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武术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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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女性主义文艺独立读物。 分享女性共创的电影、文学、社会评论,挖掘历史与文化中被遮蔽的女性群体表达与体验,在批判中激发生命力与创造力。

《野蛮人入侵》:当一个女导演问什么是女人

(编辑过)
”为什么女性创作者在尝试与女性主义拉开距离?她的作品明明就是在用女人的视角呈现世界,但她却说“为什么用女性主义这个标签绑定我,只因为我是女人吗?”这些问题背后不仅仅是女导演的困境,还是许多陷入存在主义危机之中的女人的共同疑问——那个在父权秩序之外的“我”是谁。要回答这个问题,陈翠梅和她的《野蛮人入侵》是我们最好的剖析材料。
马来西亚女导演陈翠梅日前参与访谈时,发表了关于“女性导演在电影节”的言论,很多喜欢她电影的观众产生了不满,其中也包括我。

这并不是一个偶发的现象,我们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可能来自一个打破玻璃天花板的女高管、一个女性创业者、一个女导演,明明所有女性都难逃一场和父权的搏杀,甚至连自己有时候也扮演敌人,但从腥风血雨里走过来,她们说“我没在对抗任何事,我只是在做自己想做的。”

为什么女性创作者在尝试与女性主义拉开距离?她的作品明明就是在用女人的视角呈现世界,但她却说“为什么用女性主义这个标签绑定我,只因为我是女人吗?”

这些问题背后不仅仅是女导演的困境,还是许多陷入存在主义危机之中的女人的共同疑问——那个在父权秩序之外的“我”是谁。要回答这个问题,陈翠梅和她的《野蛮人入侵》是我们最好的剖析材料。

跟随女演员的主观视角,为拍新戏来到武术中心,她的儿子冲进正在教学的人群中捣乱,当安抚好儿子抬头时,猛然发现镜头在被教练、学员、男导演“怒视”,“第四堵墙”被犹如实质的目光打破,这一刻,被看的是谁?看着他们的又是谁?

这组镜头来自于陈翠梅的电影《野蛮人入侵》。本片中,陈翠梅通过戏中戏的套层结构,探讨“自我是什么”

这是一部从中间向两边延伸的电影。电影的中段,以李圆满的觉醒开始,师父提示李圆满要跟随自己,她反问“什么是自己”,而后师父连击三拳,打出了全片唯一确定的“自我”——身体的、本能自我,“告诉你痛、叫你闪、叫你挡”的自我。


中段是影片的支点,或者说是最令人放松的时刻——女主角顿悟之后,再遇僧人,收拾行李,决定离开拍摄地。向前延伸,女主角历经种种,终于在这一时刻抛弃“灵魂”,摆脱“尸体”般的受规训的身躯,感受和接受到真正的肉体的存在;向后延伸,是只保有肉体的女主角,在寻找自己的身份、寻找被赋予的灵魂。

正是以中段为原点,一一对应的剧情点互相缠绕,使得电影文本中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模糊了。在情节点的互相照应之下,我们会发现,你无论将电影中拍摄的故事理解为“复出影后去演东南亚版的《谍影重重》”,还是理解为“复出影后为电影训练武术大成后,儿子被绑架,影后追子被打失忆,在寻找身份的途中探索自我”的故事都可以。

在影片中,我们不确定电影里的虚构电影究竟能延伸到多长的地方。陈翠梅曾这样解释自己喜欢做“叙事游戏”这件事,“有句话‘鸳鸯绣成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就是一件艺术作品,任人欣赏,但是别去说明是怎么做出来的效果。我偏偏是那个对鸳鸯没有兴趣,老是想看金针的人。也会是那个以‘金针度人’的创作者。”

一位创作者将“鸳鸯图谱”(电影)里的金针翻出来,度给观众观看的形式,我们称之为“元电影”,这也是为什么陈翠梅更愿意把《野蛮人入侵》定义为“哲学电影”

事实上,这并不是陈翠梅唯一一部“元电影”,她的每一部长片都是关于电影的电影。第一部长片《爱情征服一切》的故事可以概括为:一个亲耳听过飞车党怎么骗人下海卖身的女孩,坠入情网,为当初给自己讲这个故事的飞车党卖身的故事。你可以从这部电影的镜头、人物、故事处处窥见《旺角卡门》《天若有情》……数不胜数的经典爱情港片。《野蛮人入侵》更是集合了邵氏武侠的经典桥段。可以说,陈翠梅用“金针”重构了那些爱情的、黑帮的、武侠的故事世界。


作为一部“元电影”,《野蛮人入侵》真正做到了电影开头讲的那个宫本武藏的故事——“对于年老的宫本武藏来说,一切都是剑”,这也为讨论电影的主题“自我是什么”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这里的“自我”与福柯的权力理论相关。福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灵魂是肉体的监狱,这里的灵魂并不简单指我们的精神世界、个体认知等等,而是指权力在个人身上发生的一种征服效应,我们的肉体被某种征服体所控制。

电影的前半段,李圆满暧昧不明的压抑、烦躁和无所适从,当景别拉开,她被儿子拉扯着出现。李圆满自述从怀孕伊始,她就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属于整个社会了,这里的她是一具被“灵魂”拖拽着走的“尸体”。

在一次一次的身体训练中,断绝社会赋予的母职、妻职,李圆满在疼痛中确立了肉体的、本能的“自我”。中段后东南亚版《谍影重重》开演,李圆满饰演的Moon失去记忆,虽然她身体上残留着“灵魂”的痕迹——多个国家的语言、纹身,但这都不能构成她完整的“自我”。

在叙事层面,陈翠梅成功构建了身体本能的“自我”,但当故事进入尾声,女主角被询问“离开所有关系、职业,你是谁”,答案空白了——故事本身并没直接说明,一个脱离这套社会秩序之外的自我是什么、可能存在吗?

当陈翠梅在《野蛮人入侵》里用台词一次一次叩问“自我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从琐碎的镜头细节里看到一个直觉的、经验的“自我”被勾勒出来了。

如果与男性为主角的电影比较,李圆满在片中并不是一个很有主动性、有自我欲望的女主角,她的愿望哪怕诉诸角色之口也并不被尊重,她是虽然在中心、却处处被忽视的女主角。当女主角苦苦追寻一个秩序之外的自我,提纯掉职业以及妻母女儿之类的身份,陷入了无穷的空白。

福柯所称的"灵魂"禁锢着身体的、本能的"自我",而父权制的妻母女儿也是这套秩序给女人编写的内涵,禁锢着“女人”。

这些未竟之言通过直觉性的镜头语言的补充,得到了回答,代表性的就是在开头所描述的镜头,这种不断被审视的、不知道目的地、总是在被教育的个体“体验”的保留,向我们勾勒了在故事里得以留存和觉醒的父权规训之外的属于女人的“自我”。

一个一个细碎的镜头、人设、落空的愿望和新的视角,构成了“灵魂”之外的“我”。在女人学武是为了自我保护、为父报仇的传统鸳鸯图谱之外,有一个女性学武,是为了获得一个坚如磐石的自己,仅此而已。

作为导演的陈翠梅,大概不是有意识地选择一个顺水推舟、已为人母的影后做主角,不是有意识地让一个男导演作为创作者意识的延伸出现在电影里,也不是有意识地让女主角获得一个不受外界干扰而回归自我的世界,归根到底,这些美妙的出发点,都是来自作为女性的生活经验。

如果说这场“金针度与人”的叙事游戏,联系的是电影的泛文本,那么陈翠梅用她是一个女人的角度去看、去讲、去呈现,对故事、镜头直觉性地排布,便是电影之外更为阔大的白布,作为个体经验的保存和传达联通了漫长的性别的经验。

这便是,我们称为广义的女性主义作品(即使导演并不是为这个理念而创作的)的特殊之处,它们建构了新的世界、新的视角,甚至带来了新的我,一个非主流的、父死子继之外的、能够反过来看那些审视者的“我”。

恐惧与虚无都是真实的,“我”也是。

陈翠梅导演有关性别的言论引发了许多女性观众的不满,但是在发表不满之前,我们应该首先追问:为什么女性创作者在尝试与“女性电影”,或“女性主义”拉开距离?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女性影人被排斥在经典的类型电影——西部片、黑帮片、战争片、动作片等——之外,“女性电影”与刻板印象中的私人情感剧挂钩,“女性主义”电影更与受害者、控诉抑或是无序的“解放”等标签紧紧绑在一起。因此,“女性电影”“女性主义”往往被贴上艺术和小众的标签,而不是属于“主流”“大众”的。

群体而言,女性创作者不愿意接受自己和这些刻板标签有关系,她们希望自己被认可为同样能够处理好传统类型题材的作品,从而否认自己和女性电影、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

丹麦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女导演苏珊娜·比尔曾经谈到,“每次我拍摄一部电影,就会有某个聪明的制片厂经理跑过来,对我说我的观众是20-50岁的女性。20年来,这种‘见解’从未改变。我所有的电影都是不一样的:我拍过浪漫喜剧,我拍过政治性的电影,我拍过关于暴力和创伤的电影。但就因为我是一名女性导演,这些作品就被认为没有区别。

这是一种女性影人在结构性不公中的无奈——无论她们的电影是有多么丰富的风格和主题变奏,只要她们的电影和自身的性别经验相关,就会被笼统地归类在“女性电影”之中,而“女性电影”在主流电影评价体系中又是那么被厌女地框定在一个狭小的范畴内。

反过来说,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男性电影”的标签?为什么男性成长、男性群像、男性性别经验的电影被认为是伟大的、主流的、经典的、丰富的,“女性电影”却被看待成一种反面?

在这种不平等的评价体系内,女性导演主动与“女性电影”“女性主义”拉开距离,固然是一种“自我决定”式的突破,却也在这个过程中被整个体系同化,成为“恐弱”的一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芭比》带来了一个极富有价值的范例,这部电影的定位积极地拥抱“女性电影”“女性主义”的标签,明确地嘲讽以《教父》系列为代表的“男性电影”,并带来里程碑式的、全球范围内商业成功的成绩,是一次对这些刻板标签的重要粉碎和重构。

可喜的事实证明,女性影人有能力拓宽原本被窄化“女性电影”,同时也可以重新定义被过分神化“男性电影”。

陈翠梅导演在言论引发争议后,自言“本来电影问的是‘自己是什么’,现在我竟然要问‘女性是什么?”并在出版社的推荐下开始阅读上野千鹤子的《厌女》。有趣的是,在她的电影里,“女人”的身份只是社会关系里的一个层面,她执着于追究抛弃所有社会关系后“自我”是什么,她的电影和映后对谈将问题的答案指向对于无语言世界的探索。

但是,回归到前文有关“自我”的思辨——一个脱离社会秩序,脱离符号界的“我”真的存在吗?无论从现象学、禅宗哲学或是任何一种角度出发讨论,这都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本体议题。

然而,正如这部“哲学电影”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样,此时此刻作为“女人”,我们的身体依然扎根在父权制的泥沼中,依然被指派为社会性别的第二性,女导演依然要面对是不是“女性电影”的提问。如果这样的现实一成不变,那么每个女人就不可避免地要回答,也必须要思考什么是“女人”的问题。

我以为,理解“女性主义”是什么,理解“女性”是什么,其实也没有那么高的门槛。正如电影里呈现的那般直接——

父权社会的拳头打了过来,你疼痛,你也就知道了什么是“女人”。

编辑:阿咸、小狮、土豆苗

排版:阿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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