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寶山

關注藝術生態、城市空間、藝術勞動及文化政治等議題。著作包括:《活在平常》(2012)及《我愛Art Basel──論盡藝術與資本》(2018)等。梁氏現為藝評組織Art Appraisal Club成員。刻下正在進行一項關於南丫島的歷史研究計劃。

《民現》講座筆記,也談幾件藝術作品(之二)

*頁碼據英文版標示

[ ]為個人點評

第四章 Occupy (Art)的政治

我認為是全書的點題編章,同時在處理:1. 佔領運動帶來的新型社會運動;2. 政治與藝術的關係,如何擺脫(尤其左翼)藝術被工具化的老問題;3. 深究康德的藝術自主性,如何結合Arendt談自由的政治訴求。本章之所以關鍵,是因為它說明了藝術如何成為「民現」的載體

·      本章首先回到occupy as sign 還是occupy as process的問題(25),進而指出這些不斷增新的藝術作品,正好就是阻街-佔領本身。公共空間看似公有,但其實是為了讓資本流動。市民用作品阻街,個人signature把公共空間重新據為己有。(90) [以阻街來重絕公共空間,在香港早見於影行者及八樓(前學聯]等組織及群體,並不始於這次佔領、或更2008年的OC]

·      這種新型的「佔領藝術」超越過去的表像之爭,不再只是再現的政治(representation politics),而是實體的、身體的、空間的。而且數量繁多,不斷增生,拒絕被去物質化,或被輕易挪用或扭曲的符號或文化身份 [政府文宣或地產商經常採此手段,文青經濟也一樣,有姿勢無實際。故此我對黃色經濟圈寄予厚望,期待真正的文化經濟可以以辯證的方式食番佢轉頭]。

·      「佔領藝術」是空間抗爭、亦為共居(co-habitation) 解難方,展示「意志同行」(willing together(41),簡單來說即是村民之間「和而不同」,不盡相同卻又願意聚集在一起)。它具有政治和美學的雙重性,政治參與不再是空談,而是 令所有參與者一起「共襄善舉」(“mad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implying no hierarchy between artists and the masses” 是interested participants)(91-2)

·      (95) 談到佔領藝術術的物質者,作者似乎有意引入「物」(Things) 來解釋它的瞹眛性和作用力。但(96) 筆峰一轉卻又回到(康德和Arendt)美學和政治討論,指出這些物品的藝術性,並不在物品本身,而是這些物品提供了審美判斷的機會,反過來強化了主體與及主體與主體之間(intersubjectivity)的依存關係。(96) 對Arendt來說,文化使物品成為藝術,而這些物品因而超越了功能性,使文化得以延續性和保存。藝術的耐用性,不在其物質和功能,而是它脫離了這些作用,在公共領域中產生意義。[這個說法聽起來好像很矛盾,正是因為藝術的物質性,使文化永垂不朽] 這些物品生存在世,使文化可以超越生物生命而持續下去:

“This earthly home becomes a world in the proper sense of the word only when the totality of fabricated things is so organized that it can resist the consuming life process of the people dwelling in it, and thus outlast them. Only where such survival is assured do we speak of culture, and only where we are confronted with things which exist independently of all utilitarian and functional reference, and whose quality remains always the same, do we speak of works of arts.” (Pang 97/ Arendt, The crisis of the culture, 1977,206)

[這亦是文化研究與藝術研究之間的微薄差異所在。甚至,在說明文化研究的目的。]

·      因此,藝術之所在,就是公共之所在 。[這有別於一般對公共藝術的設想,認為先有公共空間,再把藝術植入,便是公共藝術] 更細緻的說法是,公共藝術的政治性並不是從公共空間而來,而是來自藝術和政治的共通點。因為兩者均期待與其他平等的個體進行溝通,而不是自己一個一閉門造車,說了便是。[藝術因此才能抵抗消費主義對藝術的挪用,並區分出真正的公共藝術和在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的所謂公共藝術。] 公共世界以政治行動和文化歸屬作為基礎;而藝術和政治則均要求人們使用他們的判斷力。但有趣的是兩者的分別,在於審美對像往往是已成之物,而政治判斷則總是指向還未可知的未來。(97-8) 而無論是政治抑或藝術,它之所以是自由並帶來解放,正是它使人思考、與鹹魚有所區別。能夠進行審美判斷的,也就能夠進行政治判斷。(100)

·      彭麗君由此藉Arendt對公共性的討論,進而拆解被動的觀眾的迷思。藝術和政治共享著公眾這個舞台,但這一刻的觀眾,可能下一刻也會變成行動者。審美判斷,可以觸發行動。因此,判斷的個人性和集體性,並不存在矛盾,甚至乎是相互依存的。(100)

·      所以,作者關心「佔領藝術」,並不是要為這些物品定性,以「藝術」來判別它的優劣。而是關心「佔領藝術」到底如與個體生命悠關,又同時催生出新的集體。「佔領藝術」的出現,很多情況都不是要成為藝術品,而是希望改變空間意義,令身處其中的人可以對熟悉的環境耳目一新(如使人看見越過路障後的風景)。它既有其功能性(purposefulness, interestedness)的一面(如梯級), 但也有其不只是工具的價值。Arendt小心區分出人與物之間的兩種關係── 實用性(utility)和意義性(meaningfulness)。 而藝術品可以使人超越,正是因為它是為了誰或甚麼而出現(for the sake of),而不只是為求達到甚麼(in order to)的手段。(107-8)

·      公共正是政治與藝術的共同舞台。在眾多「佔領藝術」之中,舞蹈的特別作用令彭氏最感興趣。楊春江和梅卓燕的《傘舞》,其美學與政治功能不在於重複傘的象徵意義,而在於這個原來頗為個人的作品,在公共面前重獲新生(transcendent)。雨傘既是保存個體的工具,但舞者卻又使之變成了超越功能作用的道具(pure means)。彭引用 了阿甘本對姿態(gesture)的分析,說明舞蹈的審美特性。他認為姿態是一種純粹的工具。它只是要溝通它的溝通性,而並不作他想。這種不作為的目的(purposefulness without a purpose),背後沒有甚麼實用性或目的。(110-111)

找不到當時的照片。但有關於香港幾位舞者的紀錄片片頭。

  ·       此外,舞蹈的現場,在政治行動的現場開出了新的視野。觀看和行動不能並行,觀看的人暫擱行動,並且可以回過頭來再看行動的整體。但觀看的人也可以坐言起行,投入政治。這個給拉闊了的時空,正是政治和藝術之間互相成就的關係。(112)

·      至於藝術的自主性,緣何又與政治息息相關?Arendt認為自由意味着陌生化,是對未知和差異的接納。”poetic estrangement”──勇於面對未知,就是自由的潛力所在。另創造新天的能力,就是政治和藝術的能力;”natality”(創見新生)、”equality”(平等)和”plurality”(多元),就是解放的力量。


*上回字誤:同時在處理藝術如何使demons和公共得以顯現 >>>應為demos,多謝讀者指正。

#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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