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党潇洒走一回 02

回想1986年，我刚结婚，而景气还没有恢复过来。我想赚些外快，向行动党批了些《火箭报》来卖。

《火箭报》早期只有英文版，不定期出版，定价四毛，由党员上街贩卖，或拿个桶让民众认捐换报纸。报章偏重内容，并不怎么重视设计排版。1986年,《火箭报》改革，换上一批槟城资深的编辑团队，编排上有了改善。我开始卖党报时，报纸已固定一两个月出版一次，价钱也起到八毛。我拿了五千份，跟一个印度拍档纳登合作卖。报纸批发价是四毛八，现金交易，说好盈亏自负，卖不完不能退。

每天一下班，我就出去卖报纸。我很勤快，一半为党，一半为那三毛钱。天知道我穷得不得了，有时连午餐也不吃，就一身上班服，在公司附近的咖啡店，一间一间卖过去，常有人给一块不用找，一天下来，竟也赚到几十块。

我的报份很快增加到一万份。我需要扩充我的团队。我叫来阿杨，他又召了他的女朋友、他的姐妹、他的亲朋戚友。然后，我的姐妹、老婆、干女儿一家也加入。没有卖报的日子，阿杨就载着我去拜访各个支部的主席，把报纸批给他们。我的卖报团队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高峰时期有三百多个人！

《火箭报》内容向来大胆激烈，主流报章又没什么东西看，因此在孟沙（Bangsar)、SS2这些知识分子出没的地方销量不错，不过最好卖的地区是14区再也商场一带，那里一天销量可高达五百份！而你永远猜度不到，到底什么人会掏钱买一份反对党的报纸——我曾走进棺材店卖报，甚至卖过给马华党员。

当报份突破两万时，我的想法格局变大了。街头卖报让我了解到报纸的传播责任，以及对社会的影响。一个充满热血的理想渐渐在我脑海成形：我希望作为行动党喉舌的《火箭报》可以做得更好，我希望更多群众可以接触到主流媒体以外的讯息。我想拿下《火箭报》的代理权，再行革新。

我去跟总部谈，对方听到报份数字，吓一跳：“这么多！我们这么多年都没卖过这个数目呢！”但他们没有答应我。

我不死心，回家做了一份建议书，说明为何要私营化、如何私营化、如何回馈金钱给行动党。我把计划书影印了很多份，一有空就去总部派。整整大半年，我在那些大人物后面跟进跟出，试图说服他们。终于有一次，有个北部的国会议员跟我说：“你再做一份好一点的建议书给我们吧！”

我跟阿杨分工合作，做了第二版。这次更加大刀阔斧，除了建议将报纸从黑白改去彩色、从十六版增加到二十四版，我们还过度乐观地想加插广告，根本没想到谁会在一份反对党的党报上卖产品。

计划书交上去后，一直没有下文。我闷闷不乐。那是1987年，女儿刚出世不久，而我的事业在广告社和报纸代理之间，蜡烛两头烧，却两头不到岸，我很担心养不起孩子。但我是生存主义者，坐着等死不是我的作风。

我偷偷下了一个决心——去英国跳飞机。

80年代，出国跳飞机打工是很平常的。国人主要是去英国，因为英国殖民过马来西亚，语言通，入境打工也还不那么严谨，我怡保很多亲戚都一个拖一个赚英磅去了，虽然我一直搞不清楚他们在那里做什么。这些人张扬地衣锦还乡，对自己在外国如何谋生却显得过于隐晦。我试过问某邻居：“你去那里做什么？”对方给我的答案是：“念书！”读了那么多年，却始终没看他念了什么学位回来。

不管怎样，他们的风光返乡刺激了我。我也要去欧洲闯一闯，打杂也好，洗碗也罢。我将计划告诉阿杨，顺便宣布：“我们拆伙吧！”

其实，我们之间完全没有任何口头或书面承诺的合作关系，只是自相识以后，他便跟着我做事。我偶尔会请他做广告案子，后来我被人欠了一屁股债，他的工资，不是拖，就是欠。等到他发现我的公司由六个员工一路少到三个时，他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了。

他来找我，没有翻桌，只说了句：“你不用给我工资，只要别叫我拿钱出来就好了。”我后来发现，“不从口袋里掏钱”是他的底线，也是他做人的原则。

或许是穷怕了。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