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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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读者:女权主义/批判性思维/决策科学/哲学/心理学/金融危机

Educated——读后总结

虽然从小到大被洗脑呆在家里,家才是世界上唯一可靠的地方,但无意识的直觉在给她引路:

那些直觉是我的守护神。以前它们救过我,在我骑着跃起的马时多次指导我何时抓紧马鞍,何时避开马蹄的撞击。多年前,当爸爸倾倒废料箱时,也是这些直觉促使我吊在箱上。因为它们比我还清楚,从高处摔下来也比指望爸爸插手强。我这一生中,这些直觉一直在教导我一个道理——只有依靠自己,胜算才更大。


童年长期受到精神虐待,Westover经常陷入self-doubt,活在别人的reality里面:

我开始变得顺从,经常依从别人的判断。如果德鲁记得的东西和我的不一样,我会马上承认这一点。我开始依赖德鲁告诉给我的生活中的事实。我质疑自己并乐在其中,不确定我们是在上星期还是上上星期见过某个朋友,我们最喜欢的可丽饼店是在图书馆还是博物馆旁边。质疑这些琐碎的事实以及自己掌控它们的能力,让我得以怀疑记忆中的每一件事是否真的发生过。


她两篇日记中的事实甚至会互相冲突:

两则日记都会保留下来,将我的记忆和他的记忆并置一处。我没有为了保持前后一致而进行修改,没有将某一页撕下来,这是一种大胆的做法。承认不确定性,就是被迫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无能,但也意味着你相信你自己。这是一个弱点,但这个弱点中透出一股力量:坚信活在自己的思想中,而不是别人的思想中。我常常在想,那天晚上我写下的最有力的话,是否并非源自愤怒,而是出于怀疑:我不知道。我只是不知道。

我从未允许自己拥有这样的特权:不确定,但拒绝让位于那些声称确定的人。我的一生都活在别人的讲述中。他们的声音铿锵有力,专制而绝对。之前我从未意识到,我的声音也可以与他们的一样有力。


被原生家庭打压形成的低自尊:

比起仁慈,我更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残忍。赞美对我来说是一种毒药,我被它噎住了。


离家读书拯救了她。扭曲的原生家庭无法给她任何人生指导,所以她疯狂读哲学书来指引自己,同时神经病老爹和哥哥却用各种手段把她拉回从前的状态:

课堂上,老师讲授了神经递质及其对脑化学的影响。我明白了疾病不是一种选择。这些知识也许会让我对父亲产生同情,但并没有。我只感到愤怒。我想,我们才是付出代价的人:母亲,卢克,肖恩。我告诉母亲,她不应该嫁给一个让她害怕的人,谁都不该这么做,但这句话从我嘴里说出来毫无说服力。我相信这些话,但我不太理解它们的意思,不能让它们变得鲜活。

肖恩这样做是想羞辱我,把我锁在过去,困在过去的自我。一幅画面侵入我的脑海——我躺在地上,胳膊被按在头顶上。我重回停车场,低头看看自己露出的白花花的肚皮,然后抬头看看哥哥。他的表情令人难忘:不是愤怒或狂暴。其中没有怒火,只有平静的快乐。然后我有点儿明白了——尽管内心不愿承认——他的快乐正源于对我的羞辱。羞辱我并非事出偶然或副作用。那是他的目的。

于是最后,我终于明白过来一个本来显而易见的事实:有的人反对平等的大潮;有的人必须从某些人那里夺取自由。

我开始了一段觉醒之路,对哥哥,对父亲,以及对我自己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我已觉察出我们是如何被别人给予我们的传统所塑造,而这个传统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我开始明白,我们为一种话语发声,这种话语的唯一目的是丧失人性和残酷地对待他人——因为培养这种话语更容易,因为保有权力总是让人感觉在前进。

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她已弃绝了父亲的世界,却从未寻找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勇气。她怕做心理咨询,也怕吃药。


这种很糟糕的原生家庭还挺难逃离的,有一次她爸用软下身段来“拯救”她的时候,她还精神崩溃了:

精神崩溃的问题在于,不管你崩溃得多明显,你都会不以为然。你会想,我很好,所以我昨天连续看了二十四个小时的电视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没有崩溃。我只是太懒。我不知道为什么认为自己懒惰比认为自己陷入困境要好。但那的确更好。不只更好:那至关重要。


对比她姐奥黛丽和他哥泰勒,在觉醒之后,被软手段一洗脑,立马就回归病态家庭了:

奥黛丽说,多年前她就该阻止肖恩,这样在她之后我就不会受到同样的伤害。她说小时候,她想告诉母亲,寻求母亲的帮助,但她觉得母亲不会相信她。她说得没错。结婚前,她噩梦连连,记忆闪回,于是她告诉了母亲。母亲说那些回忆都是假的、不可能的。我本该帮你,奥黛丽写道,但是连我自己的母亲都不相信我,我也就不再相信自己了。

……省略……

听着听着,我感到一种陌生的距离感,近乎冷漠,仿佛我和泰勒——这个我认识了一辈子的最挚爱的哥哥——的未来是一部我已经看过并知晓了结局的电影。我知道这出戏的走向,因为我已经在姐姐身上体验过了。这正是我失去奥黛丽的时刻:这是成本为现实的时刻,税款缴纳的时刻,租金到期的时刻。就在这一刻,她意识到抽身离开是多么轻而易举:用一整个家庭来交换一个妹妹是多么差劲的交易。

所以在事情发生之前,我就知道泰勒也会这么做。我能从电话长长的回声里听出他的绝望。他正决定着什么,但我知道他自己还不知道的事:他已经做出了决定,现在他所做的只是为它做漫长的辩护。

我们的父母被一连串虐待、操纵和控制所束缚……他们视变化为危险,不管谁要求改变,都会遭到驱逐。这是一种扭曲的家庭忠诚观念……他们称其为信仰,但这不是福音所教导的。


一些女权主义思想对她的启蒙:

从最初知道哥哥理查德是男孩而我是女孩的那一刻,我就曾渴望将自己的未来与他的交换。未来我要当母亲;他要做父亲。两者听上去差不多,实则不然。成为其中的一个就是成为一个决策者、主持者、家庭秩序的维护者;成为另一个则是成为被使唤的人之一。

我喜欢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充满激情的篇章,但当我读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写的一句话,我为之感动:“这是一个没有终极答案的主题。”穆勒思考的主题是女性的本质。他声称,许多个世纪以来,女性一直被哄骗、劝诱、推搡和挤压在一系列扭曲的概念中,以至于现在不可能再去界定女性的天赋和抱负。

血液冲进大脑,我感到一股肾上腺素的激增,感到一种可能性,一种边界向外扩展之感。就女性的本质而言,没有什么终极答案。在虚空中,在未知的黑暗中,我从未感到如此安慰。它似乎在说:无论你是什么人,你都是女人。


接受原生家庭的变态之后,她才不再羞于提起:

我告诉他们,我曾经贫穷而无知。当我告诉他们这些时,我丝毫不感到羞耻。那时我才明白羞耻感的来源:不是因为我不曾在铺着大理石的音乐学院学习,也不是因为我没有当外交官的父亲;不是因为父亲是半个疯子,也不是因为母亲跟着他亦步亦趋。我的羞耻感源自我有一个将我朝吱嘎作响的大剪刀刀刃推去,而不是将我拉走远离它们的父亲;我的羞耻感源自我躺在地上的那些时刻,源自知道母亲就在隔壁房间闭目塞听,那一刻完全没有选择去尽一个母亲的责任。

我为自己创造了一段新历史。我成了晚餐上备受欢迎的客人,讲述着各种趣闻轶事:打猎骑马、拆解废料、扑灭山火。我说起自己才华横溢的母亲——助产士和企业家,又谈及性情古怪的父亲——废品商和狂热分子。我想我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过去的生活了。那并不完全是事实,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的确如此:未来真的会更好。现在一切都已变得更好。现在母亲也已找到了她的力量。 过去是一个幽灵,虚无缥缈,没什么影响力。只有未来才有分量。


fuck you money有多重要:

我的银行账户里有一千美元。光是想想就觉得奇怪,更别提说出来了。一千美元,额外的,而且是我不迫切需要的。我花了几星期才接受这个事实,这时我才开始体会到金钱的最大优势:考虑金钱以外的事情的能力。


摆脱原生家庭:

我更喜欢自己选择的家庭,而不是被给予的家庭,所以我在剑桥越开心,我的开心就越因为觉得自己背叛了巴克峰而散发着恶臭。这种感觉变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一种我可以在舌头上品尝、在呼吸中闻到的东西。

我所有的奋斗,我多年来的学习,一直为了让自己得到这样一种特权:见证和体验超越父亲所给予我的更多的真理,并用这些真理构建我自己的思想。我开始相信,评价多种思想、多种历史和多种观点的能力是自我创造力的核心。如果现在让步,我失去的将不仅仅是一次争论。我会失去对自己思想的掌控权。这就是要求我付出的代价,我现在明白了这一点。父亲想从我身上驱逐的不是恶魔,而是我自己。

平静来之不易。我花了两年时间列举父亲的缺点,不断地更新记录,仿佛将对他所有的怨恨、所有真实发生过的和想象出来的残忍与忽视一一列举出来,就能为我把他从生活中剔除的决定辩护。我以为,一旦证明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我就会从那压抑的负罪感中解脱,松一口气。 但辩护并不能战胜负罪感。再多的针对他人的怒火也无法减轻这种负罪感,因为负罪感从来都与他们无关。负罪感源于一个人对自身不幸的恐惧,与他人无关。

当我彻底接受了自己的决定,不再为旧冤耿耿于怀,不再将他的罪过与我的罪过权衡比较时,我终于摆脱了负罪感。我完全不再为父亲考虑。我学会为了我自己而接受自己的决定,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他。因为我需要如此,而不是他罪有应得。 这是我爱他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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