群众的所在之处出现,或者,就像黑格尔会说的那样,组织良好的主体应该在混乱的人民实体酝酿之处强加秩序和方向。但今天,我们应该给这个公式增加另一个解释:从主体回到实体——回到一个主体创造的,不同的实体,回到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在这个秩序下,我们可以信任地居住并追求自己的生活。


[1] 详细的论证参见Fredric Jameson et al., edited by Slavoj Žižek: An American Utopia: Dual Power and the Universal Army, London: Verso Books 2016.

[2] 当时甚至有这样(反向)的流言流传:公社的社会生活是大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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