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群体是原罪吗？

在 Netflix 上看完了BBC 联合出品的四集短剧 Collateral ，感触纷杂，试说开去。

一、故事梗概

剧情紧凑，人物繁多，关系复杂。一桩看似摸不着头脑的枪杀案，牵引宗教、军队、性别、族裔、难民、移民、政党等各方出场。起底案情从头捋：一名英国军队退役军官，为牟利而成为黑帮蛇头，开辟了一条从叙利亚偷渡难民到英国的海上通道。英国MI5 的特工潜伏进这条偷渡线，借此定位并除掉叙利亚恐怖分子，保护英国本土安全。该特工无意间将蛇头姓名透露给了偷渡船的船长，又在阴差阳错间被叙利亚的偷渡男孩看到。男孩带着怀孕的亲属姐妹来到英国后，联系蛇头敲诈钱财，想获得合法身份。

蛇头的帮派在本地社区开着pizza 店，也作为售卖毒品生意的掩护。打理店铺的英国姑娘家境困难，母亲病重，她不同意直接参与毒品交易，只负责pizza 生意，以及对贩毒的事不理不问。一位社区议员的前妻每周定时打电话来买外卖（毒品），对这样的常客，往往是帮派里了解内情的外卖小哥去送货。而事发当晚，为了除掉不知好歹的勒索人，帮派给了店铺主管姑娘一千英镑，要求她指定同样在店里打工的叙利亚男孩去给议员前妻送单。姑娘不明内情，尽管猜测其中必有不妥，但她需要现金，于是她照做了。死亡案件发生后，姑娘无法承受心理压力，去找牧师倾诉，帮派团伙担心她泄露秘密，为了灭口，将她活活打死。

蛇头找来当年战友的女儿，肖上尉，去做杀害叙利亚男孩的枪手。肖的父兄先后为了不同的对外战争献出生命，逝者已矣，无人关心这个破碎的家庭，母亲沉浸在巨大的痛苦里，只想躲起来独自悲伤，无暇顾及其余。她怀抱着对军队的向往，对国家的忠诚，在阿富汗前线与恐怖分子斗争。然而，亲密的战友牺牲在她眼前，当她回到本土继续从事文职工作后，男性军官领导又借助军队的等级森严和恶劣传统，对她不断开展性骚扰。于是，当父亲的好友说需要她去杀掉一名恐怖分子，她似乎找到了内心失望和愤怒的出口。可想而知，手上的鲜血没有为她带来平静。最终她选择了自杀，留下对强奸犯上级的控诉，对上级妻子知情而漠视的控诉，对国家这个空虚而宏大的概念的控诉。同时懊悔“ I regret not being strong.”

事发时的目击者，越南非法滞留学生琳，害怕被警察调查。她的同性情侣，社区女牧师已经多次被教会要求，不得公开同居。两人最终分手，因为牧师选择继续为社区居民服务，放弃继续出柜。

琳的身份问题还牵扯到社区议员。议员不满英国日渐严苛的身份认证要求，同情难民和移民，为琳做续期的长居担保，但他并不知道当时琳的身份其实已经过期了。同时，议员自己的私生活也一塌糊涂，前妻来自以色列，生长在战火纷飞下，性格偏激，动辄歇斯底里，考虑到前妻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他不能袖手旁观，又无法提供前妻需要的爱和理解，焦头烂额。他将对生活的愤怒发泄在对政府政策的批评上，在剧终时，终于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工党，也离开了纠缠多年的前妻，去拓展为外来人口服务的新路途。

潜伏在蛇头集团里的英国特工，因为这宗案件而暴露，失去了追踪叙利亚恐怖分子的切入口。她感叹：“its always too good to last.” 而她的上司则气急败坏地说：“I don’t care to kill the Syria boy one thousands times, if we can do our job as before, to protect the English man.” 

警探开展调查后，这些盘根错节的人物关系逐一浮出水面，沉积的矛盾铺面涌来，压得观众喘不过气。作为一个曾经为女权疾呼，常自诩政治正确的女性，结局时我看哭了。众生平等，这句话本身依然无可动摇，但是围绕这句话的语境大不相同。随着政治正确口号包括的范围越来越大，这句话带给人们的，已经不再是启迪，而是压力。而伴随着压力的，必然不是团结，而是撕裂。

二、为什么“政治正确”很难达成？

蒙昧时代，王室贵族自认承载天命，神授王权，高人一等。底层民众被压迫得狠了，愤起质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包括文艺复兴把神“人化”，这些都是从本质上去思考，人和人应当是一样的。近代以来，以黑人为代表的种族歧视的问题从喧嚣到落定，可以视为欧美社会的自我纠错。其间引发内战，社会变革耗时百年，最终，被从非洲劫取贩卖到美国的黑奴后代，在美国获得了正常生活的权力。

以上的平权成果，都是建立在人们对社会的剖析上，伴随着科技发展解放生产力，沿袭数代人共同努力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才能逐渐形成主流的普世价值观。但现今，人们似乎渐渐沉醉于“政治正确”本身，动辄认定自己遭到了不平等的待遇。比如性少数群体中的一部分，虽然天然性别为男性，但自认为心理状态是女性，希望得到和天然性别为女性同等的权利和生活方式，否则就是被歧视。

姑且先不讨论这些需求是否都有道理，即使认可各类这样的平权需求，实现平权的前提是资源足够。要在生活中实现平等，政策制定者，比如政府，就需要作出决定。例如，一个性别倒错者不愿意去男（假设原生性别为男性）洗手间，政府的解决方式有三个：

1. 强迫他去男洗手间。剥夺了他选择自己性别归属的权力。

2. 允许他去女洗手间。剥夺了原生性别为女性的群体拒绝的权力。

3. 建立新的性别倒错群体专用洗手间。大家的权力都得到了维护，但是需要钱和时间修建这些新洗手间。

性别倒错群体显然抗议第一种，也就是现状。第二和第三个方案则分别对应人们呼吁公平和平等向两个主要方向：其一是批评教化主流人群，应当同意分享资源，其二是寄希望于执政力量比如政府，出台平权措施保障小众群体利益。

主流人群方面的障碍在于：人类自卫的天性。一方面，既得利益者对已经拥有的资源，舍不得出让。只有当大家意识到，接纳少数群体会带来双赢，而不是牺牲自己的份额，才能愿意分享。但市场这只无形的手需要人类最宝贵的资源：时间。在没有获得验证之前，人们很难相信，更多的人来分蛋糕，蛋糕反而会变大。

另一方面，出于正当防卫的立场，主流群体对“非我族类”带着警惕性。不同的价值观导致不同的为人处事。理论上，我们应该对宗教狂热分子、性少数、环保主义者，等等所有的小众人群持同等尊重，但当他们通过平权运动占据足够的社会资源之后，会不会对主流群体造成不便，甚至伤害？“贴标签”的主要原因是节约成本，避免“农夫与蛇”，人们需要先具备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才有余力去帮助别人。于是问题又回到最初，当资源还来不及扩展到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时，主流群体有没有权利对“政治正确”说不？黑人平权的副产品“0元购”也好，女性平权的副产品“反仙人跳”也好，都逆向激化了主流群体对让渡权利的态度，某种程度上促进极端保守势力上台。

政府出台政策方面的障碍在于：资源不足。在民主社会，钱怎么用，由选民决定。如果国库充裕，民意明确，没有哪个政府不乐于实现群众的提议。但是问题恰恰在于，政府总是预算不足，捉襟见肘，没有多余的资源用于解决少数群体权利平等的问题，除非多数人同意花钱去“修洗手间”，而减少在其他方面例如教育、医疗、军费的开支。

三、多数派是否意味着原罪？

以剧中的移民问题为例，各个角色里，故意对移民和难民持有敌对态度和歧视行为的，是极少数。大家只是自顾不暇。比如Pizza 店里的英国姑娘需要照顾病重的母亲，社区义工的帮助杯水车薪，她后悔为了钱，去做明知不妥的事，尽管牧师安慰她“you did not know”, 她回答“ sometimes knowing is knowing.” 镜头一转，社区议员对着镜头，洋洋洒洒地批判英国政府苛待移民，却忽略了他辖区内的本土居民同样面临生存窘境。

比如肖，军队里男上司可以肆意骚扰女下属的恶劣传统一直压迫着她。男上级明明已经被其他女军官举报过，但却安然无恙，继续对她言语调戏，直到威胁她发生了性关系，成为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英国军队中存在的问题显然非常严重，性别歧视和霸凌随处可见，但高层毫无作为。

再比如女牧师和琳之间美好的感情，却因为天主教对同性恋爱的禁令而无法继续下去，主教自欺欺人地告诉她们，他自己也是同性恋，但这是不可公诸于世的。女牧师反驳，“this is why people do not believe in institution now. Everything is fudge and falsity.” 主教告诉她：“it is only what you called fudge and falsity which is holding things together at all.”

以上种种，对于本土住民来说，都是切身相关的利益问题。政府解决了这些问题吗？没有。剧中，反而是本身被划为非法滞留者的外国学生琳，帮助本地社区做义工，每天忙碌地安顿照料无家可归者。对此类颇为讽刺的现象，议员认为是移民给英国政府带来的好处。他与上司争辩时提出，社会永远在变化，难道因为别人穷，我们富，就永远不管他们吗？不，我们应该去迎接变化，英国不能闭关锁国，移民可以去修桥修路，带来经济活力。

但这里存在一个疑问，大多数外来人口，能否自发地融入社会经济活动中去？

答案显然是，不能。人类的迁徙当然是正常的，但当这种迁徙大方向是从低水平地区向高水平地区，必然的问题就是，前者在短时间内无法适应后者的生活。发达民主国家国民眼中的常理，来自战乱地区的人们可能闻所未闻。语言、学识和技能上的鸿沟，对落后地区民众提出巨大挑战。而对比自己民族的苦难，欧美国家舒适轻松的生活，也会带来难民和移民心理上的落差。这些都需要资源去弥补。只有当外来群体通过学习，掌握了生存技能，能够参与社会生产，才能与主流人群产生交集，发生社会关系。第一代移民往往只能自己抱团，直到二代才能本地化。

想要跳过这些必经的过程，让大家一踏上某国的国土，就能得到本国民众的认可和容纳，那就只能用空间换时间。可是，需要付出的钱和人力从哪里来？作为本土居民，当自己的生存诉求还没有得到妥善处理，政府如果还将预算用于他国人群，那么表示抗议和反对是否也算情有可原？剧中议员的上司说，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维持党派的运行，你不得再发表任何言论，表达你对移民的同情更大于对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的人们的关注。显然，上司捕捉到了民意。

剧中除了移民问题之外，还表现了国内对小众群体的排拒——正如女军官说：“I want to have the shared value.” 人天生需要群体认同感。女军官认为，自己被军队的无形秩序排斥。警探的黑人男助手认为，自己被高学历的白人女性同事排斥。在失落和愤怒下，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行为失常。为了得到认同，人们要求平等。可是涉及到的群体规模越小，特殊性就越强，不同群体的总量就越大，“去标签化”就越难。要求人们支付大量时间成本，保持试错热情，接受“既得利益即原罪”，却在短期内享受不到这样做的任何好处，近乎痴人说梦。

四、自由经济和政府干预

剧中的议员其实言之有理：“英国的国策不该是躲在墙后面，我们需要利用迁徙，移民对于自由市场是有益处的。”按照自由经济学派的观点，人类的个体自由选择，成就了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生活中绝大多数的问题是经济问题。假以时日，市场都能自动抹平差异，实现利益分配的最大合理化。从经济学角度，理论上说，平权是文明的进步，未来将给所有人带来收益。但是作为民选政府，为什么有时会出台违背市场规律的决策，强行干预经济？正如前文所述，市场需要的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时间。而民意，等不起。

保守派政治家的共同特点是，不信任人类本性，所谓“不惮于用最坏的可能性去揣测”，原因也许是人类的生命短暂，决定了大多数人不愿意等待市场的调节和时代的变迁，而寄希望于某种神奇的方法，能够立竿见影。当此时，政府为了安抚民意，必须先保证社会亦即“主流群体”的稳定。要求民众抗拒自利的天性，等待时间给出答案，就容易被另有所图的政治势力操控民心，惹出更大的悲剧。30年代的德国和40年代的中国，都验证过这一点。

“平权“同理。任剑涛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现代政治的矛盾和价值一体两面，源于个体自由和集体政策的对立。政府是少数派精英，代表主流群体的利益，制定适用于整个集体的法规和条约。个体需要自由和权利，不断争取政策向自身倾斜。

推演到极致，每个人就是一个少数派群体，政府显然无法满足所有诉求，只能在动态中达成大多数的平衡。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某条街上只有男厕和女厕，女性是弱势群体，希望增加母婴室，性别倒错者也是弱势群体，希望增加独立卫生间。谁有权利决定政府是先满足女性需求，还是先满足性别倒错者需求？如果靠投票，也就是靠多数人来决定少数人的优先级，无论结果如何，也必然造成另一方的不满。

民选政府的本质决定了它维护主流群体，任何改良的举措都难以一蹴而就，否则现有的阶层将被无限撕裂，人人都是输家。而向上争取权利空间唯一的可能性恰恰相反，是双赢。从古至今，人类的进步都不是靠劫富济贫，而是在生产力发展之后，有钱的更有钱，穷的也更有钱。弱势群体需要正视，现状的不如人意和平等的终极目标之间，隔着的是现实的限制，并非政府通过政策能够左右，更不是通过舆论倒逼，社会就能做出让步。

五、弱势群体怎么从道德高地走向权利高地

Clarence Darrow 曾在他著名的废死辩护结案陈词中说：“it is just as often a great misfortune to be the child of the rich as it is to be the child of the poor. Wealth has its misfortunes. Too much, too great opportunity and advantage given to a child has its misfortunes.” 自由选择的平等，或者说平等的自由选择，原本就是奢侈，甚至妄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互联网全面铺开，用户市场极速下沉，对社会现有机制运行不满的各类群体，早已超出了最早的“女性‘、”黑人“、”儿童“等范围。几个世纪以来弱势群体无法发声，需要主流社会人群中勇敢善良的人们帮助他们制造舆论获得认同的局面，早已是明日黄花。同样的，随着民主制度推行，自由市场兴起，各类不同标签下人们的困境的成因，也早已不再像资本主义初期，主要是由于生产力低下、主流人群的偏见、政府运行制度的不合理。如何更加合理分配从而更好地（而不是完美地）满足各方需要，需要从乱象中抽象出问题，继而开展有效分析的讨论。

无奈，这种试图解决问题的讨论，已近绝迹。人多嘴杂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之下，“社会不公“的呐喊已经逐渐脱离本意。对于政治力量，它变成一种绝对正确也高度有效的政治武器。对于个体，它则成为借口，用“弱势“的道德优越感对抗生活的不如意。尤其是对所谓主流人群的批判，伴随日渐增加的少数群体数量，变得几乎没有道理。许多倒霉蛋突然发现，短短几年之内，自己的普通生活已经成为别人眼中的原罪。大潮如此汹涌，于是不由得也顺流而下，去抨击在某些其他方面比自己更”主流“的人群。原本含混但完整的 社会，就此被分裂成无数边界清晰但互相攻击的小群体。

在“政治正确“这颗大树的阴影下，人们需要意识到，每个人都是复杂立体的多面，每一面都有一个标签。即使是同类标签下，人的地位和待遇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或者，某个主流群体标签下的人，也并不一定就比另一个弱势群体标签下的人生活得更好。

剧中的琳和叙利亚姐妹都是非法滞留者，可是琳有相对安稳的住所和社交，而叙利亚姐妹被关在难民看守所等待遣返。女探员和MI5特工都是国家公职人员，可是警察处于“台阶底端”，特工却可以给协助办案的难民解决身份。“非法滞留者”和“国家公职人员”这些标签，在这些时候毫无意义。

剧中的叙利亚姑娘来自战争地区，在英国是非法移民，兄弟被枪杀，自己被关在集中管理所，惶惶不可终日地等待被遣返的命运，为了争取合法身份，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向警察透露蛇头的信息。而pizza店打理人姑娘，天生就具有英国公民身份，有工作有家庭，看起来要“主流”和“安全”得多。可是剧终时，叙利亚姑娘在医院生下孩子，获得长住权。英国姑娘被黑帮杀人灭口，留下身后病重的母亲伤心欲绝。无论在哪个群体内，个人的命运总是无常。

在不同的标签之间切换时，人生没有绝对意义的赢家或输家。当我们感觉从某个角度被集体排斥和歧视，试试换一个角度重新找到融合的入口，用其他标签下获得的认同感来化解被误读的愤怒感。摆脱思维惯性，把弱势群体的客观困境和自我认知的低人一等这两者分离开。即使身处少数派标签下，内心依然强大到平视主流群体，就事论事，选择性地谈判、理论、妥协，从而获取具有实际意义的进步。而当场景变化，处于主流派标签下时，审视自己是否对优势地位视为理所当然，善待、理解、帮助那些弱势群体标签下的人。不要选择“少数派是劣势，多数派是原罪”这样极端的分裂，而是选择不被任何思潮，哪怕是政治正确的思潮，所裹挟。

众生平等，除了看到他人在高处，也要看到高处不胜寒。人性的怜悯不是阿Q 精神，而是只有明白众生皆苦，我们才能重新形成了解的基础，组建分享和谈判的平台，哪怕明知没有速成解决方案，依然抱着诚意和希望，为我们可能根本享受不到的明天而努力。这奢望也许超越了人性，但如果我们不自我超越，只去要求别人，那么最终在被彻底分割的层级底部，原本就弱势的群体只会是受到最大伤害的人。要想走向权利高地，除了依靠外界的帮助和进步，也要自己先走下道德高地，融入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