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将改变中国的政治基础

“城镇化”将是中国未来发展中一个最重要的中间变量，它不仅会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还会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基础。

说其是中间变量，是因为城镇化的推进是政府在经济困局下被迫采取的应对策略，哪怕这可能会损害其长远的执政基础。目前，政府面对出口市场萎缩、失业增加、产能过剩、通货膨胀，以及借城市化的“土地财政”走向尾声，地方政府庞大的开支没有了来源，这么多棘手的问题交织在一块，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力推进“城镇化”。“城镇化”是能缓解诸多矛盾的有力措施。

从整体而言，“城镇化”具有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有拉动内需、增加就业的作用，还有优化土地用途的作用，从农业方面看，也会为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提供条件，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其中的利益分配不可避免的会失去公正。如同“城市化”的进程一样，在城市飞速的发展下掩盖着无数的血泪和屈辱。只要权力得不到有力的制衡，任何的政策举措，都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权力拥有者攫取财富的机会。毫无疑问的是，“城镇化”会继续给地方政府提供攫取财富的机会，广大农民虽然可以获得短期的利益，但却损失了本应具有土地自主权下的长期利益。

而城镇化又会进一步引来诸多变化。如果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彻底地从农村转入城镇或城市，那将是中国漫长历史中的一次质的转变。标志着中国从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转为以市民为主体的国家。从而，国家的政治基础也会从以农民为基础转为以市民为基础。

历来，中国的政治基础都以农民为主。传统中国社会不用说了，农民是政治基础，农业还是经济基础。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特别是近30年来的工业发展，农业作为经济基础的地位有了显著的下降，但农民作为政治基础的地位并没有显著的下降。改革开放以来，工业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农民是以农民身份，以“农民工”的身份作用于这一过程的，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农民身份的转变。通过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民仍然牢牢地被束缚在农村。

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是由最基层的民众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少数精英决定的。正如一个国家的足球水平取决于其足球人口。民众的思想观念、精神特质和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制约着其社会制度及其发展。所谓“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从表面上来看，农民是现今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最低的阶层，但实际上他们从消极的意义上决定了中国所采用的政权形式。一方面，广大农民一直普遍认同集权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使得政权的形式和结构可以采用集权形式；另一方面，这个依赖于他们的政权也很大程度地在长期利用它们，不公平地对待他们来确保其政权的稳固。其最严厉的措施就是实行城乡隔离，使得农村和农民长期得不到发展，让广大农村和农民长期隔绝于先进的思想意识和物质文明，从而牢牢地控制住农民。因而，知识分子要求自由民主的主张得不到民众的响应，民主自由的观念不能普及。而相反，广大农民，或者说广大民众的行为方式，也就是崇尚和服从于权力而漠视和侵害权利，通过整个社会文化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传递，使得知识分子的行为方式也无多大差别。目前中国大多数民众并不知晓和认同自由民主的价值，中国大多数民众在观念和行为上仍然崇尚权力而漠视权利。即便是知识分子，也只是一部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思想观念上认同自由民主的价值；而在行为上，在不假思索的习惯性行为模式中，中国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与民众崇尚权力而漠视权利的行为也并无二致。知识分子同样会遵循一些与自由民主价值相悖的习惯性行为，同样会在外界的压力下顺从与自由民主价值相悖的而且已被知识分子觉察到的行为。

为什么政权要严格地对土地加以控制，并长期将农民束缚在农村，长期压制农民，剥夺农民的发展呢？因为集权统治需要庞大的愚民作为统治的基础，需要将农民牢牢地控制住以供其支配与奴役，需要有庞大数量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并让他们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以便集权统治可以“赐与”贫困者脱离贫困的机会而让他们感恩戴德，而成为集权政治坚定的捍卫者与牺牲品，成为集权政治的暴力工具。但目前的经济困局走到这一步，不得不将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与城市，以让农村土地发挥更大的经济作用，让农民转为城镇居民以消费更多的工业产品，拉动内需。

但这个变化会给执政者和整个中国社会都带来新的问题和重大的挑战。对于执政者而言，它将面临面对庞大市民如何保持稳固的问题。市民比农民接触的信息更广泛，相互联系更密切和更广泛，集聚度更高，与政府和知识分子的距离都更近。执政者将面临这样一个转变，过去由于大多数的农民在大多数时间内发不出声音，相比之下，能发出声音的其他社会力量总是少数，声音就显得微弱。而在城镇化后，市民将成为基础性力量，使得能发出声音者就变成了多数。从历史经验来看，农民都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会发出声音，而一旦它们发出声音，就会是惊天动地的声音，会释放出巨大的破坏性能量。那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积蓄下来的。这时，就该其他人走投无路了。历史如此循环。而大多数农民转移到城市，可望摆脱这一循环。这一转变对执政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尽管良好的期望是执政者顺应这种变化，期望执政者转变执政理念，以新的方式获得新的合法性，提高执政技巧。但谁也预料不到执政者究竟将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这种变化。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则有了与作为基础的民众发生联系的可能。以前的城乡分隔造成知识分子与民众在生活范围上区隔，知识分子下不去，也不愿意下去，乡村精英进入城市后也不再返回农村。如是，知识分子就失去了影响民众的渠道。那么，大量农民进入城镇后，这种状况就将发生改变。各种主张的知识分子都会去试图影响民众。如果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自由民主的思想得到传播和普及，要求自由民主的力量得到有益的引导，同时能保持克制和节制，从而公民社会得以逐渐成长壮大，为中国转型为自由民主社会打下基础，也不是不可能的。

总之，在未来10–20年内，随着中国社会政治基础的改变，无论如何，都会带来许许多多方方面面的根本性变化。如何应对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将是执政者和社会各方面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2010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