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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候組織起來了──中國大陸異見運動的經驗教訓

只有建立堅韌的組織,運動才能生生不息。

廣州。圖:Stefan_Leitner (License: CC BY-NC-SA 2.0)

英文原文見。詳情請聯絡流傘義務翻譯團隊。 

譯者:Paradoxite


北京當局長期以來一直擔心香港是西方勢力潛入中國大陸,用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等危險思想「腐蝕」中國人民的據點。的確,香港人歷史上就一直支持大陸人民反抗窮途末路的國家資本主義,以及那個存心忽視工人、少數民族和弱勢群體權益的政權。這正是北京當局密切關注香港運動的原因。政府高層之所以要鎮壓這場運動,是因為他們知道,如果運動蔓延到大陸,就可能在本已備受壓迫、躁動不安的民眾中激起異議

最近通過的《國家安全法》將把持不同政見的人入刑,昭示了北京當局終結香港這場運動的決心。雖然這套法律的通過標誌著香港運動進入了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新階段,但探究過去十年裡中國大陸政治話語的變遷卻可以幫助我們洞悉中共的運作方式,開發更有針對性的鬥爭策略。

雖然目前中國大陸的民意被狂熱的民族主義主導,但情況並非一直如此。2010年代初,公民社會曾方興未艾,集體行動也遍地開花。儘管人權活動家兼作家劉曉波被長期監禁、2011年呼籲民主的茉莉花運動遭事後清算,中國公民仍普遍對社會正在經歷的自由化抱持希望。

這一時期,激進行動主義蓬勃發展。2010年,廣東本田工廠兩千名工人罷工19天,要求提高工資和成立自治工會。2011年,著名作家韓寒發表了《論革命》、《論民主》、《論自由》三篇廣為流傳的文章,表達了中國大陸人民獲得更多公民自由的願望。2013年,自由派報紙《南方周末》發表題為《中國夢,憲政夢》的元旦新年獻詞,希望推動新「當選」的習近平主席在中國實行憲政法治。2011-2015年間的自由化時期,女權運動、勞工行動和其他反歧視運動層見叠出,其中許多受到國際媒體關注。

在這個自由化時期,中國大陸的進步派人士相信他們可以通過表演性的抗議策略參與政治,而不對中共形成直接挑戰。例如,2011年廣州一些居民剃光頭來諷刺一個旨在「美化」市容的政府支出項目濫用財政。2012年情人節,一個女權團體為了加強社會對家庭暴力的認識,在公共場合穿上帶血的婚紗,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同年,她們還剃光了頭,抗議大學招生過程中的性別歧視。

習近平上台後,一切都變了:中國的自由化正式劃上了句號。2013年習近平發表就職演說後,《南方周報》的一篇文章原題《中國夢,憲政夢》被某高層官員改為《追夢》,抹殺了憲政希望。新浪微博──一個組織者用來就公共議題發聲的社交媒體平台──逐漸從一個自由主義避風港轉變成娛樂至上的平台、民族主義的陣地。北京當局甚至更進一步逮捕抗議家庭暴力的女權主義者以及與香港NGO有聯繫的勞工行動者。這些勞工行動者被逼供認從香港接受資金支持大陸的勞工運動,犯下了擾亂社會穩定的罪行。

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各地工廠的自發野貓式罷工也逐漸消沉。2012年,廣東一些工會曾信心滿滿地提議允許工人直選工會代表。但在自由化時期結束後,國家嚴厲打擊勞工行動,並開始逮捕積極分子,殺雞儆猴。勞工反抗因此逐漸減少。

這些社會運動儘管​​在習近平上台後遭到了嚴酷鎮壓,但並不注定就會失敗。相反,正是因為缺乏群眾的參與、動員和組織,國家才能相對容易地剿除公民抗命。習近平時代之前普遍採用的表演性抗議策略雖然能有效引起媒體關注,而且僅需少數活動家參與,但終究無法有效地在群眾間建立持久團結。

勞工運動是積極行動分子動員群眾的另一個機會──工人們本已經在非人道的工作條件下躁動起來了。工運人士利用這一形勢,為工人自發的野貓式罷工(導火綫通常是工廠事故)提供幫助,但他們卻並沒有留心建立一個有組織、有韌性的工人基礎。結果是一旦國家開始逮捕異議工人以行報復,勞工運動就分崩離析了。2013年廣州大學城環衛工人罷工就是一個例子。雖然運動最初獲得了大學生、女權主義者和其他公民社會活動家的大力支持,但後續維持工人權力的努力卻最終失敗了。罷工結束幾個月後,罷工參與者逐一遭到報復,組織工作的成果喪失殆盡。

相反,我們必須在基層組織起來,鼓動抗爭,實踐團結,建立強大的群眾基礎。

我們看看2018年佳士事件背後毛派積極分子的敗落,也可以看出中國勞工組織工作的缺陷。與中國各地許多自發的工廠罷工不同,佳士罷工是十多年來激進組織工作的高潮。在列寧的革命黨理論指導下,為了鼓動抗爭和播撒工人階級革命的願景,佳士罷工的組織者應聘進工廠做工。然而他們缺乏勞工組織經驗,除了在車間大肆宣揚毛澤東思想外,並不懂得如何做煽動工作。更糟糕的是,習近平上台後對勞工活動進行鎮壓。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了重振本地的勞工運動,這些組織者應聘進入佳士工廠組織罷工。到罷工為止,他們沒能動員起大多數同廠工人,結果在報復面前脆弱不堪,也暴露了他們十多年來的毛派學生和活動家網絡。這應該提醒我們,要建立可持續、有效的勞工組織,我們需要開發鬥爭性的組織技巧,並根據工人的生活經驗調整我們的策略。

無組織性的自發罷工和表演性抗議有其存在價值,但我們不應誤以為它們就是激進運動的基石。相反,我們必須在基層組織起來,鼓動抗爭,實踐團結,建立強大的群眾基礎。只有這樣,組織才能經受住時間的考驗,在運動被迫蟄伏時繼續為抵抗提供平台。

中國大陸的野貓罷工和表演性公民抗命行動與香港2019年的反送中抗議運動有好些相似之處。與大陸的許多行動一樣,香港的抗議者了解中共鎮壓異見者的歷史:由於擔心領導者會成為攻擊目標,因此採取去中心、無領導(「無大台」)的行動方式。也就是說行動是自發計劃的,不允許一小部分活動人士建立一個有凝聚力的平台。

這固然是向正確方向邁進一步,但在國際媒體報導減少後,香港的運動能否成功,仍將取決於運動組織能多有韌勁。

雖然北京將《國家安全法》強加於香港,但香港的運動仍有望避免像大陸的激進行動那樣受到鎮壓的命運。其實,過去一年,我們開始看到香港人在韌勁上下更多功夫:新一波基層組織和工會成立起來,為滿足運動對積極配合協作的持續需求的各種社區相繼出現。這固然是向正確方向邁進一步,但在國際媒體報導減少後,香港的運動能否成功,仍將取決於運動組織能多有韌勁。

隨著《國安法》在香港生效,抗爭者們現在必須明白:北京早就清楚,香港的命運和大陸人民的命運是緊密相連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僅要發展兩岸的團結,而且要使之鞏固持久。只有如此,我們才有望對國家的壓迫發揮長期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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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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