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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退群:重启商业捕鲸,改变的却不是日本人的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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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事务中向来守秩序、懂礼貌的日本退群了。

2018年12月26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宣布日本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将重启商业捕鲸,理由是不想被国际社会干涉本国的捕鲸传统和饮食文化。捕鲸问题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超出鲸鱼本身的外交问题。

那么,这个捕鲸组织是为什么而设立?日本的捕鲸传统真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吗?日本人热爱吃鲸鱼的传统真的到了与国际舆论背道而驰的地步了吗?选择这个时间点退群将带来什么样的深远影响?

商业捕鲸提案遇阻后退群

日本决定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2018年9月召开的国际捕鲸委员会大会上,日本提出的重启商业捕鲸的提案被否决,故而认为继续待在这个国际组织,只能是与其他国家同床异梦,不如退群单干。这意味着,日本将从2019年7月开始在本国领海和排他经济水域进行商业捕鲸。

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的人也许感到困惑,“退出捕鲸组织不是应该停止捕鲸吗?为什么却是反着来?”解决这一疑问的关键在于理解国际捕鲸委员会的组织变迁史。

在石油开采机械化之前,鲸鱼被看作是一种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资源,不仅可以作为食材,从鲸鱼身上提炼出的鲸油也是一种重要的化工资源。在这一背景下,1946年,国际捕鲸委员会成立,最初由15个捕鲸的国家组成。

设立这一组织的目的就在于以可持续捕鲸为共识,成员国坐在一起平衡各国的捕鲸数量,以免过度捕捞,日后大家都没有鲸鱼可捕了。日本于1951年加入该组织,随后一些反对捕鲸的国家也加入进来。随着成员国数量的变化,该组织内反对和赞成捕鲸的势力也在发生变化。

随着国际捕鲸委员会的扩容,2000年后,在89个加盟国中支持捕鲸的国家只有39个,但是成员国的提案只有在获得四分之三以上国家的同意时,才能得以通过。

1982年,国际捕鲸委员会通过了禁止商业捕鲸的决议,日本在反抗无效之下,在1988年停止商业捕鲸。从那以后,日本就以“调查捕鲸”为名在南极海域和北冰洋捕鲸。

所谓“调查捕鲸”是指,以调查研究鲸鱼资源的生态环境为目的进行捕鲸,这一调查项目由日本政府出资进行,每年会捕获大小不等的鲸鱼800头左右。但是,国际社会经常批判“调查捕鲸”是以“科研考察”为名,行“商业捕鲸”之实。

2014年,澳大利亚甚至将日本诉至国际法院,指责日本捕鲸不是为了科学研究,而且在捕鲸数量和鲸鱼副产品利用上都存在违规之处。最终,日本败诉。

可以说,现在的国际捕鲸委员会变成一个热爱自然的“不捕鲸组织”。因此,日本主张商业捕鲸的提案无法在国际组织中获得支持,日本认为继续待在组织里寻求提案通过是无望的,最终下了退群的决心。

所谓“自古以来”的捕鲸文化

日本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商业捕鲸,理由是什么呢? 一是,日本自古以来就有捕鲸传统和丰富的吃鲸文化,二是现在鲸鱼资源的数量已经达到可以进行商业捕鲸的规模。

日本政府一贯主张捕鲸是日本的文化传统,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同时,提出美国、俄罗斯等国的原住民也保持着捕鲸传统,所以,日本的捕鲸活动也应传承下去。但是,日本所谓的“捕鲸传统”并不是其“自古以来”就有的。

根据日本水产厅的说法,日本人在九千年前就开始与鲸鱼打交道。石川县出土了大量约五千年前的鲸鱼骨,说明日本从绳文时代就已经开始捕鲸。另外,在长崎县出土的约两千年前的遗迹中,也有画面显示了捕鲸场面,712年的《古事记》里面也有记载。

接下来,日本水产厅的说法就跳到了12世纪。之后又称,在1606年,日本和歌山县成立了日本最早的专业捕鲸组织“鲸组”,1675年有了“网取式捕鲸”法,一举增加了捕获量。

日本通过这些说法来印证世世代代的捕鲸传统,但需要注意的是,日本传统的“网取式捕鲸法”已经在1897年被外来的“挪威式捕鲸法”所取代,可以说,现在日本所使用的捕鲸方法并不能称之为历史传统。

此外,“吃鲸鱼肉是日本的饮食文化”这一社会共识和集体记忆也不是日本自古以来就有的。几百年前,日本捕鲸的数量和规模都很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大规模捕鲸。战后,日本的粮食和肉类供应出现不足,才去到地球另一端南极开始大规模捕鲸。

当时,鸡肉、牛肉等肉类供给不足,价格昂贵,而相对便宜的鲸鱼肉就成为老百姓买得起的肉类。在1946年后的20年的时间里,学校食堂也大量使用鲸鱼肉,所以“吃鲸鱼肉长大”成为现在50岁到70岁的日本人的共同记忆。

日本报纸《朝日新闻》曾报道,日本捕鲸量最鼎盛的时期是1962年,鲸鱼不仅作为物美价廉的食物获得消费者的青睐,鲸鱼资源也为日本战后复兴时期化工、制药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比如,用鲸油制成的肥皂、化妆品、润滑油等产品,为日本捕鲸行业以及相关公司带来巨大利润,在此之上,也为日本带来了很高的外汇收入。

由此可见,二战失败后,急需复兴的日本寄予捕鲸业很大希望。“捕鲸等同于国家利益”的构造在日本国内得到各界的广泛认同,于是大规模商业捕鲸变成国策。政府是导演,捕鲸人是主演,下游公司是赞助商,开始上演一出“捕鲸文化”的好戏。

1980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鸡肉、牛肉等肉类供应增加,价格开始平民化。口感较差的鲸鱼肉的消费量大大减少,同时国际社会反对捕鲸的呼声日益高涨,进入“捕鲸危机”时代。因此,日本国内鲸鱼产业的有关人士开始担心鲸鱼产业消失。

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政府、捕鲸团体、产业相关人士还有一些学者和媒体开始了“鲸鱼村的文化传承”的宣传,各地成立了“守护捕鲸会”,希望挽救这一夕阳产业。一些渔民会在捕鲸前后举行一系列祭祀活动,于是浪漫的捕鲸风物志也成为日本人共同的文化记忆。

日本人对鲸鱼的需求最高的是在1962年,自那以后逐年下降,现在的日本人均一年只吃40克鲸鱼肉,需求远低于供给。也许有人喜欢吃鲸鱼肉,但应该不至于喜欢到与国际组织对抗的地步。所以,从吃鲸鱼的历史看日本人对鲸鱼的狂热仍是一个谜。这时,我们应从其他角度分析日本退群的原因。

当鲸鱼本身成为一个政治符号

就算被全世界孤立也要吃鲸鱼肉,日本做出如此大胆又出格的行动是哪里来的勇气?或许不是日本人的胃在做主,而是另有高于鲸鱼肉本身的其他因素在蠢蠢欲动。

事实上,捕鲸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作为政治议题在刷存在感了。早在1972年,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期间,反对美国在越战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游行很多,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为了将抗议视线转移到捕鲸团体身上进行了很多动员,于是出现了2000人以上的反捕鲸游行,超过反越战的游行人数。

我们再将视线放回日本政治生活领域,支持捕鲸的议员多数来自自民党。在靠近以渔业为生的选区,议员需要保护当地渔业的发展以获得选票,于是支持捕鲸就成为政治家的一项重要事业。

最有名气的就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安倍晋三是日本山口县人,山口县下关市是有名的“近代捕鲸村”,当地市民都与捕鲸产业相关,强烈希望议员推动国家政策支持捕鲸产业。

支持捕鲸以获得选票的做法似乎还可以理解,但捕鲸产业国有化就带来了制度方面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日本国内的鲸鱼肉消费量已经很少了,大量的鲸鱼肉罐头占据库存。日本水产集团也因销量不好停止生产鲸鱼肉罐头,甚至还出过鲸鱼肉被遗弃在海边的新闻。这些都说明,按照市场经济供需平衡的理论,捕鲸产业迟早会消失。

但是,捕鲸的利益链没有那么简单。日本鲸类研究所每年会得到10亿日元(约合6千万人民币)的财政补贴进行调查捕鲸。实施捕鲸作业的是日本共同船舶公司。这家公司最初由5家民营企业出资设立,由于捕鲸成本增加以及反捕鲸组织呼声高涨,它将股权转让给5个公益团体,实质上变成一家国有企业。

与此同时,日本鲸类研究所和日本共同船舶的工作人员都由日本水产厅安排,于是“捕鲸+官僚”的组织构造成为捕鲸业维持下去的原因。针对浪费财政税收的反对声,日本政府给出的回答是这些公司已经在融资赚钱,并没有浪费大家的税金。

日本会因捕鲸被世界孤立吗?

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发展捕鲸业,是使捕鲸问题政治化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捕鲸也是日本的一个外交符号。

国际捕鲸委员会在1982年通过禁止商业捕鲸的决议时,当时的日本政府极力反对,但在当时美日贸易战的大背景下,欧美强烈反对日本商业捕鲸,这对日本政府造成了很大压力。

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奉行“现实主义”政治原则,作为一种妥协,接受了停止商业捕鲸的决议。因此,日本当时停止商业捕鲸而开启调查捕鲸只是政府为了能够继续在南极大规模捕鲸的缓兵之计,也是一张保全美日关系的外交牌。当时间来到2018年,安倍政权终于决定退出制约其捕鲸的国际捕鲸委员会。

国际政治是一个求同存异、相互说服和理解的平台。外界批评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秩序,把本国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单边主义做法,并且认为这将影响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信誉,特别是在2019年举办的“大阪G20峰会”上,日本可能会受到很多来自相关国家的压力。

我们或许更应该警惕的是日本想“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外交牌。在对内需要激发爱国情感时,便需要一些假想敌,而反对捕鲸的团体和国家就是最合适的演员。树立假想敌后,就可以在议会中重申外部环境的变化,将修改国家政策甚至修改宪法提上议程。

“既然调查捕鲸是一个幌子,我们就干脆戳穿它,诚实地面对自己决定开启商业捕鲸的做法。”如此逻辑是否耳熟?是的,这就是日本右翼想摆脱美国影响的常用公式。这就像“既然自卫队实际上在行使军队的职能,那么,我们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干脆把宪法改了吧。”

捕鲸议题就这样上升到了日本国家层面和外交层面,捕鲸政策的这种转变也折射出日本外交路线的变化——在刚刚启动的TPP和EAP中,希望成为“正常国家”的日本,其国际角色正在开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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