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民

人類學博士生。

島嶼筆記:一場姐妹聚會,蘭嶼女人教我的事

(上週去了matters台北見面/吃喝大會,受到點撥,接下來會開始陸續把一些之前的文章放上來,還有 podcast 和詩、散文、田野筆記、合作民族誌,等等。這是第一篇,上學期末的田野筆記,關於旅北的都市原住民達悟族女性。歡迎追蹤我的medium看更多文章喔!https://medium.com/@gillianjin

2018年12月16日,星期天的晚上,我正和一群朋友在台北的家中吃著魚湯火鍋。羊肉、牛肉、蝦仁、魷魚、凍豆腐,配上梅酒和汽水,搖擺的背景音樂卻突然被電話鈴聲打斷。

我接起電話,一個女聲傳來:「你好,我們是船購網,請問你是不是訂了我們的船票?」一種奇妙的興奮感從我的脊背迅速竄上頭頂,我簡直快要笑出聲來:「噢!你就是最近蘭嶼那個詐騙集團對不對?」我還想問下去,對方立刻掛斷了電話。

我雀躍極了,轉過身對朋友們大喊:「天哪!我接到了蘭嶼人才會接到的詐騙電話!」朋友們為我歡呼大笑。

前一晚,同樣是一場聚會,我剛跟六個生活在台北與新北市的蘭嶼女人吃了同樣豐盛的一餐,地點是新北市的樹林區,距離台北市中心三十分鐘火車的小縣城。

過去兩年來,從最初作為觀光客到訪蘭嶼,到作為當地人的朋友,再到作為記者,我一直在嘗試接近蘭嶼。半年前,我的身份轉化成一個人類學研究者,以蘭嶼女性作為研究對象。這個距離台東90公里,離菲律賓巴丹群島99公里的小島,是在台灣東海岸以外,屬於達悟族人的小島。達悟人是南島民族、海洋民族,依海而居,過去,男人們潛水射魚,女人們上山耕種。直到1895年之後,日本人、西洋傳教士和來自台灣本島以及國軍部隊的漢人,才一步步進入並改變這座小島。

台北到蘭嶼的距離超過400公里,要先搭火車到達台東,再從台東搭三小時的船或16座的小飛機,才能到達。秋冬季節,黑潮大浪與東北季風常導致停航,裡面的人出不來,外面的人進不去,正所謂來蘭嶼,送關島。我的主要生活場合都在台北,無法承擔這樣的交通風險。礙於這樣的不便,我常苦惱自己很難融入研究的田野。

不過,那通詐騙電話似乎改變了些什麼。

我一直在社交媒體上追蹤蘭嶼的信息,早在半個月前,就聽說了這個詐騙集團的事。這個詐騙集團似乎盜取了台東往返蘭嶼的主要船公司「綠島之星」的客戶名單,打電話給曾經訂票的村民謊稱訂票資訊遺失,要村民再次匯款。蘭嶼不大,人口不過三千,各家常互通有無,幾乎人人都沾親帶故,消息很快傳遍全島。接到詐騙電話後,我迫不及待地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一位嫁到蘭嶼近十年的台北朋友酸溜溜地留言道,連她都沒有接到。我又把這件事和防詐騙信息傳給了我訪問過的所有蘭嶼女人,收到大家回覆的時候,突然有一種邁進之感,我是不是終於要開始進入這座小島了呢?

又或許,回想前一晚的那場姐妹聚會,也許我早已經比自己想的,要更加接近蘭嶼。

最後一堂族語課,芋頭、sisi 與麻油雞

9月開始,我每週六都會坐一個多小時的地鐵,去台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見顏姐。蘭嶼有六個部落,分別為靠台灣本島一側的椰油、漁人、紅頭,和後山的東清、野銀、朗島。四十多年前,顏姐離開她的野銀部落,來到台北工作、讀書,漸漸成為部落大學的族語老師。我是她今年的第三個學生。

學達悟語的人很少,不少學生本身是出生在都市的蘭二代,通過族語考試,考高中、大學就能加分,也因此考完就散去了。因為人少,我們的課程總是在聊天,我會藉課程內容問顏姐許多蘭嶼的事,顏姐也總問我,一個人在台北,會不會孤單?怎麼煮飯?她就這樣成了我在台北的第一個受訪者。

12月15日是我們這學期的最後一堂族語課,課上,顏姐說課後要帶我去一場聚會。於是我們先搭地鐵,再搭火車,一路自南港穿過台北市區向西南而行,經過萬華、板橋、浮洲,終於抵達新北市的樹林。在一間小小的鐵皮貨倉裡,一個溫暖的小房間,顏姐的親戚莉莉姐正等待著我們。

這是一個堆滿貨物的小房間,牆邊一張狹窄的雙人床,一半用來堆放雜物,一半用粉紅色的布簾子罩住,用來睡覺。報紙糊住了房間的窗,確保一些隱私。這就是莉莉姐和丈夫共同經營酒水飲料批發的生活空間。

我們圍坐在茶几旁,桌上食物之豐盛,簡直像是廚藝大賽。來自漁人部落的丹姐帶來了蘭嶼的飛魚、芋頭、螺貝類 sisi 和類似山藥的 batan,還有客家風味的滷肉、滷豆乾、滷雞腳。椰油部落的欣姐帶來了宜蘭草蝦和辣炒東風螺。野銀部落的莉莉姐和于姐則一起煮了一大鍋麻油雞,還準備了各種蔬菜、水果、花生米和酒。我和顏姐帶去了核桃桂圓蛋糕,作為飯後甜點。

顏姐已經二十多年沒有參加這樣的聚會了。雖然大家都叫她姐,但其實她的年紀比我母親還要大,按輩分算,她也是在座所有蘭嶼姐妹的長輩了。她在1960年代就離開蘭嶼,初中一畢業就登上貨船,在甲板上空著肚子捱七八個小時,抵達台東。那是台灣原住民勞工大量進入工廠的年代,主要在台北、新北、桃園和台中,大多是學姐帶學妹,同學帶同學,老鄉帶老鄉,大家一起在工廠吃住生活。但她偏偏是最優秀的那個女學生,有一個保送名額去台東師專,卻因為老師覺得培養女生風險大,而讓給了一個男同學。不甘心的她在工廠做了沒多久,就去讀夜校,白天則找幼兒園工作,一心想要當老師。十年夜校生活,她終於拿到曾經唾手可得的教師文憑,可是和族人姐妹們共同打拼的時光,她卻錯過了。

人生邁入六字頭,當晚這樣的姐妹會裡,凈是她的小輩,生活年代不同,交集更少。還是我提起想認識她的蘭嶼朋友們,她才到處問一問,剛巧,撞上了這次聚會。年輕一輩的蘭嶼人,出來工作、讀書、結婚的比顏姐的年代更多,也更容易聚在一起。比如莉莉姐和其他幾位,年紀都在四十歲上下,因為蘭嶼只有一所高中,所以她們通通是高中同學,每一兩個月都會這樣聚一次。

不過,蘭嶼的食物帶到北部不容易,即使是用快遞,也有食物保鮮的問題。因為顏姐是稀客,我又是新客人,當晚才有飛魚、sisi 、batan 和芋頭這種「蘭嶼特供」。飛魚,達悟語叫 libangbang,是達悟人最重要的食物之一。每年春夏季節,黑潮會帶來大量的飛魚,達悟男人製造拼板舟,就是為了在飛魚季出海。一艘可坐10人的拼板舟要用5種樹材、27塊木板拼成,男人們在夜間出海,飛魚會因為躲避鬼頭刀魚的追趕而飛上水面,落入拼板舟中。捕獲的飛魚可以直接水煮,佐以少量海水作為鹽巴調味,也可以從魚肚中央剖開,抹上鹽巴曬成魚乾。我們當晚吃到的,就是丹姐從蘭嶼帶來的飛魚魚乾,魚身畫了漂亮的三刀。

而芋頭、sisi 和 batan,則是蘭嶼女人生產的食物。不管在旅遊宣傳還是學術研究、文學創作中,蘭嶼總是以最吸引人眼球的飛魚和拼板舟文化示於人前,男性的角色很受注目,女性則隱匿在山林和海灘。但其實,蘭嶼人不種植水稻或小麥,女性種植的芋頭就是他們最重要的澱粉來源。蘭嶼的芋頭是水芋,達悟語叫 soli 或 sosoli,還可細分為許多種,不同於台灣本島種植的旱芋。傳統達悟女性在水芋田的勞作是全年無休的,每天都要上山,芋頭的產量、外觀,田裡是否有雜草、蟲子,是否有淤泥堵塞灌溉水源等等,都事關一個女性的榮耀。顏姐小時候就 跟著母親上山,種過芋頭。她記得母親就算生完孩子也不會坐月子,第二天就上山勞動,但這不僅是因為對食物的需求,也因為蘭嶼人覺得勤勞是種美德。不過,貨幣經濟和學校教育進入蘭嶼,不管是711和超市販賣的大米、麵條,還是學校供餐的米飯、饅頭,都從小塑造起新一代蘭嶼人的飲食習慣,也讓年輕一輩越來越不看重芋頭的價值,但堅持耕種的老人家也還大有人在。

用手掰一口飛魚乾,一口芋頭,是丹姐教我的吃法。水煮的芋頭平淡無味,飛魚乾則鹹味頗重,正好中和。丹姐見我一直用手剝 sisi,叫我先吃主食,因為她們通常把 sisi 當做零食。sisi 是女人們在海灘的潮間帶採集的一種貝殼類,外殼粗糙,上面還附著一些乾掉的海藻,肉質棕黃色。除了 sisi 之外,傳統的蘭嶼女人還會在潮間帶採集海菜、螃蟹、龍蝦和其他貝類、螺貝,螃蟹爪子串一串,就是孩子最愛的玩具。只是如今,會的人已經不多了。

丹姐把 sisi 和蔥、辣椒一起炒,吃起來鹹、腥、辣,顯然不是蘭嶼原本的口味。再看她煮的滷味,也是濃油赤醬,倒像是客家風味。原來她的夫家是客家人,她吃著莉莉姐煮的麻油雞,想起自己坐月子的時候,婆婆照顧她,煮的麻油雞味特別重,她每天都要吃一碗,雖然不習慣,也吃下去了。久而久之,她學了客家人的口味,做菜也像客家人。顏姐的妹妹曾告訴我,她們少時離家便很少回去,母親本身不會,也沒有人教她們漢人的煮菜方法,漢人用的油、鹽、醬、醋,什麼清蒸、紅燒、滷味,甚至包餃子、包粽子,都要自己從頭開始學起。到今日,她們能夠煮出這一大桌子美食,背後是每一個女人在遠離蘭嶼的婚姻和家庭中,漫長的適應與學習過程。

農場回憶:牛與 Batan 的故事

桌上還有一樣我沒見過的蘭嶼食物,我起初以為是山藥,沒有在意,但顏姐告訴我說,那是水煮 batan。batan 和芋頭一樣,是山上的根莖類作物,口感卻是黏口、綿軟,既不是脆脆的,也不是沙沙的,和我至今吃過的所有山藥都不相同,感覺像是山藥界的年糕似的,天然有點微甜,特別好吃。她們都不知道 batan 的漢名是什麼,不過莉莉姐說,batan 這個名字,曾在她的部落差點惹出大事。

莉莉姐記得,在她小時候,她們野銀部落曾有一個族人採了 batan 下山。正巧,這個族人遇上了從海邊回來的「阿兵哥」,阿兵哥就問:「這是什麼?」族人說:「batan。」阿兵哥聞言暴怒:「你敢說我是王八蛋!你再說一次,這是什麼?」族人堅持說:「這就是 batan。」阿兵哥就對族人大打出手,族人還手,兩人打成一團,驚動兩邊的人都來幫忙,就這樣引起了一場鬥毆。

這竟是在座每個蘭嶼人都聽過的事,她們只當成是席間的笑話,我卻無法釋懷。蘭嶼的阿兵哥,是誰呢?莉莉姐繼續說下去,她三杯酒下肚,醉得開心,開始講起童年的故事。她先是說顏姐家在她家上面的山坡,自己有一次背著很重的東西跌倒,被顏姐的爸爸看到,老人家立刻擊打胸膛怒目而視,做出驅趕惡靈的姿勢。蘭嶼人篤信惡靈 anito 是一切厄運的來源和象徵,莉莉姐說,她知道老人家是在「幫我趕走那個鬼」。說著說著,她又說起自己小學的時候,因為太頑皮,總受部落的其他孩子討厭。她頑皮的方式別的部落還真學不來,因為她的頑皮,與牛有關。

蘭嶼本沒有牛,也沒有「阿兵哥」。直到1958年,國軍為了淘汰軍中過剩的人員,推動「靖民專案」,在東台灣的荒地建立多個農場,派這些人力去開墾,蘭嶼農場就在這一年成立了。因為地處偏遠外島,被派到蘭嶼農場的總是最差的阿兵哥,不少人曾經違反法紀。國軍派了一個連的兵力來管理蘭嶼的農場,最多時有七八百人在此服役,多是外省老兵。除了農場外,還有關押重刑犯的勵德班,人數曾經多達一千。多個農場中,就數野銀部落的永興農場最大,也就是莉莉姐所在的部落,自然也有最多的牛。農場帶來的牛,一度繁殖到800多隻,蘭嶼人沒見過,只道那是「一批好大好大的動物」,牛群在部落裡周圍亂走,在族人的芋頭田裡吃草、喝水,踩壞作物,吃族人的地瓜,族人憤怒,曾為此和農場的軍人發生嚴重的鬥毆。

莉莉姐當年還小,只覺得牛又大又蠢真好玩,總在上學的路上逗牛玩。那時野銀部落還沒有小學,大家都要走一個多小時的路到東清部落去上學,總是結伴出發。路上總有大黃牛晃來晃去,她就跑到隊伍的最前,然後撿起小石子丟到牛的身上,拔腿就跑,害得一整隊上學的小朋友都要被牛追。「怪不得你跑步那麼快!」丹姐哈哈大笑,「原來都是被牛追出來的!」莉莉姐一邊覺得好笑,又有點得意:「對啊,我後來可是校隊的呢!」

同樣是關於農場,顏姐的童年記憶就沒有那麼快樂了。她記得小時候上學總是要趕緊出門,生怕落在人後,不能跟大家一起走。「因為路上都有那些犯人啊,有時候在田裡,我們女孩子見到真的是怕死了。」她說。農場和勵德班因為工作量大,不時有人逃脫,更曾有全島動員搜捕逃犯的事發生。也有農場人員言語調戲乃至於性侵女性族人的事發生,更在野銀和東清部落引發過鬥毆。

這些事,年紀稍大的丹姐還有些印象,曾聽長輩說過,但其餘的幾人都已經不知道了。蘭嶼農場直到1991年撤出蘭嶼,這些阿兵哥中,有四人留在蘭嶼,其餘都回到台灣本島,當中更有不少人娶了比自己年輕幾十歲的蘭嶼姑娘。這段歷史少有人提起,不論是蘭嶼人,還是當年的阿兵哥,都不太願意談論農場的事,比起日治時期留下的調查報告,以及後來的學者們對蘭嶼海洋文化、語言、經濟、社會組織、醫療、宗教等等進行的巨細靡遺的研究,這段不愉快的歷史,就像是消失的三十年一般。

在餐桌上,這個話題也很快被帶過了,只剩微醺的莉莉姐一遍一遍重複自己追牛的好笑故事。吃得差不多,我開始沉浸於荔枝味的果酒,那邊廂,終於來到欣姐的主場,蘭嶼式的家庭卡拉OK,開唱了。

涼山情歌與飛魚之歌

我是90年代生人,記憶中只在很小的時候,很可能是小學之前,見過這種家庭式的卡拉OK。然而這在蘭嶼很常見,蘭嶼沒有 KTV,但有蘭嶼卡拉OK,設備就是這種背投式的方盒子小電視點唱機,附帶一個可以升降音調的遙控器,和一本厚厚的歌曲編號本。任何歌曲的背景音樂聽起來都是同一種樂器演奏的,像是手風琴,歌詞當然會滾動出現,但背景畫面永遠是一些外國的風景,山、樹林、草原,或是歐式的教堂、穿風衣的金髮女子等。莉莉姐家的點唱機還有兩個高聳的黑色大音箱,聲音十分洪亮,話筒也有三隻,可以說是姐妹聚會的最佳配備了。

眾人中打扮最俏麗的正是最會唱歌的欣姐。她熟練地掏出莉莉姐放在點唱機上的編號本,一口氣點了五首歌。可惜的是,大多她唱的歌我都沒有聽過,但聽得出,都是早年間在台灣流行的普通話歌曲。莉莉姐的歌本我熟悉一些,她手抄了兩頁常唱的歌,註明是「莉歌」,當中有《追風的女兒》、《容易受傷的人》、《南屏晚鐘》、《一萬個捨不得》、《夢醒時分》、《我是一片雲》,還有一首註明「輕快」,是鳳飛飛的《夏艷》。顏姐說,她已經二十多年沒有這樣唱過歌了,好不容易找到一首會唱的,是葉倩文的《選擇》。她的唱法和欣姐不同,不是很現代、流行音樂的唱腔,更像是一種吟唱。她一開口,莉莉姐就微紅了眼眶,「她唱歌就像我媽媽一樣」。

也正是顏姐的吟唱和清唱,那幾首點唱機中沒有的歌,才是我那一晚最愛的。她唱:「遙遠的故鄉高高的月亮,請你抬起頭來看看那個星月光。」這是《涼山情歌》,台灣著名的林班歌,原住民勞工歌曲。五六十年代,大量原住民勞工離開家鄉,到深山中從事林業相關工作,例如造林、開路等,工人們在山中住在一次,幾個月才能回一次家,思鄉之際,便唱歌抒發心情。這一批林班歌曲,是最早一批以漢語填詞的原住民創作歌曲,因為各族語言不通,所以才用漢語填詞,方便合唱,但曲調又拮取了各族傳統歌謠的旋律。除了《涼山情歌》之外,這些林班歌還包括《牽牛哥》、《小米酒》、《情人的眼淚》、《可憐落魄人》等。顏姐會唱,是因為她也曾短暫地做過林班,吃過那個苦,所以也記得那個歌。

林班歌中也有不同族語的歌曲,達悟語也有,顏姐也唱了一首。族語歌一出,在座的大家都開始拍手,顏姐也一首接著一首,有的歌詞忘了,莉莉姐和丹姐就拿起話筒加入。最後一首族語童謠《飛魚之歌》,流傳最久,全場都會唱,連我也能學會。

歌詞是:

tay yaro libangbang (收穫滿載的飛魚啊)

nani tawaz ni yama (都是我爸爸捕的)

ko tey masarey (我是多麼興奮)

inawey no mangdey doa raraw (願每一天都如此美好)

「這裡是小蘭嶼噢!」丹姐笑著說。

我是彌飛浪

很快,夜就深了。我和顏姐還要搭火車回台北,不能再留。離開之前,我唱了整本歌本上我唯一會唱的歌,《夢醒時分》,也算稍微對得起姐姐們的招待。忙著吃喝聊天,關於我的名字怎麼寫,我來做什麼,我對蘭嶼有多少認識,我都是在離開前才逮著空隙告訴姐姐們的。

當我說起想研究蘭嶼女性的原因時,丹姐聽得很認真,聽罷,她頗認真地望著我說:「我們啊,是原住民啊。」這一句,意思太多,太沉。也許她要說的是,她們在台北生活這麼多年,命運改變了太多,但骨子裡,仍然是蘭嶼人。又也許,她要說的是她們吃了太多苦,背負了許多,無論她們怎麼努力生活,還是被這座都市看作不一樣的人。

在這場聚會之外,我還訪問了蘭嶼的一位女紀錄片導演和一位女咖啡師。我希望把這樣的田野調查一直繼續下去,希望了解她們的生命史,看到她們的困境、適應和生活之創造。顏姐沒有孩子,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對待我,每次見面都給我帶水果、餅乾。下課後,她若是要去見朋友,總會要我陪她去忠孝復興站的順成蛋糕店買桂圓蛋糕,也總買給我吃。那是她初來台北時,最愛的蛋糕店。「甜甜的,以前在蘭嶼沒有麵包吃,就很喜歡呀。」她回憶著。只是現在她不能吃太多了,怕太甜太油,像每個都市白領女性一樣。

顏姐還給我起了一個達悟語名字,叫 Si mivilang,希·彌飛浪,意思是會讀書的人。我的族語學得不好,要成為真正的彌飛浪,路還很長。

(文中人物皆為化名)

(原文刊於南方人物週刊,此為初版,與刊出版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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