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中国的资本主义过渡（2.3）

农村工业的地区多样化

1980年代末，学术界和国家开始（从几十种已经确认的模式当中）推广三种农村工业化的地区经验，以供全国效仿：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三角模式。三种模式的区别主要在于所有权架构：苏南模式主要是村、乡、镇三级集体所有，温州模式主要是个体户所有，珠三角模式是所谓“五个轮子一起转”，在其余四类（个体户，村、乡、镇级企业）之上再加县级企业。这些不是纯粹思想或政治上的“模式”，不如说更具备观察性质：政策总体上都希望追赶上地方的动力，因为政策的往往跟不上地方动态。这在当年的决策过程当中并不罕见。于是这三种模式就用所在地命名了，并且争论点不光是三种模式各自给出的抽象好处，而是在这三个“实验性”场地那里可以观察到的经验性结果。为了展现中国经济在这个乐观的过渡时期如何多样化和通往新的可能性，以及展现这种地区差异在1990年代末被统摄到更统一的价值规律之下以后，何以最终塑造出这个国家不均匀的经济地理状况，有必要简要检视一下上述的模式。

可以说，这些模式除了具备当代政治话语所强调的不同所有权架构，还和各自的地区生产机制密不可分。苏南企业使用地方劳动力和资本，为面向国内市场生产家用品（自行车、冰箱等）的临近国企制造消费品和工业零件。温州企业使用家族劳动力和资本，面向国内市场生制造轻工业消费品（服装、鞋履等）。珠三角企业起初使用当地劳动力、后来使用农民工和外资（一开始主要来自海外华人），面向出口制造各类产品。中国其余地区的乡镇企业如果条件类似，就会和其中一种模式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像。沿海的福建，尤其是厦门经济特区和临近的晋江县，就和珠三角相像，而不同点在于起始的资本大多来自台湾而不是香港，另外联户企业也压过了集体企业。类似的还有上海和天津的旧工业枢纽，其中许多乡镇企业与苏南相像，可能有个体户企业针对全中国的国内市场（和温州一样），不过碍于某些地方的官员对私有企业常存疑心，这些地方的私企有大部分被迫伪装成集体企业，一直到1990年代中国家政策逆转为止。[137]

[137] Bramall 2007, pp. 60-70; Buck 2012, pp. 13-15; Lin 1997, p. 127.

某些观察家强调有第四种“平定模式”，即华北山西省的平定县。显然政府从来没有将此推广为各处效仿的对象，但是在北部和西部的山区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形态。[138]这种模式和苏南模式类似，涉及集体企业使用地方劳动力和资本，面向国内市场生产商品，但是因为这些乡镇企业位于山区，生产就围绕资源开采（采矿、采石、伐木）和加工（冶炼、营建材料、锯木）展开。这个模式展现出与1970年代初“五小工业”最大的延续性，只是现在的首要目标不是在地方使用这些材料进行农业现代化，而是将材料出售给城市企业用作工业用途，以此盈利。

[138] Bramall 2007, pp. 64-65.

平定县的各类工业（包括锻炼铁矿、开采石灰岩和生产营建材料）本身以采煤为中心，[139]而西北、西南、华中和华北的富煤省份当中，有大约80%的乡镇企业是煤矿，不过从全国来看，这些煤矿只占了乡镇企业千分之三。[140]农村集体早在大跃进就开始采煤，这个部门在1964年被提升为“五小工业”之一，但是到1978年，社队企业的产煤量只占全国的15%，其余则专属于国有企业。随着上述的一系列政策更迭出现，农村采煤业在1980年代出现指数式增长，到1995年，7.3万家乡镇企业煤矿提供了全国49%的产煤量。这个部门的增长得以特别迅速，是因为中国长期特有的煤炭不足现象，还因为国家无力资助国企使其能够赶上持续增长的能源需求。到1990年代中，乡镇企业煤矿就终结了中国煤炭不足的历史，过去的17年间，他们的产量占了产量总增量的73.5%。[141]

[139] 同上

[140] Rui 2004, pp. 2-3.

[141] 同上，p. 4.

该工业和相关工业还深刻转变了自身发展的时候所在的农村地区。地区富裕了，但也引起了严重的污染和不计其数的伤亡，也让这些地区经济开始依赖一个到1990年代末就会被叫停大半的部门。比如说陕西的神木县，这个在1980年代中期连最低电力需求都没法满足的重点贫困县，却在1990年代末成了富足的电力输出地。县政府85%的收入来自200多家乡镇企业，而这些企业雇佣了35万农村居民中的2万人左右，工资是种田所得的两倍之多，不过这还是远远低于国企工人的工资。[142]正是低工资和不牢靠的就业关系助力了乡镇企业煤矿的繁荣。此外它们在安全措施、土地恢复、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方面的开支，落后于国企的标准。[143]虽然煤矿名义上是集体性质，但其实许多经理将之当作私企那样运作，而这些经理通常是地方官员，甚至是国企煤矿的干部。[144]

[142] 同上，p. 6.

[143] 同上，p. 7.

[144] 除了上述四种模式，还有不少人认为农村工业的形态可以归结为第五种模式，所描述的中部和西部乡镇企业依然以集体性质为主、使用地方劳动力与资本，针对国内市场去加工农产品，制造农业投入与消费品。和平定模式一样，这种模式从来没有推广为全国模式，1990年代末在国家推进集体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还大多崩溃了，不过少数集体企业因为深耕利基市场而存活了。一个明显例子是河南的南街村，被许多左派誉为中国社会主义最后的阵地，是资本主义企业之外的模式。但是，南街村的成功依赖的只是中国农业银行的慷慨支持，以及对非本地工人的剥削。他们占劳动力大军的三分之二，为村里20多家企业完成大部分手工劳动，却不能享受村民享受的任何集体福利。见China Left Review, 2008的第1期。

国企–乡镇企业中枢的盛衰

随着环境被污染、农业被遗弃，在温州和珠三角愈发私有化的农村工业化，其成功也被城市化或者说“城镇化”所终结。1990年代的左派本来将乡镇企业展望为一种克服城乡差距、构建集体主义道路的新途径，但是上述情况给了他们的希望当头一棒。[145]不过在这里可以再深究一下苏南模式，因为这种模式确实呈现了另一条曾经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短暂显赫过，最后因为市场力量和国家政策而崩溃的发展路径。虽然政策的一个调整似乎不大可能转变这个路径，也不大可能将这个模式转变为2000年代外国投资、出口导向之外的另一个全国性选择，但是更细致考察这段经验，可以帮助我们以对比的方法聚焦其他模式，还能揭示1990年代初人们对多元的“市场社会主义”之所以抱有典型的全方面乐观情绪，背后有什么物质基础。最后，这种地区生产模式的盛衰为随后2000年代初的私企繁荣创造了条件之一，因为当时固定资本、熟练人员、人脉和基础设施等大量库存，在公共部门建立起来以后被投进了市场。

[145] 1990年代这些关于乡镇企业的政治讨论综述可见Alexander Day, The Peasant in Postsocialist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的第三章。

引入双轨制经济以后，消费者需求的爆发就得以持续十年之久。这就是说，国企可以高价出售消费品，但是生产这种商品的许多材料依然短缺。虽然生产材料的国企也受到类似的激励去扩大生产，满足超出额度的销量，但这种扩张要几年时间才能赶上需求，所以材料价格也升高了。国企经理的做法是利用自己与周边农村官员的私人人脉（或者创造新人脉），建立新的乡镇企业，专门生产自己需要的材料，而价格会比其他国企的售价低。这种中枢扩大到最后，不仅零件，连以前直接在国企内部生产的最终成品也外包了，这不仅是为了削减成本，还是为了在官僚的文山会海、国家对城市土地使用的管控等等限制之下扩大生产。国企经理在农村如果有朋友，开新厂就会比在城市拿地拿许可容易得多。所以总的来说，国企-乡镇企业中枢是一套人脉，让某个城市的国企把工业零件的制造外包给周边农村的集体企业，同时国企用贷款、设备转赠、派遣技术人员培训乡镇企业等手段支持集体企业。这样做以最小成本便利了生产扩张，使国企得益（在计划经济之下由于有监管，想这样做通常不大可能）；提供了收入新来源，使乡镇得益（原则上所有居民以集体企业分红的形式分享收入）；向农村居民提供了在城市企业无法企及的职位，使乡镇企业员工得益。

这种中枢在苏南，在苏南所属的江南地区（还包括上海和浙江北部），以及天津周边和少数成功适应市场经济、甚至壮大起来的其他国企那里成为了主流，不过也只持续了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期几年。[146]这个情景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四个因素的聚合作用：此前提及的政策更迭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形成（还有前二十年的现代化将许多农村人变成农村劳动的“剩余”）；当时这些地区只进行了局部的市场化（与经济特区更为完整的市场化相比）；相对强劲和有活力的国企的出现；国家的经济战略转为促进轻工业、满足国内消费。这种转向给消费导向型国企提供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的动力，当然了，这种市场导向型的扩张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同时出现了两个因素：管理去中心化，国家对许多商品生产的垄断开始放松。

[146] 这部分大多内容收集自Buck 2012，“国企-乡镇企业中枢”的说法也出自那里。

这种中枢在上海有最好的纪录。当地国企生产的重点消费品是自行车、冰箱、缝纫机、摩托车和汽车。到1980年代末，周边农村的集体企业开始为这些行业生产零件了。上海的国企在1978年之前就开始让社队企业承包业务，但是这种做法到1980年代中枢系统快速成型之时才普遍起来。[147]原因之一，是上海经济依然被屏蔽在珠三角等地正在进行的外国投资和更彻底的市场化试验之外，因为上海是国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占中央政府总收入的六分之一，而这六分之一中有70%来自上海的国企利润。[148]之后到1988年，上海郊区的工业产出之中，有31.2%来自介乎国企和乡镇企业之间的1446家联营企业，当地政府将此誉为“城乡结合”。[149]比如说，有一家家庭冰箱国企是上海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年产出从1985年的1万台增至1996年的85万台，劳动力大军从557人增至2740人。到1997年，这家国企已经发展出76个承包商组成的供应基础，其中41家是乡镇企业。它还帮助自己的压缩机（这是制造冰箱最重要的零件）供应商发展自己的承包商基础。起初这家冰箱国企的大部分压缩机要从日本进口，但十年前后，70%的供应已经本地化，成本减少了45%。同一时间，本地的压缩机厂房年产出从10万台增至90万台。这个成就大半要归于自己帮助设立了60个承包商，其中过半是乡镇企业。[150]

[147] 同上，p. 26.

[148] 同上，p. 14.

[149] 同上，p. 27.

[150] 同上.

这些网络扩张得很快，但是此后也萎缩得很突然，个中原因是几十年的“短缺经济”，这种经济散布了一种幻觉，以为国企不用去饱和消费需求就可以持续扩张。等到各个条件已经明显转变为“剩余经济”的时候就为时已晚。在这个例子里，最好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理解为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发生了两个转变：一是1984年开始从计划经济转为混合经济，或者说“双轨制”经济；二是1990年代中从双轨制经济转为市场经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双轨制经济之下，是上述中枢的全盛时期，“国企要到几年以后才会感受到市场竞争，那时候产能赶上并超越了需求”。[151]1984年起，有一套国家政策永久限制了计划经济的范围。国企在这个范围之外生产的东西，从此以后可以在官僚渠道之外销售，利润由卖方自留。社会主义模式（目的是过渡到共产主义）曾经短暂产生了幻觉，使人以为这个稳定的系统能够无休止地自我再生产，而现在双轨制经济也多少产生类似的流行想法，以为这是充分成型的经济制度，有自己的界限和建制。许多参与者有这样的信仰，认为社会主义足够稳定，能够经受住这些大范围的改革，他们看不到过渡发挥到极致以后，最终就会拥有自己的生命。同样，双轨制经济外在的健全使许多国企和乡镇企业的经理看不到，他们正逐渐被统摄到价值规律之下。

[151] 同上，p. 81

这样的一个结果，是这些企业的经理所作的决策，只有在过去几十年偏向重工业、基础设施和军事生产的计划所遗留下来的短缺经济之中才行得通。在新兴市场的规则与信号快速更迭的条件下，这些国企和乡镇企业的经理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商业行动组合，这套组合在双轨制经济下暂时行得通，最终却导致了双轨制的衰亡。这套组合对那些职务正重新组建或已被中断的官僚人脉过度依赖，并且围绕向特别的国企出售专门的零件来设计乡镇企业，另外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持续将生产大大扩张到市场可以吸纳的范围之外。1990年代中价格开始下滑的时候，当时国企依然不能裁减工人，于是开始勉力减少成本，比如减少当地供应商的订单数，转用更偏远城镇的新兴乡镇企业生产的便宜零部件等等。市场理性取代了地方乡镇企业经理曾认为理所当然的个人忠诚伦理。到1999年，上海农村地区六大重点工业的地方乡镇企业承包商有大约60-70%倒闭了。[152]这些地方的经济因此被拖垮，仅一项研究就发现在调查的几个镇中，每个都有几十万工人被裁减。[153]

[152] 这些行业是裁缝机、自行车、摩托车、汽车、冰箱和测量器械。同上，p. 5 and 132.

[153] 同上，p. 191.

如此绝境将大量熟练工人和机器倾注到私营经济之中。这些工厂有许多被经理接管，通常的手段是与中国别处或者海外资本合伙，同时根据更纯粹的市场原则进行重组。地方工人被迫与贫困地区的农民工竞争。而在其他情况之下，这些不再运作的工厂的原有设备将被私营企业买下运走。下文会更详细讨论，从1990年代中到年代末，全国大多集体乡镇企业陷入倒闭或者私有化，但是上海和苏南是最后发生这一现象的。这表明该两地的乡镇企业从纯经济的角度看比其他地区成功得多，对国家来说也更重要（因为它们帮助国企产生重要的收入来源），所以没有被迫私有化——至少一开始是这样。一直到国企过分扩张，超出了国家消费产品的能力而自掘坟墓的时候，依赖国企的乡镇企业才陷入破产，要么直接私有化，要么将设备卖给现有的私企。所以，苏南模式并不是一个集体农村企业兴盛衰败的典型故事，不过结局是一样的。因此，这既表明了在彰显流动性的1980-1990年代，中国不同地区所特有的经济经验是多么多样，还表明这些经验在价值规律的压力之下最终崩溃。

价值的孕育

早在1980年代中期，国内生产就开始应对与价值积累的规条类似的日益加重的压力。这些压力绝对没有充分地发展，因为许多乡镇企业要到1990年代中才完全市场化，但是价值形式显然已经在农村和经济特区开始孕育。尽管所有权名义上依然属于公众（除开几个少数经济特区），这依然是资本主义过渡过程的一个分界点。对此可以大致理解为出现了两个价值系统，起初互相分离，各自发展不良，到世纪之交就会融合。第一个系统是国内的，支撑它的是农村工业增长，驱动力大部分来自地方，比如大包干制约之下的新动力结构。第二个系统是国际的，不仅标志了价值形式的孕育，还有无往不利的全球积累系统入侵大陆。到1990年代，两个系统会开始联结，各自互相补充并在随后带出一波市场化规划，将发展中的国内价值形式和全球经济宰制性规条之间的联系磨灭掉。

尽管有偏离主叙述的风险，在这里澄清一下我们所说“资本主义过渡”的某些理论细节还是很重要的。价值本身是某种幽灵一样的范畴，但是它在社会层面上具备物质形式：价值是“现实的抽象”，也就是说，交换商品这个行为构成了商品的等价性，所以向前追溯的话，这两者都隐含了一般抽象劳动的无形态性，这种抽象劳动可以在多种多样的商品那里实现，同时又需要出现某种一般的、抽象的货币商品来实现这种等价。[154]因此，马克思的价值理念并不依赖任何主观的估值行为，这可能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所有其他形式的经济学之间最大的差异了。价值，即便在流通领域之内是重要的近因，也绝对不是被个别消费者“估量”这个和那个商品的时候界定出来的。[155]最好将价值理解为正在发生的进程，而指引这个进程的是宛如机器的逻辑，这个逻辑为了扩张自己，于是将人类和所有种类的非人类系统用作原材料和传达机制。这个过程本身与个别的“价值”对立，所产生的就是“价值形式”。[156]价值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生成性的属性，这种生产随后会根据自己基础的内部逻辑将自身的生成性属性往前推进。这个逻辑是：资本主义进行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类需求，而是为了增加体现在商品之中的价值量。然而，为了使资本主义意义上的价值能得到生产，劳动也必须成为可以交易的商品，并且将劳动界定为生产工资之外超额价值的能力。要实现这一点，就只有让（以商品的形式）生产出来的价值在市场上成功出售。于是，如此实现了的价值将具有货币资本的形式，其中大部分要作为投资被往回输送到生产之中。投资的功能最终是要生产更大量的价值，而在企业的层次看来，这个功能是用利润标明的（只是通常不会呈现简单的线性性质）。由此，投资市场是由各企业和工业之间的利润率之差界定的。

[154] “现实的抽象”这个概念是马克思的方法重心，人们通常认为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在1977年的作品《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此有最明确的承认。该作品在20世纪晚叶流行于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圈子，却在之后出现了极致的误用，领头的是高级哲学的时兴风尚。最近这些年有不少人尝试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范围内重新关注这个概念，其中涉及马克思对“现实的抽象”的使用情况以及这些抽象与交换过程的联系的一个近代汇总作品是Ray Brassier, ‘Concrete-in-Thought, Concrete-in-Act: Marx, Materialism and the Exchange Abstraction’ in Crisis and Critique, Vol. 5, No.1, 2018.

[155] 不过，这在某些马克思主义学派当中一直是争论点。譬如见Elena Louisa Lange, “Failed Abstraction – The Problem of Uno Kōzō’s Reading of Marx’s Theory of the Value For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2.1, Brill, Leiden, pp. 1–31.

[156] 如需更多细节，“价值形式理论”学派在英美学术界那里已经足够连贯，可以成为一个鲜明的参考点。不过这是一个宽泛的范畴，当中包括鲁宾（Isaak Rubin）的早期著作、德国的新马克思解读（Neue Marx–Lektüre），还有某些法国和英美极左理论思潮。其中一个较好的来源，是米夏埃尔·海因里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

于是，通过市场进行的竞争在这个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发挥关键作用。第一，有必要存在一个一般的劳动市场，来保证剩余价值可以作为工资的剩余被生产出来。不是所有工人都要完全依赖工资，但是市场工资必须起足够的主导作用，能够以惯性力保证越来越多的工人直接或间接地越来越依赖工资。与此类似，市场工资还必须具有足够的主导力，能够对局外人施加引力一般的拉力，换句话说，让农民的生存大半不依赖自己的土地，他们在市场交换剩余的时候要使用市场价，而最终界定市场价的是劳动成本和劳动占资本的比例。[157]第二，有必要存在一个一般的商品市场，用于生产出来的货品。再次说明，不是所有货品都要商品化，但是这样一个市场存在不断扩大范围的一般趋势，也就是将更多的货品拖入市场交换，将货品转变为商品。这种转变还使得这些货品融入资本主义的技术空间，生产过程在这个技术空间里具有越来越零散、日益自动化的趋势。最后，有必要存在一个资本的市场：货币资本和固定资本都必须可以交易，同时遵循市场竞争，使投资可以顺应利润率。

[157] 其他类别的市场交换当然在历史上存在过，这里最相关的是扩张性很强、大部分是农村构成的市场，这种市场在东亚大陆从中世纪时代一直延续到清代。这些市场里的生产主要由手工形式的劳动构成，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出售的剩余农产品或家庭制品。对绝大部分人口来说，生活资料是地方农业生产的事情，与工资无关。有人认为南宋和明初的时候有一两个时期，地方的市场关系开始延伸到农业，将相当一部分劳动解放出来，进入城市中心的工资劳动当中，由此打开了资本主义过渡的潜力。就我们看来，我们只需表明这种过渡从未发生。晚清之前国内并不存在“资本主义”传统。对这个争论的综述，对市场在前资本主义的东亚大陆如何发挥作用的解释，见万志英，《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

三个阶段结合起来以后，这些市场力量将产生一种在一般意义上倾向于增加生产力的价值形式。这个结合之所以发生，既因为惯性力在绝对意义上扩大生产（也就是说，开工的工厂越多，进入劳动力的工人也越多），也因为单个工人生产力在相对意义上的增加。竞争通过这两种形式推动扩张。为了维持业务，各个企业必须胜过其他企业，为达成这一点，企业要么去发现新市场（去新产品或者单纯新地区那里找）并扩大生产满足市场，要么革新自己现有的设备，从而用更少的劳动生产更大量的货品。这两者当然不会互相排斥，越早进行其中之一的企业会承担越大的风险，但是一旦成功也会获得更多的奖励。其他企业跟进以后，市场就会稳定在增加了的新规模和新范围之中。对经济总体来说，总价值是扩大了。这种扩张所依赖的是劳动力大军的准备程度，也就是购买劳动力所需的工资要为利润留下足够空间。此外，扩张还依赖企业在商品市场交易成品的能力，也就是依赖企业实现生产过程创造了的价值的能力。

1970年代以降，中国经济内部的这些市场，每一个至少都处于局部不完整的状态。改革初年，唯一可以称作产生了资本主义意义上价值的生产过程，发生在经济特区的孤立空间内部，而这种价值是在全球市场上交易的。但是在1980年代前后，国内市场的崛起将见证某种虽然稚嫩、但是鲜明的价值形式的局部形成，而它裹着计划经济的外壳。经济特区之外的价值生产，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的大量乡镇企业那里，尤其（不过并不单独）体现在比邻经济特区的工业那里，当时这些工业已经或多或少联系上出口加工了。但是，社会主义时代的福利政策限制了依赖工资的人口规模，尤其限制了有城市户口的人口。由于生产力提高，从农活中解放出来的农村工人为乡镇企业生产提供了随时待命的劳动市场。在城市领域，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原始无产阶级的工人比例虽然在增长，在沿海城市尤其如此，但是与完全融入社会主义时代以企业为基础的“铁饭碗”福利的工人相比，这个比例依然偏低。不过，日益加深的市场化抬升了通胀，开始改变生计的性质，使得越来越多的货品成为社会必需品。这进一步刺激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农民受到的刺激尤甚。

与此同时，资本本身只是间接服从于市场力量，这表现为该时期工厂关闭的数量相对较低。此时的企业可以去体验市场竞争的好处，并且依旧免受市场竞争的坏处（指的是破产和被更能干的竞争者吸收）影响。这种局部暴露在市场力量之下的状况却使得国企关注生产力的增长，而不是像在社会主义时期那样，单纯扩大自己所得的国家分配或者资源消费。自留收入的比例增加，企业就可以通过新机器、新设备和培训的形式将资金输送回企业。总的来说，到1990年代“企业资金已经取代国家划拨，成为研发的主要资金来源”。[158]乡镇企业和小私企偏向劳动密集型生产的时候，国企却是资本密集型，劳动生产力也显著偏高。技术转型的整个过程具有增加竞争压力的趋势，这就保证了市场化本身在提速进行。

[158] Jefferson and Rawski, 2001, p.252

起初，残余的社会主义时代异议者当中最激进的一翼，比如李一哲小组的李正天和王希哲他们，想象过经济改革可以结合工人管理的规模增加，创造出一个透过民主监管和非资本主义的市场来协调的企业间合作制度。[159]类似的还有党自己，重拾1950年代就开始了的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规律”的争论。当初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市场”解读，认为市场可以与国家所有制共存，并且避免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既然市场不过是进行货品流通的机制，那也可以想象只要生产在名义上是国家所有，受国家管理，那不论生产是体现在村委会、市政府还是中央计划部门，都可以保持社会主义性质。这就是说，随着企业的自主性和经济效率增加，经济学家开始讨论“社会主义利润”的概念和有目的性地复兴价值规律，同时并不认为这一定导致资本主义卷土重来。[160]

[159] 这个版本的原型出自南斯拉夫的经验，在理论层面上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相当类同。见Sheehan, 1998, pp.144-145.

[160] Naughton 1996, p.98

然而，异议者和掌权的改革派都倾向于将形式上的所有制和日常运作的现实结合起来。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确实是私有制，但同样重要的还有这么一个趋势：私有制基础逐渐因为生产的社会规模扩大而被损害。最重要的是，所有制这个社会实践具有历史特殊性：私有制以前的形式与现代形式之间的区别，体现在价值规律所界定的市场之中资本家所有权的位置。同样是这一个前提，保证了生产的规模具备增长的趋势，因此生产私有制才会被越来越复杂、延伸到社会的宽度越来越大的行政管理模式侵蚀。

一方面，这确定了资本家一方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他们获取了生产过程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管理权。但是，这里的关键不是名义上的所有权，而是可交易商品的特殊的所有权。资本主义与其他生产方式不同，在这里所有权根本上说是可以互换的，商品形式在自己的基本结构之中就具备这样的偶然性。所以，所有权变成了商品的管理制，仅此而已。这还意味着，只要商品形式和界定商品形式的价值积累驱动不受威胁，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就可以存在各种不同款式的所有制和管理制。另外，生产的规模与程度还存在周期性增长的趋势，而这就需要管理制越来越复杂，所有制也紧跟其后，变得越来越社会（比如公开上市企业，退休基金转为股市投资基金，国家对工业的补贴，等等等等），还在许多情况下越来越垄断。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也相对普遍起来，工人合作社和小型企业也同样如此。所以，资本主义可以适应各种各样的生产管理方法。不能认为所有这些所有制形式（包括国家所有）之中，某一个的资本主义性质“小于”其他形式。事实上，这整一个定义的框架就有问题。从微观经济单元开始总结资本主义，这种企图就相当于先数一数水的分子数，然后企图区分冰和水。

界定企业被纳入资本主义经济的程度的，是企业在社会生产的总体运动当中发挥的功能，不是名义上的所有制或者管理方法。但是，如果我们根据生产环境来界定个别企业的功能，那这个环境处于过渡期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些功能？这种情况下，个别企业的性质和功能会多具备一个维度：助力、妨碍又或者影响改变的方向。所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经济体，都有容纳一系列老旧的所有制、管理制和劳动形式的趋势，这些制度会慢慢转变和并入价值积累的大制度，逐渐受到这个大制度的要求管制。譬如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明明白白是属于全球资本市场的一部分，即便他们利用的劳动力是奴隶、苦力和卖身仆人也一样。这种情况下，个别的生产单元就处于群落交错区（ecotone）之中（指的是不同的生产生态系统交会的空间）。有一些生产方法会灭绝，但其他的会适应过来，正如许多过时的形式会扩展适应资本主义制度一样。这有时候单纯是历史的意外，可通常是因为在一定的时代下，和业已存在的组织形式相比，这些老旧形式在保证价值积累的效率方面表现得同样好或者更好。所以，过渡时期的关键问题不是生产场所究竟是什么所有制和管理制，而是相对于定义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的复合增长和高强度技术转型而言，这些生产场所是如何运作的。

市场关系的各种形式开始在中国站稳，由此也获得了不以改革派意图为转移的惯性。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以不同的速度发展着，但是某一处的增长总会倾向于启动、培育和巩固其余各处增长。1980年代初，商品市场迅速发展，劳动力市场依然受限，而资本市场几乎不存在，价值规律大部分局限在经济特区内。但是到了80年代末，商品市场已经普及开来，并且已经开始刺激劳动力市场的增长，促成乡镇企业的所有制转变为类似以地缘为基准的股份企业。与此同时，就连大型国企内部的生产方法，也受商品市场的增长和合同劳动的普及度影响，开始缓慢转变。国有企业将低级别的运作外包给小企业的能力，再加上技术变革所增进的生产力，很快就会创造出充裕的过时厂房设备和非必要劳动。国内的价值规律已经开始成型，但是依然受地理的限制，内部依然不完整。这还是一个动荡的政治过程，因为经济波动所产生的民众骚乱威胁到过渡本身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