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克的功課

旅法媒體人,關注政治、法律及社會話題寫作,王小波門下走狗,徒步爱好者

桑伯格和诺贝尔奖之间,隔着一层“去激情化”的政治

作者按:本文首发于“腾讯·大家”专栏,题为《怒视特朗普的气候少女,为什么没拿到诺贝尔和平奖》,发表时有删节。本文为完整版,划线处为被删节部分,下划线处为matters版本增加部分。

2019年度诺贝尔奖曲终人散,最为普通大众所关注、同时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100届和平奖,授予了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阿里(Abiy Ahmed Ali),而非此前呼声甚高的瑞典“环保少女”桑伯格(Greta Thunberg)。

这一结果无疑会让后者的拥趸失望,但在另一重意义上,或许也避免催生了一个早熟的神话。


“作秀”的气候少女?

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桑伯格这个名字进入视野,最密集的信息来自于她在今年9月联大会议上的发言,她“怒目而视特朗普”的画面被媒体津津乐道,而这段发言也被反复引用——“这一切都是错误。我不应该在这里,我本应该在大洋彼岸上学。而你们都来向我寻求希望?你们怎敢!你们用空谈偷走了我的梦想和童年。而我还算幸运的,有人正在受苦、死去,整个生态系统正在崩解!我们正在一场大规模灭绝的开端。你们却只会谈钱,谈论经济永远增长的神话。你们怎敢(How dare you)!”

在中文互联网上,这段发言引发了为数不多的呼应和赞叹,以及铺天盖地的冷嘲热讽。从现场视频来看,桑伯格言辞激烈,表情丰富而夸张,尤其不时低头看稿,几乎看一句念一句的表现,让很多看客质疑是“作秀”,加上此前中国社交媒体上已经颇成气候的言论氛围,桑伯格的出现,似乎再次提供了一个“白左圣母”的例证(尽管她只有16岁),以及此前已有的“父母制造偶像”或“利益集团利用”的说法,甚至有人为她量身打造出“生态主义纳粹”的骂名。

面对这种言论氛围,一些严肃作者也在努力为桑伯格辩诬,将中文互联网上的这种攻击,归结于欧美极右翼网站制造的假新闻和阴谋论被翻译引入中国,并迎合了人们既有的知识盲区、情绪和偏见(《对16岁气候活动家的抹黑与误解》);或者从瑞典的环境教育角度,努力理解为什么能够在这种氛围中产生桑伯格这样的人物(《什么样的教育,教出来瑞典气候女孩?》)

从某种意义上说,桑伯格的确是一个符号、一个偶像,由此而言她的言行必然有“秀”的成分,这样说并不是出于阴谋论的暗示,毕竟,对偶像的需求植根于人性本身,如果运用得当,它可以焕发出巨大的建设性力量。但一个16岁的女孩子承担起这个角色,既是时势使然,也提醒人们,将巨大的热情寄托在这样一个偶像身上,注定是不牢靠的。


不必嘲笑,也不必讳疾忌医

这位“环保少女”身上一个极为独特的标签,是阿斯伯格综合征(Asperger syndrome),这是她本人所承认的。

阿斯伯格综合征是一种社交与沟通障碍,被认为是广义上自闭症的一种,但症状没有通常的自闭症那样严重,致病机理也不明确,患者并没有智力低下特征,甚至某些情况下智力还显著高于常人(桑伯格在学校的成绩可以称之为优秀),以至于有些医学标准认为其介于“自闭症”和“正常人”之间。

同时据媒体报道,她还有强迫症和选择性缄默症。而选择性缄默症则同样是一种社交焦虑,对中国读者来说,或许最熟悉的例子,就是《生活大爆炸》中那个在不喝醉的情况下无法和亲属之外的女性说话的印度裔怪咖Raj。

桑伯格的这种生理特质,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释她在公共场合发言的表现,同时很容易被他的批评者利用。例如今年联大会议之后,美国FOX电视台的嘉宾Michael Knowles攻击桑伯格是“精神有病(mentally ill)的瑞典小孩”,这种满怀恶意的措辞引发舆论哗然。Knowles本人事后也被迫为此道歉,但他只不过换了一种说法,仍然声称桑伯格有“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

而对于桑伯格的支持者来说,“阿斯伯格综合征”是一个尴尬的存在,因此有些声援文章索性对此持视而不见的态度,或者将此类质疑笼统斥之为人身攻击。

而桑伯格本人,却对这种标签抱一种“大无畏”的立场。精神上的disorder,对她而言成为一种武器。她在社交媒体上声称:“我有阿斯伯格综合征,这意味着我有时不那么循规蹈矩,而且考虑到眼下情况,与众不同是一种超能力。”

而且和一些媒体的说法不同,她并没有明确表示这种症状已经治愈,只是说“我的症状此前限制了我,在我发起罢课之前,我没有活力,没有朋友,也不和任何人说话......而这些现在都不复存在了,因为在这个许多人眼中毫无意义的世界上,我找到了某种意义。”

英国《卫报》文章也提到,“她(桑伯格)的家庭将她的阿斯伯格综合征视为一种祝福,她是那种可以抛弃社交干扰、用一种黑白分明(black-and-white clarity)的方式关注议题的人”。桑伯格本人也承认,“如果我像别人一样、如果我擅长交往,我可能会试着发起一个组织,但是我做不到这个,我不是很擅长和人打交道,所以我自己做事情。”

这种情景,让人想起当年那句红极一时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桑伯格当然不是偏执狂,但相对于芸芸众生,她作为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对于气候危机的关注无疑比常人“偏执”得多。她的精神状态不应该遭到嘲笑,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意识到,这名“气候旗手”的确是被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所驱动,她的愤怒、倔强和黑白分明,都注定不是批评者和赞美者所能轻易理解的。

而对一个批判者的无条件赞美,或许是对他/她的最大嘲讽了。这种讽刺,甚至要超过特朗普推文满怀恶意地“称赞”桑伯格是个“非常快乐的年轻女孩”。

警惕过于澎湃的道德激情

即便和“白左圣母”的污名化划清界限,我们仍然有必要看到,桑伯格是一个“非典型”的行动者,她的诉求中有强烈的、有时过于简化的道德控诉色彩。这种道德控诉或许可以作为运动的助推剂,但恐怕无力支撑起整个运动的逻辑,甚至可能为将来的发展埋藏陷阱。

“整个生态系统正在崩解”、“大规模灭绝的开端”虽然看上去危言耸听,但不妨交给科学家去评判。或许气候危机后果之严重已经超乎多数人想象,甚至“将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已无济于事,亦未可知。

然而真正让人不安的,是在这段标志性的发言中,桑伯格把当下气候危机归结于“你们怎敢”,从而把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增长模式与国际博弈问题,轻易地简化为道德问题,似乎气候危机的根源,是成年人“利欲熏心”“胆大包天”的产物。

事实上,这也不是她在联大一时激情控诉的结论,从以往的街头演讲和媒体采访中,这种思路是一以贯之的。

这种澎湃的道德激情,当然会不乏喝彩之声。但通常而言,社会运动中的诉求越是具体、所针对的对象越是细分,越缺乏戏剧性效果,但问题越容易解决;相反,诉求越是宏观、对象越是宏大,越容易产生轰动效应,但问题反而不容易解决。而在桑伯格的“黑白分明”的思路中,分殊是高度二元化的——“你们这些有罪的成年人”vs“我们这些无辜的青少年”。

这种思路也得到了成年人世界的理解和呼应,例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我们这一代没能恰当地回应气候变化的重大挑战,年轻人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难怪他们会愤怒。”而在各国政要和国际组织领导人中,这种表态不绝于耳,至于说其中有多少是真心诚意,有多少是场面话,恐怕没人能说得清。毕竟,在桑伯格所控诉的这个既成晦暗现实中,这些“忏悔者”也同样曾经为之添砖加瓦。

但除此之外,这种道德化立场会导致潜在的负面后果。

一方面,它可能导致行动者在坚信自己绝对正确的前提下,一味采取激进手段。例如和桑伯格几乎同时声名鹊起的气候抗议运动“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在常规手段之外,也开始采取“冲击”和“占领”方式来声张诉求。另一个间接例子则是,随着全球危机加剧,气候保护和动物保护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找到了契合点,弃绝肉食成为同时能够满足二者诉求的选项(据报道桑伯格的家人在她的劝说下成为素食主义者),而西方近年来声势渐涨的“反物种歧视”(Antispéciste)运动,也因此自我赋予了更多的正当性理据(成为字面意义上不折不扣的“食肉者鄙,未能远谋”),开始频频采取冲击打砸肉铺和屠宰场的方式,来践行自己的理念。

与此相关的另一方面,强烈的道德化立场可能会阻碍最优策略的选择。仍以今年联大为例,在面对特朗普时,桑伯格只能象征性地“怒目相向”(当然她此前也一直激烈批评美国的能源和气候政策),而与此同时,却准备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采取切实法律行动,指控法国、德国、土耳其、巴西和阿根廷五国未能完成巴黎气候协定规定的减排义务。

这让法国总统马克龙非常不满,用外交场合罕见的重话批评桑伯格——“这种极端激进立场本质上会让我们的社会彼此为敌”

事实上,这位法国总统此前对桑伯格态度相当友好,今年二月还曾经在爱丽舍宫接见后者,但这次看到桑伯格似乎毫无章法的行动,也不得不为本国辩护:“年轻人(以及更年轻的群体)的动员是有用的,但眼下必须集中到那些走得最远的人、那些试图阻碍(拯救气候)进程的人身上,而我不认为法国或者德国政府在阻碍这一进程。”

马克龙的矛头指向谁,显然不言自明。而桑伯格把原本可以引为援手、事实上在气候问题持积极立场的国家,就这样推到了对立面。或许在她的世界观中,41岁的马克龙和73岁的特朗普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成年人”,也都是“偷走梦想和童年”的“你们”。

作为政治宣示,这种划分有简洁明了、直击人心的力量,但很难经得起深入推敲。在一个既定的生产-消费模式中,除了个别孤绝于社会之外的隐士,很难说谁完全是无辜的。成年人固然要为气候危机承担最多责任,但作为群体的年轻人也绝非清白无暇(何况二者界限如何确定,是个无法说清的问题)。

每年全世界天文数字级别的快速消费品,目标主力人群更多指向年轻人:消耗大量资源的电子产品以比摩尔定律更快的速度更新、性能过剩却鼓励升级换代(最典型者如iphone),又如众多“快时尚”服装品牌,不仅目标群体主力就是青少年,季末甚至会将大量滞销衣服销毁来清理库存,虽然决策是成年人做出的,但那个桑伯格眼中清白的“我们”,早就被编制在这张网中。

从桑伯格到阿比·艾哈迈德:去激情化的政治

如果不是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阿比·艾哈迈德的名字可能永远不会被外界大多数人所知道,诺贝尔奖委员会在颁奖声明中称,这位埃塞俄比亚总理之所以获此殊荣,是表彰其在促成“和平与国际合作”方面、尤其是结束旷日持久的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边界冲突所做的贡献。

消弭边境冲突固然是和平奖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成就,而必须放在更加宏观的背景下来看。在致力于结束边境冲突的同时,阿比·艾哈迈德在内政上采取了一系列松绑措施,包括赦免反对派、放松国家对经济的管控、推进经济改革、承认流亡主教地位、缓和教派关系等等。

而在最为外界瞩目的边境争端问题上,解开死局的关键步骤,是阿比·艾哈迈德承认2002年国际常设仲裁法院的裁决,放弃埃塞俄比亚政府此前坚持占有的巴德梅(Badme)地区。换言之,这是一个“予”而非“取”的举动,更不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式的“亮剑”行动。

而在一系列决断的背后,是阿比·艾哈迈德的政治履历:他曾在军队服役,参与过联合国维和行动,出任过国会议员和部长,承担过幕僚角色,也领导过党政机器,调解过复杂的族群关系,甚至“干涉别国内政”,斡旋过邻国苏丹的事务,而这一切,都不是通过激情澎湃地质问对方“How dare you”能够做到的。或者,这里正可以提出那个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经典问题:如果你是部长,你会怎么做?桑伯格几乎没有展示出可以鼓舞我们往这个方向联想的任何迹象,而阿比·艾哈迈德的确做到了。

对于“非洲之角”地区来说,这位43岁的年轻总理已经成了近乎救世主式的人物,诺贝尔和平奖又为他锦上添花。但也有观察人士提醒说,非洲大陆并不是第一次出现看上去年轻有为的政治人物,在1980-1990年代,曾经涌现出多位人气高涨的统治者,但最后除了曼德拉,其他人几乎都转向了威权主义。“勇者斗恶龙”最大的悲剧所在,是勇者自己最后长出了鳞片,变成了恶龙。

尽管比桑伯格年长得多,阿比·艾哈迈德的政治经验也足以给她上一课,但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和桑伯格一样,某种意义上说也仍然是一个年轻人,仍然面临着越发艰险的挑战,正如诺奖委员会在颁奖辞中承认的,鉴于埃塞俄比亚族群冲突势头上升,有人认为阿比·艾哈迈德领奖为时尚早,但委员会仍然认为,他的努力应当被承认,并加以鼓励。

“鼓励”从来就隐含着不确定性,近的例子如充满争议的2009年奥巴马获奖,远的例子如缅甸的昂山素季,即便当年毫无争议,近30年后,似乎又走到了初心的反面。而“去激情化”的政治,也还远远没有看到终点。


气候问题在中国,如何知行合一?

近两年来,气候问题明显越来越成为欧洲政治的核心议题之一。无论是法国以“巴黎协定”作为外交主轴之一(并由此凸显出欧美的不同步性),还是欧洲各国绿党近年的触底反弹,都成为这一趋势的组成部分。气候危机不再是小众群体“杞人忧天”的话题,尤其2019年夏天席卷全欧的热浪,导致北欧国家频发森林火灾,这成为促使桑伯格一开始在瑞典议会门前静坐、继而走向国际舞台的重要因素。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气候/环境问题又是在一个极为不同的语境下展开的,由于地理上的纵深和生态上的多样,气候变化对中国公众舆论的冲击,远不如在欧洲那样深入。

当然,从抽象意义上说,中国人并不排斥气候变化消极后果的命题。许多观察者都援引了2014年的一份调查结果,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中国人对“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这一命题的认同程度最高,不仅远超美国,而且显著超过意、西、法等排名靠前的欧洲国家(甚至超过桑伯格所在的瑞典),这一命题的反对者微乎其微。

即便如此,以切身感受诚实地说,在中国(至少大陆)人的日常生活中,气候变化考量很难说占到任何重要地位。更不必说,席卷多国的“Fridays for Futhur”(星期五为未来)这样的“罢课闹革命”运动,在当下中国还远远无法想象。即便中国人对气候变化命题的认同程度全球最高,但与此同时每年在外卖行业上造成的塑料与纸品包装污染,也堪称独步全球,而我们的日常责任感,都退隐在在两三块人民币的“包装费”之后,心安理得地享受互联网幸福生活。

再举个未必贴切的例子,当桑伯格等人倡导低碳出行、甚至带动起一股以坐飞机为耻的潮流时,中国商业界更感兴趣的,是发现这个国家在经过四十年高速发展后,还有十亿人没坐过飞机,而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商机。

正如同烟花绚烂之后,很少有声音质疑这种庆典的环境成本一样,我们对气候和环境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封冻”状态,很难同其他社会政治议题建立横向或纵向的连接,也还远远没有达到“知行合一”的地步。

托尼·朱特在《沉疴遍地》中提到:“异见与异见活动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的所为......年轻人不会退缩,而且更有可能直视问题,并且要求解决这个问题。”但与此并行不悖的现象是,“他们也比他们的老一辈更容易受到非政治主义的诱惑,亦即政治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么堕落、我们应当放弃它的思想......道德冲动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共和国和民主国家唯有依靠其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才能存在。如果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或曰积极公民放弃政治,他们就将他们的社会遗弃给了它最平庸和腐败的公仆们。

从这个意义上说,桑伯格“黑白分明”的道德激情,对中国人来说其实本质上并不陌生,对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也早有领略。但在当下,面对“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如何在不同维度上同时保持“去激情化”的警惕、和“再激情化”的赋能,的确是个令人纠结的挑战。

對《关于端传媒<科爾奈:弗蘭肯斯坦的道德責任>一文的翻译》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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