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布洛维 | 为什么要提倡公共社会学？

迈克尔·布洛维/文

王立秋/译

译自Michael Burawoy, “Why Public Sociology?”(Wroclaw, 2018)。

身为社会学家，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矛盾的情景之中：世界的问题要求一种社会学的想象，来提供解决方案，而那种想象呢，作为一门学科、作为公共的知识，却正在不断地失势。为公共社会学而进行的斗争，既是这个矛盾的一种表达，也是对这个矛盾的一种回答。

今天的问题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人类的幸存。在我们为利润而掠夺自然——无论是土地，水还是空气——的时候，我们不但危及这个星球的长期的存在（全球变暖、有毒的废弃物、和各种各样的污染），还取代了大量的人口，剥夺了他们获得自己的生存手段并因此而创造巨大劳动储备的权利。雇佣劳动变成了更少的人的特权，而这些人本身又面临着更大的不安。与无产阶级相反，我们创造出一个不断扩大的、惊恐的、不断向社会经济阶梯的更高台阶攀爬的朝不保夕阶级。在不能给自己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找到消费者的情况下，资本主义把信用提供给了每个人——个体（抵押贷款、信用贷款）、社群（微型金融）、民族国家（结构调整贷款）——但再偿付不能再拖延的时候，泡沫破裂了，破产随破产而来，然后是金融危机，更多的人被赶上了街头。

自然、劳动和货币的商品化密切相关，但在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形式发生。身为社会学家，我们需要描画出市场的强化或扩张的相互交织的模型。但每一种商品化，也和一种更加新近的商品化，知识的商品化相关。市场的扩张把大学变成了一个商业企业，把公共物品变成了私人物品。为解决自己的财务问题，大学只好出售自己生产的知识，和公司（廉价的研究）与国家（宣传）建立密切的联系，为知识的传播和认证收费（学费），并以象征资本为交换，求富翁和超级富翁给钱。在一些地方，大学变成了它先前的自我的影子，或者干脆就衰亡了。大学内学科的存亡，也越来越取决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它们能不能为工业提供有用的研究，为国家提供意识形态，为学生提供工作。在大学和社会之间的隔膜变得越来越薄的情况下，学者们不再能够自主，所以我们必须决定我们站在谁那边，我们支持谁的价值。

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常规新古典经济学但里面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异见者——在提供为对这个星球的破坏正名的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为新的市场发展出各种记述。政治学（再一次地，这里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异见者）作为帮凶，也在收缩政治的意义、把它和权力分开、使人们不能掌控他们自己的生活的同时，为市场的扩张建立了条件。这些，是能够做到经济独立的社会科学——和社会学不一样，社会学长期以来对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国家专制主义的反对以及对公民社会的捍卫，正越来越不受社会主流势力的欢迎。

有一些国家——这样的国家是越来越少了——也在力图遏制经济海啸的破坏力量，而成功的，就甚至更少了。这些国家包括北欧的福利国家，它们依然承认问题和政策的社会维度。在这里，社会学的视角还有合法性——特别是作为一种形式的政策科学。其他一些国家则对市场竖起了壁垒，通过威权主义的手段，来遏制市场。在这里，社会学对一个开放的公民社会的捍卫，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威胁，而社会学的存在，则是朝不保夕的，因为它很容易就会被打上国家的敌人的标签。社会学是否能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幸存下来，将决定它能否在全球层面上幸存——而对于拯救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来说，后一个层面更加关键。我们的目标，不是一种虚假的世界主义，也不是某种独特的、特殊的社会学的霸权计划，而必须是一门全球社会学。

那么，该怎么办呢？社会学不能躲在学院里，眼睁睁地看着它的支持者减少；社会学应该走进公共领域，在那里演练关于社会的方向的讨论，教育公民，使之认识到市场商品化和政治理性化的危险。这可以以两种方式为之——作为传统的公共社会学，使用各种媒体（印刷物、视频和音频媒体）来刺激讨论。这从来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经常，记者们对批判的评论既无耐心亦无兴趣。独立意见的空间有限，受众也有限。电视和广播要么收到了严格的监控，要么服从于任意的市场标准。不时地，一个把个人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关联起来的社会学文本会抓住公众的想象，社会媒体的确提供了一个另类的渠道，但竞争是没完没了的，所以，我们必须在吸引注意力上创新。无论面临怎样的挑战，甚至作为一门职业的学科，我们都不能放弃公共领域，任由它为企业集团的诱导或政治的宣传所左右。

我们还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前进——有机的公共社会学。在这里，社会学家和他们的公众之间的关系是无中介的，这里的公众可以是社会运动、社会组织、也可以是地方社群。这些公众与其说是被动的不如说是主动的，与其说是薄的不如说是厚的，与其说是宽泛的不如说是狭窄的，与其说是主流的不如说是反主流的。和传统的公共社会学一样，有机的公共社会学也要求巨大的耐心，要引起他人的新人，抵抗牺牲智识自主的压力，但同时也要拒绝那种注定遗忘庶民之声的，先锋的角色。有机的公共社会学和传统的公共社会学不是相互排斥，而是互为补充的。

也许，公共社会学潜力最大、最持久的地方，是在教室里，我们大多数人的职业生涯，都是在那里度过的。的确，就像公共社会学是一种形式的教学（其中，教师在教的同时也在学）那样，教学也可以是一种形式的公共社会学。它号召我们把学生看作一个我们可以以传统的方式、或有机的方式来介入的公众，把他们对自己的理解、和他们与他者的关联提升到社会学的层面。

公共社会学不可能孑然独行。它必定是社会学家之间的，关于他们与公众（二公众本身也在参与他们自己的对话）的对话的对话。孤立的公共社会学家很快就会抛弃自己的使命，退入犬儒主义或殉道的狂热。集体的士气更必要，在那里，公共社会学是一个生死问题，就像他在非洲、拉美、中东以及甚至是在已经消失的苏联统治下的那些国家中那样。它要求集体的支持、集体的想象、和集体的组织。它不可能是我们学科的一个边缘的时刻，而必然是它的存在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大学决定性地内在于社会，为种种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力量所左右的情况下。

和政治的活动主义很不一样，公共社会学要对职业社会学的场域、其科学的规范、及其不断积累的研究机体负责。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学以公民社会（及其所有不重要的人）为立场，它把生活经验定位到它更广阔的的宏观的决定因素内部，特别是国家和经济——公共社会学必须对这个科学的知识体负责。公共社会学必须把这个知识体翻译为可为更广泛的公众所理解的语言。在引导职业知识介入公共问题上，批判社会学也很重要，因此，我们也必须强力保卫批判社会学的独立性。

另一方面，政治的活动主义，则要对政治的场域，对政治制度（立法机关、议会、政党、法律，等等）的逻辑负责。当学术学科的场域、和政治的场域重叠的时候，或者，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当后者包裹前者的时候，麻烦就来了。在这里，不取决于社会学家的意志地，公共社会学变成了政治活动主义，或被国家（政权）定义为政治活动主义。在这里，斗争也变了：我们要努力开辟出一个独立于政治领域的，属于职业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的舞台，也许，这是一个异见者的地下世界，要么，就让国家（政权）来把科学活动政治化并因此而拿自己的合法性来冒险吧。没有与兴盛的职业社会学的关联的话，公共社会学就是一只腿瘸的鸭子。

公共社会学的力量和灵感都来自社会运动。社会运动既是一种新的社会学的表达，也是对这样的社会学的要求——在对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的持续坚守和投入的推动下，这种社会学将越来越关注人类在市场和国家对社会宣告的第三次世界大战面前的幸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