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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 董啟章《地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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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構與真實……

不久前,當我去參加一份編輯工作的實習面試時,需要由屯門出發,搭乘港鐵指示圖上棕色的屯馬線,於紅磡轉藍色的東鐵線,在沙田站下車後,再坐小巴抵達目的地——一座我不知名的半山腰處。面試結束,對方問我找到公司地址是否困難,我不假思索地給出否定答案:因為我在谷歌地圖上能夠搜索到,並獲得詳盡的路線提示。還有一次在九龍城,我清晰地記得獅子石道或是侯王道上有一間麥當勞——我曾路過並注意到它,店內有著兩塊自助點餐屏幕、進食的顧客和立於櫃檯後無人搭理的工作人員。可是由於谷歌地圖上,此地的麥當勞被標註在上述兩條街道之間、與二者平行的一縱無名小徑上,當天的我就再也沒辦法找到那家我曾目睹的快餐店。這些經歷使我不禁發問:我是否還能抵達,那些地圖上未標註或者標註有誤的現實之地?比如一條被遺忘的道路?一座被野草花木吞噬的界碑?如果一件事物的符號不再存在於地圖上,敘述不再描繪於故事裡,如果意符和意指被有意曲解、替換、抹殺,虛構的力量是否會染指現實,令人們終於也不能觸及那些過往,只落得風化、彌散在某處縹緲的時空?

我想,董啟章的《地圖集》便是探討了上述問題。在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之際,董啟章書寫下四個篇章,五十一則短文,調用“地圖”這個特別的意象,回顧了香港的歷史身份、空間建構、權力角逐、文化認同等主題,以及這些主題背後的虛構與真實。而本文將會分為三個部分,再此探討有關上述內容;雖然是《地圖集》的評論文章,但筆者希望做到的、能夠做到的可能也儘是藉助董啟章的筆力啟發,寫一些自己的話、不同的話。


地圖、鏡子、異托邦

福柯(2006)在討論“異托邦”時指出,在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中,存在許許多多被社會、文明、文化有意或不經意間規劃出來的斷斷續續的空間,比如監獄、墓地,人們將這些位置從城市中心剝離去郊外,好像我們其他的生活、衣食住行就可以四平八穩地進行了。福柯還舉例到,花園也是異托邦,因為花園是世界的象征;地毯是花園的複製,故而地毯也就成為了異托邦。類似的,異托邦還可以是時間的積累,比如博物館與圖書館。

由此,我們似乎也可以總結說,地圖同樣是異托邦。地圖是符號化、圖像化的世界,是比花園更具體的世界的象征。地圖和我們的日常生活彷彿沒有聯繫,而當我們在手機上打開地圖時,我們卻通過和這個異托邦的作用,完成了由所在地至目的地的現實空間位移。地圖是某個時刻的世界的縮影,在地圖上,空間與時間的對應幾乎完全對稱。地圖甚至能夠將不能並存的地方聯繫在同一個平面,比如我可以同時看見地底的地鐵線路,和地面的建築佈局。我們彷彿習慣了隱藏在一個小方格應用程式背後的地圖,卻仍然可以通過福柯的理論,思考並質詢其司空見慣的意義,發現它的異質性。

董啟章的《地圖集》似乎是對地圖的“異托邦”身份的絕佳註腳。在第一個部分“理論篇”裡面,董啟章借用科學式的語言,通過誤讀和虛構地圖學知識,分析解讀“對應地”(counterplace)、“共同地”(commonplace)、“錯置地”(misplace)、“取替地”(displace)等概念,旨在揭露地圖的虛構本質。

地圖通過平面上繪製的圖形反映現實中的地方,這讓我想到鏡子。我們可以在鏡子裡看到自身和周圍空間的投影,光線經過鏡子反射,平日感知到的三維空間就變成了平面鏡中不存在的二維圖像。當我們改變自己的樣貌,比如眨眼睛、梳頭髮、化妝的時候,鏡象和現實發生同樣的改變;當我們拿走鏡子前的牙刷放進旅行箱,鏡子裡的牙刷也不見了;當我們關上門,拖走行李箱離開家中,家裡的空間和鏡子裡的家中空間便同時不再描繪我們的身影。或許我們可以這樣總結,鏡子是一個完美的、一比一比例尺的、時間同步的地圖。反過來說,雖然地圖想要做到包羅萬象,模擬真實的地方的每一處細節,卻是不可能實現的。

在“理論篇”〈地上地〉一文中,董啟章(2017)這樣介紹地圖:“是以所有地圖上的地方也是地上之地,是超地方,是架設在大地之上的,比大地更井然有序,更易於搬弄、修改、塗抹、粉飾的地方,是人類的理想居所(這就像在閱讀售賣樓宇單張上的家居單位平面圖的時候,所獲得的難以名狀的幸福感一樣)。”(頁45)這就是說,當我們用“地圖”這個工具記錄“地方”,我們同樣受限於工具本身。就好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樣,我們可以依照“地方”製作“地圖”,但“地圖”出的“地方”,也就不再是“地方”,而是董啟章筆下的“超地方”、“地上之地”了。所以,地圖不是鏡子,地圖可勉強視為一面哈哈鏡,反映的是現實,卻不是實像。地圖上的空間是虛擬的,而且是可“搬弄”、“修改”、 “塗抹”、“粉飾”的虛像,如同哈哈鏡中可笑的變形人影。

然而,即使地圖的客觀性充滿想象的、虛構的爭議,它對空間的記錄天然的不可靠,為什麼我們依然需要地圖呢?從讀圖者的角度而言,我們同樣可以用鏡子類比作答。看地圖和照鏡子一樣,可以建立我們對現實空間的認識。我們在鏡子上看到自己的臉才可以化妝、剃鬚,也只有閱讀了地圖才可以快捷抵達旅人的目的地、面試公司的半山腰。而作為製圖者,這個問題就可能帶有不可告人,或必須昭示天下的目的了,這一點我們會在本文的第二部分詳細討論。重要的是,當質疑完成時,地圖不再像日常那樣人畜無害,而是被寄託了偽造、虛妄、陰謀,其異托邦屬性也就暴露無遺了——地圖是值得深思,可以被顛覆的。《地圖集》的副標題正有此意:一個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學。在小說中,敘述者閱讀、考究、闡釋了許多歷史中實有的地圖,例如《廣東沿海圖》、《新安縣志》,引用了英治時期的地形圖、填海規劃圖、工程圖,還有葉靈鳳的香港掌故、魯金和吳昊書寫的街道傳奇舊聞。這使得《地圖集》為“地圖”的異托邦屬性做了絕佳的註腳,也使小說成為了一個異托邦的異托邦:它以書本的形式,儲存了關於各種香港地圖的文字描述。這些地圖的內容不外乎現實中大家認識、居住的香港,而地圖的製作卻帶有不盡相同的目的,具備各式各樣的功能。董啟章通過講述這些已有的歷史,再加上小說家獨有的誤讀、虛構技巧,為讀者展開了一個又一個不同宇宙裏的香港的面貌。它們都是虛構的香港,也都是真實的香港;整本小說是一場精妙的遊戲,也寄託了誠摯的感情。


本土、殖民、權力的遊戲

以“界限”為例,我們不難發現,地圖的製作就是權力的體現。董啟章在“理論篇”〈界限〉一文中這樣寫道:“在傳統科學測繪派的地圖學家眼中,地貌的繪畫是有其實存之對應的,但界限卻是一種只會在地圖上出現的東西。地區與地區、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界限,並沒有實存之對應物作為證據。因此,我們可以說,界限是一種虛構的權力行使。”(頁38)界限是人為的虛構。虛構出界限,地方才會成為地方,才會有領土和疆域。從這個意義上講,虛構具有改造現實世界的能力。隨著英屬香港的界限在南京條約(1842年)天津條約(1858年)、北京條約(1860年)的地圖上逐漸北移,英國旗幟飄揚的地方也逐漸向當時的清朝領地靠攏,而這一系列虛構的具象化、世界臨摹地圖的最典型例子,當屬九龍半島北部的一條大路:界限街。界限街修建於二十世紀初,對應北京條約裡的中英邊界。

界限街的修築還體現了命名的權力行使,和街道對歷史的記憶。“街道篇”〈通菜街與西洋菜街〉也講述了一個類似的故事。通菜街、西洋菜街如今是旺角區的兩條平行的姊妹街,而在早期,它們分別是同一條街道在夏季和冬季不同的名字。原因是當地居民夏天種植通菜,冬天改種西洋菜,所以他們在夏天把街道稱為通菜街,到了冬天改叫西洋菜街。這為政府登記資料和郵遞系統帶來了不便,導致信件的遞送往往會落後半年送達。於是當局將此區域重建,通菜街和西洋菜街重新分配給兩條不同街道命名。然而,居民們卻不約而同地在夏天遷進通菜街居住,到了冬天再將生活場所轉移到西洋菜街。這種和政府的對抗可被視為民間本土意識的體現。在這個故事的結局,時間解決了令政府頭疼的市區規劃問題,因為新一代的通菜街與西洋菜街居民,不再抱持當年的“內部團結力量”和“獨特身份認同”(頁119)。我將這個故事視為,命名、亦即虛構,具有改造現實的力量的又一例證;而命名,仍是權力的行使。

命名的權力掌握在政府手裡,放在香港的語境下,則始終帶有一層殖民文化和本土文化對抗的色彩。“城市篇”〈東方半人馬〉一文就展示了香港作為殖民地,中西混雜的複雜面。文章溯源了中環和上環街道命名的歷史問題,舉例在一八八九年的街道地圖中,兩地的命名已經出現中西分化,表現為中環的街道無一例外以英文取名,如砵甸乍街(Pottinger)源自第一任總督,德忌笠街(D’Aguilar)命名採用早年駐軍總司令的姓氏;而上環的街道卻多用中文名,如普慶坊、普仁街、永樂街等。包括前文提到的界限街,空間的虛構和改造使得符號實踐了統治者的特權,殖民的歷史便以命名的方式長久地保存在城市的記憶中,消解了本土原有的文化、風貌。所以“中環一面是英式樓房,上環一面則是中式屋宇。從海港眺覽,必然察見雙方歧異並存的形態”(頁81)。董啟章的敘述保留了本土的力量,殖民與被殖民的文化在香港的街道和地圖上分庭抗禮,虛構與虛構的交鋒似乎永遠不會停止。直至今日,Hong Kong和Xiang Gang的命名問題又一次糾纏不清,命名與記憶、中央與地方、政府與民間,權力的遊戲仍在進行時態下發生。

“街道篇”〈洗衣街〉借比較文化學者的口吻,運用“水”洗淨“衣服”的比喻,更加接近本質地探討了這個問題,態度卻趨於絕望:“衣服就算洗濯乾淨,也永不再是洗濯前的衣服。是以洗衣作為地區文化符號,暗示了集體潛意識中一種反向的自保,以及此自保的不可能。”“水的暴力則是持久而潛藏不露的,並且帶有清澈、涼快和滌淨的感官作用。”“受洗物的光潔明麗,是以施洗者的手段的污穢為代價。”(頁121)在二零二一年的今天,閱讀九七年董啟章寫下的《地圖集》,我們或許對其中的寓意有著更深刻的理解,也能夠對這部作品本身投射更多共同的情感。


虛構、真實、身份認同感

一九九五年,押井守執導的《攻殼機動隊》描繪了一個賽博朋克世界,技術手段可以令人對虛構記憶信以為真,而主角草薙素子則依賴一隻從小戴到大的手錶確認自我的身份。那塊手錶在電影裡被稱為“外部記憶裝置”,是每一個面臨被植入記憶風險的人所必需的物品。雖然技術上的植入記憶在現實中尚未發明出來,人們還不用擔心記憶與情感旦夕之間慘遭塗改,但是虛構對歷史、現實、記憶的侵蝕卻是亙古不變、跨越中西的現象。“三人成虎”、“眾口鑠金”的成語就是語言上的例子;喬治·奧威爾的政治小說《一九八四》裡的名言也早已應驗,“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草薙素子利用空間與自己的關係確定自我身份在時間上的同一性,這可以被視為空間塑造認識的正面例子。與之相反的是,當空間的同一性無法保證之時,生活在空間裏的人又怎樣自保原先的身份認同呢?又或是說,身份認同本身更應該被視為一種虛構,一種敘事?當它和歷史、地圖、故事、國家擁有對等性質時,發生任何相互作用似乎也不再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反而有種“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平等。

關於這個問題,“街道篇”〈堅拿道東與堅拿道西〉一文透露著董啟章的思考。這個篇章介紹了堅拿道東和堅拿道西兩處地名隨著時間流逝,符號(sign)和指涉(reference)失去了聯繫,街道名不能追溯到起源,只暗示了建設中的城市不斷自我解構的過程。在文章的結尾,董啟章這樣解釋在這類地方興起的“打小人”習俗:“在一個地方、名字與意義無可避免地趨向分解的城市,沒法不進行一種意義重建的反策略,也即是把毫無關係的符號(“打小人”中使用的紙人)一廂情願地當作現實的所指(“打小人”中被打的現實對象,通常是令人討厭或憤恨者),並在虛構的交涉過程中(“打小人”中以舊鞋重複而猛烈地打擊紙人的動作,通過輔以最陰毒的詛咒),獲得最真切不過的心理排解和安慰。”(頁109-110)我們不難看出,即使身份認同可能是虛構的,人們因其所持有的情感卻“真切不過”,以至於“打小人並不是偶然的”。這一習俗正是源自空間的重塑、歷史的丟失,由於現實中造成結果的人無法被打擊,居民不得不依靠“打小人”的虛構過程排解這種空虛,重新模擬一種現實的活動並習俗化,已達到還原、共享群體內部的共同記憶之目的。

雖然人們產生情緒的條件(身份認同、空間、歷史等)可能是虛構與真實的複雜結果,情緒作為人的感覺本身仍是真實的,而且需要現實中的儀式抒發、宣洩、排解。為了準確描述這種情緒,我們不妨稱之為“身份認同感”,旨在強調它是一種感覺、情感。我認為,正是身份認同感構成了一種原初動力,驅使本土居民的虛構,和殖民者、掌權者的虛構持續對抗。這種對抗不存在“天下大同”這一欺詐話術式的美好幻想,只有溺水者掙扎一般的求生。身份認同感就和求生慾一樣,使得原有文化、本土文化的生命傳承下去。而過程難免發生衝突、融合、此消彼長,這可能也是香港文化獨特性的建構歷程。我們在《地圖集》中亦可發現這樣的特征,比如文字裡隨處可見的中英文雜糅;比如街道命名,以及後人對當初命名背後掌故的闡釋權的爭奪。

“街道篇”〈詩歌舞街〉就是對這個現象的具體詮釋,文章詳述了關於詩歌舞街名稱由來的眾說紛紜。有說是先有英文名,後有中文名的:“詩歌舞”來自英文“sycamore”一詞的音譯,由於原意指無花果,與中國傳統“開花結果”的美好願望相悖,故改用音譯,符合“歌舞升平”的安樂祥和。這個說法的問題在於“sycamore”一詞指向何種植物且無定論,於是便有了先有中文名,後有英文名的傳說:詩歌舞街在十八世紀是各種本土文化的集聚處,“曾設有宗廟、書齋和戲班,分別負責祭祀、教育和娛樂等各種社會職能”,而後便有本地的一位秀才借用《詩經·毛詩序》的典故命名這條街道。及至英國人開發此地時,音譯為“sycamore”,“實乃漠視華人傳統、淡化本地文化氣息的舉動”(頁116-117)。這樣一來,命名也變成了殖民化的過程。不論是哪種方式,都無法逃離文化與文化、虛構與虛構的角斗場,彷彿最後只有虛構的過程是可以確信的。董啟章在結尾又提供了另一個解讀命名的版本,詩歌舞街曾經種植無花果,所以得名“sycamore”;後來政府改種市花洋紫荊,才失去了地名與原指涉的聯繫。董啟章依然不改對本土文化的擔憂,我們卻不難讀出其中堅定的身份認同感。他如是結束這一章:

“無花果雖無花,但有果;洋紫荊雖有花,卻不育。”


結語

董啟章的《地圖集》結合了真實與虛構的力量,以“地圖”為起點,質疑了時空、歷史、城市、日常生活的確定性與客觀性。雖然董啟章採用一種科學式的口吻書寫,內容也混淆了虛構與真實,我們依然能夠感受到背後屬於作者的情感,那份扎根於香港本土的,對於身份、文化、個人歷史、日常經驗的反復發問和確立,以對抗來自官方權力的改寫。

當我們無法認識到虛構和真實,單純地為表象所塑造及利用時,危機就潛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每個角落。如果要說小說有什麼功利的作用,《地圖集》或許提供了這樣一個偉大的答案:它能夠帶領讀者認識自己,認識空間,看透隱藏在大地之下、地圖之上的虛構,讓我們能夠辨別其中的真實,把握自己情感的受體,將操刀掌故、建構與解構的力量歸還於每個讀者的內心之中。

參考資料:
	M.福柯[法] 王喆(译) (2006). 另类空间 世界哲学, 6, 52–5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1-4318.2006.06.006
	
	董啟章, 楊智恆, 安維真., & 安維真 (2017). 地圖集 = The atlas archaeology of an imaginary city (二版. ed.).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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