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如何写游记？观景、读史、回应自我 | 荐书《玉山丹池 中国传统游记文学》

最近读了一本书《玉山丹池：中国传统游记文学》，作者是个外国人，研究宋代古典文学的何瞻教授，这本书讲的是从魏晋南北朝到晚明，中国古典不同时期游记写作的特点和变化。

关注这本书，一方面是我自己也从事旅行写作，对同领域内容很感兴趣，另一方面目前市面上游记类内容多数为商业或个人营销写作，要么是景点和旅游消费推荐，要么是利用旅行活动来做个人品牌营销，这就和古典时代的游记有明显的区别，了解古典时代的游记，也是让我们在当代无趣乏味的消费中稍微调剂一下生活。

严格来说，中国古代很少有完全自由职业的游记作家。一方面是客观因素，交通不便利，长途旅行成本很高，流动性职业比如商人地位较低，民众被严格限制在户籍范围内，因此大部分游记的作者是公职人员或学者，由于出差、巡视、游学、贬谪、拜访同僚等因素旅行。到了明朝中后期商品市场逐渐繁荣，开始出现一些乐于旅行写作的有钱人，但也是极少数。

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游记作为一种杂文，本身景观内容不被看重，被看重的常常是作者表达的对国家与个人的情感。或者作者本身文学地位很高，他的作品被以纯文学角度流传，而并不关注他具体游览的地方。真正因内容被保存下来的，往往是官方主导的“报告文学”或者“间谍笔记”，大多是出访邻国的使节所著，内容细节非常详尽，但相对文学性较弱。

这本书按照时间顺序，分成六朝、唐、宋、金元明初期、晚明五部分，作者在每个时期选择介绍了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

1.六朝时期

在全书正文的第一章开头，作者引用了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在作者看来这首诗非常出众，语言简单直白但极具感染力，表现诗人登高眺望大海不加修饰的喜悦。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人对山水旅行产生了浓郁的兴趣，之前主要文学内容是阐述政治与道德理念，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人们熟知的汉赋大多是歌颂君主，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如谢灵运的《山居赋》中提到，比起繁荣的城市主题，他更偏爱质朴的自然风光，而且这些关注会以更个人化更真实动态的表达方式进行叙述。

“登临”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概念，在游记中开始出现了真实的移动过程，表达作者看到实地场景时激发出的纯个人感受，当然这些作品主要内容还是展示作者本人的文学水平和抒发情感，旅行场景只是为了引发话题。此外书信这种相对私人的形式也比较多的成为游记载体，虽然当时的书信大部分写作者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这些书信本身就可能具备一定的公开性，但比起官方文学还是多了表达自我的机会。

“序”是一种游记常见的文学形式，当时的文人有一个爱好，聚会的时候集体作诗，最后把这些诗汇成诗集，让其中一个人写序，一些序会着重介绍诗歌作者们的身份和他们聚会写作的缘由背景，这就留下了重要的文学研究依据。

这一时期最出名的就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此外作者又提及了石崇的《金谷诗序》和陶渊明的《游斜川诗序》，在这些序言文章中，作者的个人情绪非常强烈，和友人聚会时感慨生命短暂时光流逝，这种比较伤感的心情流露在当时很多文章中都能感受到。

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游记标准，慧远和尚的《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可能最为符合游记的形式，他的旅行以纯粹游山玩水为目的，对路途过程和景观有详细的描述，表达的着力点也是景物本身和景物对自己产生的影响，最后有详细的时间环境同行者介绍。

再之后的文人游记中，都有这类热衷于考据的习惯，关注景点的地理位置和周围的人文历史，对地名的由来和传承变化非常感兴趣，尤其好奇此地曾经到访过的名人，一直到今天很多古典山水风景区的介绍还是这种表达风格。

谢灵运的《游名山志》未能完全保留下来非常可惜，与同时代其他文人追求世俗成功实现个人政治野心，或者实现不了就沉浸于山水游乐不同，谢灵运并不追求政治实现，也让他旅行写作目的更加纯粹，他的作品中少了一些过于个人情绪的表达，而更突出地理观察，这在当时的游记中是少见的。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地理观察文学要属郦道元的《水经注》，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地理学作品之一。郦道元是一位非常严谨扎实的学者，他引用大量的历史资料交叉比对，并且会用文献记录和文学作品对照，当没有严谨资料的时候，郦道元也不会随意记录，而是在可观测的范围内留下推测意见。最有意思的是郦道元的文学素养很高，非常善于用散文性的描绘来表达纪实性内容。

此外由于佛教的传播，大量僧侣四处旅行，他们也乐于同知识分子和官员接触，所以有更多个人旅行或接受邀请的机会。法显的《佛国记》是其中的突出作品，他从中国出发穿越中亚到达印度，然后又返回故乡，记录了大量异域地貌和文化，以及不同国家的佛教礼仪实践。

至于为什么六朝时期会迸发出大量的游记文学，原因可能非常悲观，因为六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频繁的战乱、民族冲突、统治者暴虐无能等等，一方面北方知识分子逃到南方对迥异的自然风光产生兴趣，产生游记写作的灵感；另一方面很多人对政治状况十分失望，渴望摆脱世俗追求，开始更多关注自然风光。

2.唐朝时期

比起六朝时期多见的赋和序，唐朝时期旅行文学更多以“记”的形式出现，成为更独立的文学体裁，类似于今天的山水美文。

前文提到六朝时期法显的《佛国记》，在唐朝时期有一部更著名的作品，就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与法显更关注佛教礼仪和建筑不同的是，这部《大唐西域记》是唐帝国皇帝要求玄奘写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西域地区的政治地理价值，所以虽然是由佛教僧侣写作，但内容却是民族志或者地理调查报告，提供了大量准确客观的行程信息。

而且，玄奘的写作方式类似今天的百科全书，上百个地理区域基本上采取的是同样的描述方式，对本地的地貌、交通、风俗、物产、文化、政治展开，按照从唐帝国到天竺之间的距离顺序排列，就像一本文字地图集一样，也许是受到作者佛教信仰的影响，他会有意区分神话故事和现实的描述。

在唐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旅行文学作品无疑是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柳宗元的经历和唐宋时期很多知识分子官僚很像，在反复的贬谪和赦免中，所以他们的文学创作也大多直接或间接关于自己的政治生涯。

在当时官员被贬谪到永州几乎等同于政治生命的终结，而且非常偏僻危险，很多流放者死于那里，对于具有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又是一种羞辱，带来强烈的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被抛弃感。

但在《永州八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柳宗元在苦闷的同时，也努力寻求外部的慰藉，他主动探索一些永州周边的自然风光，并且记录下自己短暂的愉悦。一些被流放的知识分子官僚会努力在写作中重新定义自己，来证明自己能够恢复正常生活并重新参与政治事务，他们对本地生活是颇为抵触的，这其实是一种无力的抗争，但柳宗元探索出自己的生存策略，就是探索发现新的乐趣所在。

作为文学造诣高超的创作者，柳宗元的游记作品呈现出电影一样的动态效果，在此之前的游记通常呈现的是静态效果，作者描绘一处照片式的场景，然后展开自己的感慨，而柳宗元则是在移动中同步描绘，读者能感受到作者的行进轨迹，这不仅仅是文学技术问题，而是意识中的主动性。

柳宗元给自己的读者定义为“好游者”和“好事者”，也就是乐于旅行的人和乐于鉴赏的人，当时北方的知识分子不太可能来到湿热偏僻的南方旅行，也大多没有了解的兴趣，所以柳宗元的首要读者恐怕是和他同样命运的人——被贬谪到南方的流放者以及这些人在中央的同情者们，让他们了解南方流放地的情况，这让柳宗元的作品倒是有点类似十二月党人的西伯利亚文学。

在《永州八记》中，贯穿了柳宗元的一个疑问“如果真的有造物主，为什么要把如此的美景创造在偏远无人欣赏的地方”，这显然把景观放在了被欣赏的视角中，也就是能得到欣赏是景物存在的价值。这也对应着柳宗元对自己怀才不遇的困惑，这种困惑可能意味着柳宗元包括同时期的大部分文人都做不到与流放地的真正妥协，他们永远难以摆脱负面情绪，可能愤怒、悲伤、苦闷，寄情山水只会带来短暂的慰藉，但无法彻底解决他们被羞辱的事实。

也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游记常常带有知识分子对社会与自我的复杂审视，以及因此造成的纠结，他们旅行玩乐当时的感性体验是快乐的，但深层的理性却是不快乐的，这让他们困惑于为何在众人当中唯独自己不快乐，也困惑于明明热闹的场景自己却高兴不起来。

3.宋金元

虽然本书的作者把宋和金、元区分，把后两者和明初划分到一章，但我们还是从普遍的历史认知来把宋金元放在一起。

宋朝的旅行文学更加繁荣，民间休闲娱乐活动已经成为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发达的科举考试和故乡回避制度，带来不断换岗的庞大的知识分子官僚群体，这些频繁的移动伴随着大量与家人的游览或本地同事下属的接待和送行，因此开始出现很多关于纯粹消遣性质的休闲旅游的记述。

在这一时期，出于对文人阶层的推崇，一些知名作家关于某地的文章可能被视为旅行文学的典范，虽然他们可能根本没有真正游览过或者对游览地的真实性无所谓，比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写这篇文章根本就没有去过岳阳楼，又比如苏轼的《赤壁赋》，他去的地方并不是真正的赤壁古战场，他自己也非常清楚地方不对，但不重要，只是借了一处与被贬谪地相似的景观抒发情绪。

在苏轼的另一篇游记《石钟山记》中，他显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在陪儿子上任途中路过一处被称为石钟山的景观，通过实地搜集证据调查，确认这处地名是否存在误解。

辽宋夏金元时期，东亚地区开始进入多国均衡状态，有了频繁复杂的外交需求，因此使臣笔记是这一时期独特的游记。这些游记更像是报告，几乎不会出现游山玩水的娱乐活动，也不会展示作者的文学能力，更像是文献档案的风格。

北宋使者出访辽国的记录相对更加客观，更像单纯地进行情报工作，而靖康之耻带来的影响是，南宋使者出访金国的记录充满了一种“政治正确”的模式，表达金国统治下沦陷地区的社会状况，使臣们会与中原遗民直接接触交谈，重点描述北方入侵之前繁荣景象和当下衰败凋敝之间的对比，对金国和金人反复使用轻蔑性称呼，并试图在新地名和历史地名之间建立联系，目的是为了勿忘收复失地。

南宋使臣访问金国的游记是不寻常的，这种客观记录与强烈痛苦情绪并存的状态，在中国对外历史记录中极为罕见。

由于处在一个相对混乱破碎的时期，到了元朝时期，旅行记录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一部分对时代变化完全不提及，逃避式地沉浸在个人旅行中，比如杨维桢的《游干山记》；也有一些游记高度离题，阐述了大量政治和宗教领域的批判内容，比如耶律楚才关于中亚记录的《西游录》，主要部分就在批判他的对手丘处机，再比如萨都剌游览龙门石窟写的《龙门记》，主要是评论佛教的世界观。这类游记更多的是作者对个人理念或社会议题的回应，游览地只是提供了一个由头或者启发。

4.明朝时期

元末明初的学者宋濂的《游钟山记》可以作为后来游记的开启，在他的游记中不怎么表达欣赏自然风光的个人休闲娱乐情绪，而注重于回顾钟山的历史，更像一份文史报道，详细讲述了重要的景点和建筑，以及与本地相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而且还包括对当时军事活动影响的记录。

与前文提到的北宋时期流行的休闲娱乐游记不同的是，作者展示了充分的考据能力，大量取材自地方志文本资料的历史地理知识，作者在实地调查中进行证实、修改或否定。此后的知识分子在定义一个地方的时候，开始更多地依靠本地的历史人文遗产，而不是单纯的视觉审美。

明朝初期非公职人员的旅行非常困难，普通人几乎难以被准许自由旅行，出国旅行更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为了控制人口流动，保持农业社会的经济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旅游文学的发展。

在明朝中后期，个人主义理念开始在知识分子中兴起，人们更关注自我的喜好和情绪，而非传统上注重考据的历史叙事，旅行写作开始成为部分文人的个人癖好，而非不带有刻意为之的社会影响目的。

这种倾向要与明朝中后期私人出版业关联起来，由于印刷作坊逐渐发达，私人编纂的作品大量出现在市面上，这就导致人们对获取和验证人文地理知识的兴趣不断增长，在这段时期出现了大量关于地方志和个人游记的出版物，这些作品开始产生商业用途，也就是为旅行者提供实用性的旅游指南。

在这一时期，出版商们开始有意识地针对不同群体设计不同的游记出版物，包括将绘画和文字结合起来，做成插图文本，画家王履在游览华山之后，绘制了40幅画和搭配的文本组合成册，每一幅画描绘一处景观，这就非常符合今天图文结合的游记形式。

明朝中后期是游记写作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黄金时代。随着经济压力和手工商业的发达，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却在减弱，人们对纯粹娱乐的需求高涨，当时出现了大量成熟的旅游景点，当然相对于今天来看还是价格不菲，只有少数人才能承担，而且主要旅游地还是在大城市或城郊的人文景观，高度娱乐性的游览活动集中于旅游设施便利的区域。

徐霞客是这一时期的异类，他是一个来自非常富有的家庭的私人旅行者，没有任何政府公职或其他社会组织身份，纯粹是出于个人兴趣进行旅行。在徐霞客的游记中，他不同寻常地没有很关注人文历史层面的问题，而着重于地理调查，非常善于对地貌景观系统化地归纳和命名，记叙尽可能准确详细的方位和距离。

徐霞客的主要旅行动力来自对旧地理书的不满意，我们可以在徐霞客的书中看到他前往调查某地的重要原因是为了修正旧书记载的错误，所以他采用了非常科学的调查方式，并且详细地记录自己移动的轨迹，目的是为后人提供可以验证的方式，后人完全能通过他的文字描述进行精确制图和实地考察。

最后

个人经验决定不同视角是一条重要的游记写作线索，除了少数地理调查或者出使报告类内容之外，多数游记高度依赖个人经验的重现，也就是作者在旅行中如何表达自己的过往经历和私人感受，以及社会和政治观点。

在这些古典游记中，作者的中国儒家传统知识分子属性是非常强烈的，作者常常用游览自然风光来缓解内心的忧虑和矛盾，或者寄情山水自我解嘲，在一些偏重考据调查类的游记中，实证也是为了达到格物致知的君子自我修养，这来源于中国古典知识分子认为通过游览获取人生经验，可以帮助读书人更好地认识世界参与政治活动。

游记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特殊性在于，提供了一种自由的写作形式和情感抒发空间，在古典写作中这种高度自主性的文学形式是不多见的，作者可以选择用自己喜欢的语言风格描述完全个人化的情绪。

在这一层面上，游记又提供了类似自传的功能，作者在游记中往往会记录自己的过往经历、旅行时的生活状态以及同行的友人，这些私人生活记录能够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更好的素材，了解这些文人的社交关系，以及他们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心理变化。

明朝晚期的游记发达伴随着的背景是当时整体文学水平非常发达，人们开始对旧的伦理道德提出质疑，寻求更加个人化的思考与表达，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传统价值观的松动和多元化趋势。但到了清朝，或许是知识分子在亡国痛苦中产生自我怀疑而重新回归保守，清朝晚期再次大量小说涌现，可以看出人们已经清晰地意识到肯定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儿，但由于思想禁锢时间太久，人们已经失去了进行抽象哲学层面思考的能力，所以想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呈现出一种蒙昧的困惑与挣扎。

在晚清时期，随着国家被迫逐渐开放以及政治矛盾尖锐，出现一批带有强烈政治倾向的海外游记，此时不同于晚明游记黄金时期高度的个人主义倾向，又回到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对宏大社会政治议题的回应。

总之很推荐这本书，虽然是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书，但阅读起来很流畅，有个别文学评论内容可能有待商榷，但提供了有依据的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