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驥

香港作家

我們該同情李文亮醫生嗎?站在香港的立場

立春剛過,黑夜還是長的。

李文亮醫生離開人世的那個晚上,不少朋友和我一樣,通宵未眠。心中有種無法言說的壓抑。直到天色漸白,早上七點多,一位內地來港的同學發消息給我,問道:「我不知道我要如何面對這個醫生的死,現在好痛苦。他轉過『罵暴徒』的帖子,可他自己現在又變成了受害者。那我們該同情他嗎?站在香港的立場。」

問題,讓我忽然意識到自己何以苦悶。

數小時前,我也和一位香港的媒體朋友聊李文亮醫生。在那場對話中,我表達了對「國民性」的失望。香港朋友認為,中國的改變需要契機,活不下去了才會革命。我則不能苟同,反問說,如果活不下去能爆發革命,那麼大饑荒時應該就革命了。在我看來,問題的關鍵不是活不活得下去,而是有沒有改變的意願。然後我還「嘲諷」這位朋友:「你對中國人還是有幻想。」

貌似我「贏」了這場「辯論」。然而話雖如此,我仍然抱著手機,不斷看關於李文亮醫生的各種信息,惶惶不安。

是的,李文亮醫生和無數普通的中國人一樣,活在牆內。假如半年前,有機會和他討論「反送中」事件,或者中美貿易戰,恐怕難免互相拉黑。而即便到了現在,多數中國人仍然沒有能力將疫情和政治制度聯繫起來,也無法反思「舉國體制」的壞處,還是「相信政府相信黨」。

痛苦的不是牆內的人,而是牆外(以及翻牆出來)的我們。我們常常在絕望的時候說:「算了,跟中國人沒什麼好說的,放棄吧!」「移民,不要和這群『螻蟻』為伍!」學問好一點的則引用魯迅的話反問:「現在你大嚷起來,惊起了較為清醒的几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我們不是在懷念過去,那幾個意外出現的言論相對自由的時期;就是在憧憬未來,覺得到某個時候「他一笑天就亮了」。但誰說這不是種虛無呢?正如加謬(Albert Camus)在《鼠疫》中曾這樣寫道:「我們心靈深處始終存在的空虛感確是一種流放之感,一種明確清晰的情緒,一種焦心的回憶之箭,一種荒誕不經的妄想,不是妄想年光倒流就是相反地妄想時間飛逝。」

恐怕還在對中國人痛心疾首的,冷嘲熱諷的,別聽他們嘴上怎麼說,都不是真放棄中國。說「中國人可以救都不值得救」的倪匡,批評中國人基因裡有小農意識的陶傑,他們真的放棄中國了嗎?難道他們不是每被問到中國的問題,就無法自已滔滔不絕地大發評論嗎?從他們的所談所思便能確認,他們無時無刻不在關注中國,了解中國,思考中國——他們何曾真的置中國人不顧?

有的人活在中國,卻早已不在中國。真正放棄中國的,是那些選擇活在「歲月靜好」夢幻泡影中的人。騙自己騙得久了,難免真的相信起自己編織的謊言來。

説回我給那位內地同學的回覆。我幾乎是不假思索地說:「同情李文亮醫生,沒有同情我們都不算人了。因為同情,所以我們才要堅守,不能讓香港淪陷。假如沒了同情,我們遲早會跟他們一樣,成為感染全人類的『病毒』。努力,守住底線。」

感謝這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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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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