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問題，為什麼這麼難說？

寫這篇文章，戰戰兢兢，最近關於香港的言論十分敏感，所以要先聲明：以下所言，皆非價值判斷，不是主張；而是事實判斷，描述現狀，供讀者批判。

• 香港究竟有什麼問題？

許多年前，已故香港作家梁秉鈞（也斯）發出一個著名的疑問：香港的故事，為什麼這麼難說？回歸二十多年來，隨著一波接著一波社會運動，未見平息，且愈演愈烈，一個類似的疑問被提出來：香港的問題，為什麼這麼難說？

香港問題很有歷史原因。自1841年《穿鼻草約》簽署以來，香港開埠。期間中國內地從大清王朝到中華民國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換了三朝，而香港則經歷港島割讓，九龍割讓，新界租借，一脈相承，時至今日仍始終是「自由港」。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發表，香港九七回歸成為定局，中國、英國和香港，都積極準備回歸工作。香港經歷了「主權回歸」，但是「人心回歸」了嗎？

1997年，隨著香港回歸，有人覺得香港的問題解決了。2003年，隨著自由行開放，有人覺得香港的問題解決了。2014年之後，又有人覺得香港沒有問題了。你看，政治風波平息了，女特首選出來了，高鐵通車了，大灣區成立了……不是一直說，香港人是趨利避害的「經濟動物」嗎？以香港人之務實，只會埋頭賺錢，不理政治了吧？孰料非也。就在筆者寫作本文時，香港正爆發自開埠以來最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於是，各種關於香港的分析文章層出不窮——

有人說，香港的行政出了問題，公務員系統沒有以前宣傳的那麼好，不是「全世界最高效廉潔的隊伍」，實際上官僚得不得了，面對責任全都是「甩鍋俠」。

有人說，香港的教育出了問題，中產階級從小把小孩送去接受西方教育，教出來的都是外黃內白的「香蕉人」，所以香港的年輕人「反中」的情緒才那麼高。

有人說，香港的經濟出了問題，2019年第一季度，香港的GDP增長僅0.5%，幾乎等於沒有增長，在這樣的背景下樓價仍不斷攀升，能沒問題嗎？

……

種種說法，其實都對。但正因為都對，香港的問題才變得複雜，複雜得像個繞口令：什麼樣的社會孕育什麼樣的政治孕育什麼樣的行政孕育什麼樣的經濟孕育什麼樣的教育孕育什麼樣的文化孕育什麼樣的人才孕育什麼樣的社會……

這就是香港的問題。如果你覺得香港問題簡單，或者像《香港這座城市還有救嗎？》的作者那樣，從個別經歷就得出簡單結論，那麼就大錯特錯了。

• 誰在香港「愛國」？

即便放在全世界的格局中，香港也的確是個地位很特殊的地方，誰讓香港「一國兩制」了呢？香港問題之複雜，僅一個「身份」問題，多數人就雲裡霧裡。

「香港人」這個身份很特殊，它並非國籍，而是一個居留權，全世界任何國籍的人都有權爭取做「香港人」。但「居留權」並非「居留」這麼簡單，還包括了「選舉權」等一系列政治權利。所以，內地有些人抨擊香港法院的部分法官是外籍人士，乃無知之論。所謂外籍人士，他們也是「香港人」。說句良心話，外籍人士可以做法官，正是全世界商人都敢在香港投資的信心保證，不是嗎？

相比於部分法官是外籍，他們至少金髮碧眼、滿口英語，你一眼就能看出來，反對還有個對象。但那些黑頭髮、黃皮膚，說廣東話，開口閉口「愛國」如何如何的所謂「建制派」，你就以為他們的國籍真的是「中國」？上台拿衣服！

九七前，港英政府秘密向香港「精英階層」發放了英國國籍，該名單至今仍未公開。所以，我們無法確認現任香港的官員、議員是否持有英國國籍。對於國籍，《基本法》第101條有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任用原香港公務人員中的或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英籍和其他外籍人士擔任政府部門的各級公務人員，但下列各職級的官員必須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各司司長、副司長，各局局長，廉政專員，審計署署長，警務處處長，入境事務處處長，海關關長。」

但是，英國國籍在世界上也是特殊的。首先，根據《英國國籍法》規定，向英國政府以外的其他機構提出放棄英國國籍的聲明都是無效的。也就是說，「假香港人」在特區申請放棄英國國籍並不作數。其次，即便是真的向英國政府放棄英國國籍，《英國國籍法》也「寬宏大量」，允許國民人生中犯一次錯，其後可以恢復國籍。說得難聽點，「假香港人」官員退休後，可以做回英國國民。

說難聽點，即便是所謂「愛國」的「建制派」，也不見得是「真中國人」。香港專欄作家陶傑就多次撰文，主張英國政府公開九七前發放英國國籍的香港精英名單。名單一旦公來，潮水退去，我們立刻就能知道誰在「裸泳」。

所以，千萬不要被「香港人」嘴上說什麼迷惑——嘴巴上「愛國」的，不見得真的「愛國」；嘴巴上「不愛國」的，也不一定是真的「不愛國」。

• 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莊嚴承諾

關於香港問題，我們必須一再回顧「一國兩制」提出者鄧小平的言論。

1974年，鄧小平曾對英國前首相希思（Sir Edward R. G. Heath）說：「中國要維護香港作為自由港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響外國人在那裡的投資，在這個前提下，由香港，包括在香港的外國人管理香港。我們新憲法有規定，允許建立特別行政區，由香港人自己組成政府，不管是華人、英國人或其他人都可以參加，可以做政府雇員嘛，甚至成為香港政府的成員都可以考慮。香港的各種制度也不變，對外可用『中國香港』的名字發展民間關系，如貿易、商業關系。」——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對香港問題的莊嚴承諾。

1979年，鄧小平在北京會見香港總督麥理浩爵士（Sir Crawford M. MacLehose）時又說：「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問題本身不能討論。但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即使到了1997年解決這個問題時，我們也會尊重香港特殊地位。」

1982年，鄧小平在《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中再次重申：「我們要同香港各界人士廣泛交換意見，制定我們在十五年中的方針政策以及十五年後的方針政策。這些方針政策應該不僅是香港人民可以接受的，而且在香港的其他投資者首先是英國也能夠接受，因為對他們也有好處。」所以，香港數百萬民眾今天所維護的種種，可以說是切實履行、實踐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言論。

我們是不能懷疑中央希望香港安定繁榮的初心的，但也不能忽略部分人把香港當作一盤“生意”來做。在他們心裡，香港最好能長期保持一種可控的混亂。

香港終究是「華人社會」，在歷史上，香港的安定繁榮一直依賴強而有力的港督的管治。港督的管治手法，一般稱為「軟性獨裁」。他擁有英國其他殖民地總督所不享有的高度政治權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聽英國方面的指令。君不見，香港民眾懷念的不是港英時期的制度，而是港英時期的總督。從這層意義說，香港的情況確實不是澳門、台灣等中國境外地區所能相提並論的。

香港回歸已經二十多年了，仍在等一個「人」。這「人」，要取得中央及特區都能信任、都能認可。請注意，不是兩地「政府」能認可，而是中央政府和特區民眾都能認可的。董、曾、梁、林鄭，顯然都不是這樣的人選。這個「人」或許會出現，皆大歡喜；也可能不會出現，很快，50年不變可就過去了。

《香港這座城市還有救嗎？》這樣的文章在國內能大行其道，說明中國網民對香港問題的理解尚淺。不過還好，前段時間，香港作家梁文道和哲學教室徐英瑾在「八分」節目對話時，徐老師從哲學的角度說道，迅速達到10萬加閱讀量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不可信的，因為它利用的是情緒，而非邏輯。那些認真、冷靜、理性剖析問題的文章，一如經典在當世之地位，是「無人問津」的。但我沒那麼悲觀，我堅信，本專欄的讀者是有素質的，是有獨立思考能力的。

「問題」者，在英文中有兩個翻譯，一曰：QUESTION，一曰：PROBLEM。現在香港的「問題」，是人們覺得香港「PROBLEM」太多，而「QUESTION」太少。總是用意識形態鬥爭的思維來對待香港，結果對香港問題的解決，香港的人心回歸，非但沒有益處，反而將矛盾越激越深。「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胡適先生這話說了都一百年了，我們領悟其中真諦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