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是加速主义时代的安慰剂

科幻文学发迄于工业革命。彼时，文学家们有感于旧有社会在技术爆炸中的转型，开始用类人或非人生物的新意象表现人的异化。玛丽·雪莱在这一背景下写作的《弗兰肯斯坦》，成为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也开启反思伦理与科技关系的文学母题。此后的科幻文学，在现实和臆想之间开创出第三向度，成为文学系统中缓解现实焦虑，投射多样想象的出口。

因此，科幻作品并不是“空中楼阁”般的幻想，而是基于现实的沉思。比如，科幻作家韩松的《医院》三部曲就曾被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拿来与鲁迅《狂人日记》作比，后者认为两部作品共同呼应了20世纪文学中的“病、医疗与文学”主题。回顾近年的雨果奖获奖作品，会发现它们的主题也牵涉着眼下的现实。比如2019年最佳长篇《计算之星（The Calculating Stars）》描述美国航天领域中的性别歧视，最佳短篇《女巫的遁逃异世界实用纲要指南（A Witch’s Guide to Escape: A Practical Compendium of Portal Fantasies）》关注抑郁症，2020年的最佳中篇小说《This Is How We Lose The Time War》则有意地淡化了性别指涉。

而陈楸帆作为当代华语科幻作家的代表之一，曾提出“科幻现实主义”，认为其能够对现实主义文学进行补充。他的科幻小说往往指向社会议题，探讨科技与人类之间的关系。陈楸帆以“技术加速主义时代的科幻与文学”为题，与青年评论家王辉城一起在上海书展期间分享了有关当代科幻作品的看法。

他进一步指出，这个新时期的“异化”问题，“完全取决于我们站在什么立场上去讨论解释”。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异化”是“进化”的诠释。随着技术的划时代革新，人类改造与适应自然的能力也大幅提升，人均寿命、教育情况、认知水平与前工业时代大为不同。但如果采取非人类中心视角，用“盖亚理论”，即所有生物共同维系地球运转进行思考，那么人类在加速主义趋势下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会让地球生态圈失衡，甚至反向加速人类的自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