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名的Professor 01

“身体的障碍并不能局限一个人，只要内心保持信心，那股力量，大得可以穿透墙。”

我至今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做出版的？

身为出版社老板，理应需要阅读书本的内容、监督编辑的排版、斟酌彩色的运用、决定新书的封面，还要准备陈述报告、参加国际书展、编排销售策略……以上每个细节，都要用眼睛看。

而我是一个盲人。

然而我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生存主义者。一颗星球撞过来，我依然会想办法生存下去。

只要活着，便有无限可能。

虽然，我偶尔还是会忍不住想：如果不是那场车祸，我的眼睛会不会瞎？如果当时的医学再昌明一些，我的眼睛就可以治好……如果我没有瞎，我的一生必然会不一样吧！

但，世事是没有“如果”的。

不管怎样，正因为我是个盲人，我的一生已经跟别人不一样了，不是吗？

我不是打娘胎出世就看不见的。一开始是弱视。因为自出生如此，我一直以为每个人跟我一样，我一直以为世界是朦胧的。与玩伴踢球，从来只看到一群人影在我面前跑来跑去，根本没看过球在哪里；念书时，体格高大的我总是坐在最后一排，从不晓得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什么。

我视力不好，但智商应该很正常，小学二年级时，我还考过第二名。上了三年级，视力开始恶化，功课也跟着一落千丈。那年，我发展出人生中的第一项生存绝技——东张西望抄同学。

到这时候，父母才发现事态严重，带我去验眼睛。一验之下，近视竟有一千四百度！我第一次戴上眼镜，才发现原来世界那么清晰！那时候近视不如现在普遍，偏偏当时塑胶镜片又还没面世，只有玻璃镜片，我一戴上那副又厚又重又土的“阿伯眼镜”，左邻右舍就幸灾乐祸地给我取外号，叫我“一千度的Professor（博士）”。去到学校，同学也装模作样地叫：“Professor! Professor!”我很窘，心中千百个不愿意去上学，又不敢告诉父母。

往后整整十年的求学生涯中，我像异类那样活在群体中，我用尽力气去掩饰内心的自卑却徒劳无功。而我只是个孩子，无力反抗，只得任由心底的黑洞跟着我一起长大。

我渐渐无心念书——好吧我承认，其中一个原因是戴眼镜后，看得清了，心就野了。母亲每每看到我的成绩单，总是又气又急。只有对面卖豆花的邻居跟我的立场一致：“你眼睛不好，不必读书了，来跟我卖豆花吧，一天至少有两元收入。”我还没来得及考虑我的豆花事业，母亲已想出一个绝妙的方法来对付我。只要我想出去玩，她就把我的眼镜藏起来，逼我在家里读书。于是，邻居每个下午都可以听到我大声朗读的声音——天知道我是多么心不甘情不愿！

母亲把我“软禁” 在家，其实另有目的：她担心弱视的我出外发生意外。整个童年，我除了上学，活动范围最远最远，就是家里后院。这下好比把孙悟空压在如来佛的五指山下，叫贪玩的我动弹不得。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为了打发苦闷无聊的午后，我仿效老孙练就七十二变绝技——自己发明游戏、自己制作玩具。这大概就是我美术设计和创作的启蒙。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一个弱视的人生跟其他人的人生有什么差别。从家里到学校，从未有人给过我任何特权或优待。我一样要交功课、一样被罚站、一样被妈妈打耳光。除了多一副厚重的眼镜，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正常人。

我甚至跟其他同学一起参加运动会，只是我人高马大，运动细胞却不发达，只有接力赛跑还可以，得过几次奖。长跑我不够气；足球——我很使劲跑，只是从来没看到过球在哪里；至于曲棍球，我玩了好几年，初中一快念完时，我终于忍不住跟同学说：“查尔斯，可以麻烦你拿曲棍球给我看一下吗？”

“有什么好看的？”他很奇怪。

“我没看过啊！”

“有没有搞错，你怎么会没看过？”

“我其实看不到球。”

“可是你不也跟着大家玩了那么多年？”

“对啊， 每次你们跑我就跟着跑啊！”

升上中学，视力严重萎缩，“能见度”剩下珍贵的二十尺。中二那年，我配了另一副二千六百度的眼镜。我倒不担忧自己的视力，我在意的，是这副眼镜比之前的更厚更重，而且更丑！

我决定把两副眼镜带在身上——无人或上课之时就戴二千六百度的，出外之时，冒着搭错巴士的险，也要换上一千四百度的眼镜。当时我在14区武吉免登男校（Bukit Bintang Boy School）念中学，好几次放学回家上错车，直到开往吉隆坡的巴士兜兜转转上了高速大道才赫然惊觉！如果人生中倒霉事可依其惨烈程度分为五个级数，那盲人搭错车是属于五星级的惨剧！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