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六四記憶

六四事件的時候我只有五歲，住在北方某省的省會。我對六四唯一的直接記憶是電視裏被燒焦的軍人屍體的畫面。在大陸，小孩子從小就會接觸到很多暴力鏡頭，包括在各種“愛國主義教育”中接觸到的諸如董存瑞炸碉堡，黃繼光堵槍眼這樣的戰爭故事。也許正因為此，我並沒有太多心理上的不適。但那幅軍人被燒焦的畫面一直保存在我的腦海裏。再後來我就開始聽大人們談論“動亂”。那時我並不十分理解這個詞的意思，但明白是不好的事情，也知道這個詞是和燒焦的軍人屍體有聯系的。

上小學以後我開始發現每年的這一天都有些特殊。我所在的城市六月裏已經非常熱，天黑得也很晚。每天晚飯後我經常跟小朋友出去玩，天黑就要回家。但在六月四號我們可以在外面玩很久。記得有一次我跟一個小朋友在外面玩，我說“天晚了我們是不是要回家了”。他就說“我爸媽都去值班了”，然後又加了一句“今天是六四”。我才意識到似乎每年六四我們都可以在外面玩很久。許多年後才意識到，我們的家長都是在大學工作，在敏感日教員和職工都要加班應對可能發生的學生紀念活動。這大概是1990到1997年之間的情況。

後來我的人生都被電腦遊戲，無止境的學習，體育，還有青春期的憂愁等占據，六四事件很少出現在我的視野中。上大學的時候（北京奧運會前），Google在中國大陸還可以訪問，有時也會無聊的去搜索，有許多敏感內容並沒有被屏蔽。國內的網絡也還很自由，會時不時出現相關的暗示，隱喻，和段子。我對六四事件的了解開始超出了燒焦的軍人屍體和“動亂”這兩個字，但那個年代青年人的思想已經變得非常實用主義，大家都明白追問六四事件可能會帶來的麻煩。

後來我來到了美國。從那以後我通過沒有封鎖的網絡和言論更詳細的了解了整個事件的經歷，也產生了自己的判斷。中文世界裏比較嚴肅的內容博包括紀錄片《天安門》，趙紫陽的回憶錄《國家的囚徒》，再加上wikipedia的詞條。也是由於自由空氣的滋潤，每年六四時，胸中的不平之氣就開始湧起，直到今年。但在家人和朋友中，談論它仍然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人們的實用主義、恐懼、自欺欺人在這個話題上體現得徹徹底底。

時至今日，許多人仍然相信正義終會到來，我也這樣期待。但我預感，到時接受審判的不僅僅包括那些劊子手，也包括這片土地上生活過的所有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