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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好人司马光【上】回归故道
和登上教科书的王安石变法相比，同时期另一件影响大宋国运的事情鲜有人知，那就是黄河改道。
宋神宗出生的那个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口，完全改变了东流近1000年的故道，转向北流。沿途州郡，数百万亩良田淹没。1
河决二十年后，神宗终于长大登基。熙宁元年（1068年）十一月，他一边在向王安石求教学问，另一边则把给自己天天讲解《资治通鉴》讲了一年多2的司马光特派出去巡视黄河，以确定治河的最终方略。
必须把黄河导回故道——不论是王安石，还是后来坚定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在这个问题上极为罕见地达成了一致。
神宗很信任司马光。
这位比王安石年长两岁的臣子，是让神宗之父英宗得以顺利承继大统的关键人物。3没有司马光，神宗不可能成为皇帝。
即位之后，神宗就提拔司马光做了草拟大政文书的翰林学士。4从这再往上，就是官场金字塔顶尖的宰执大臣了。
其实司马光不太愿意做这个学士，还是更愿干他的老本行“知谏院”。谏院是北宋中期朝廷的核心部门，在仁宗年间搬进了三省里门下省的办公地，把原本的朝政中枢门下省赶去了相对偏僻的地方。5作为谏院的长官，虽然品级低于翰林学士，但实际地位颇高，在这个位置上司马光可以基于自身的道德立场去批评所有朝政问题；而如果当翰林学士，有时就得违背内心的愿望去替皇帝草拟诏命，哪怕那个旨意自己并不认可。
尽管司马光坚决推辞，神宗并没有容许他继续保留这种道德洁癖6，希望他为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不仅要写诏书，还得治黄河。
黄河是一条“地上悬河”，河水的含沙量最高可以达到60%7，大量泥沙不断淤积，把河床越抬越高，堤岸也越筑越高，远高于周边的平地。河水冲破畸高的东流故道，转向北流往地势更低的平原，本是理所当然，但朝廷一直想把它引回老路。要让水往高处流，难度可想而知。
和之前几千年“堵不如疏”的治水理念相反，宋人最常用的办法是堵截。疏浚河道、清理淤泥、开挖新河道分流等老办法虽仍在用，却不再是首选项。宋人在积极建设堤防的同时，甚至想要截断大河，使之逆势而流。
宋人的底气来自技术进步。
当河流决口时，水势凶猛，一两个沙袋填进去根本于事无补。不过宋代出现了大规模的“龙门埽（sào）”，这种长数十米的大型装置，里面填塞了大量土石，再用竹索等捆扎起来，可以一口气直接压入洪水之中，对于堵塞决口、截断水流，都很有用。8
基于这样的技术，宋代人开始实践“束水攻沙”的理论设想。他们认为，黄河泥沙淤积的原因，是因为水流太缓，如果在河岸两侧建设一些突出部，就能起到缩窄河道的效果，如此一来，同样大小的水流就必须更快才能流过，泥沙就不容易淤积。9
但这般技术，用于一时一地尚可，要想顾全整段黄河，就有些力不从心。经过一系列强行扭转河道的努力，黄河不仅没能恢复故道，反而变得非常尴尬：原本一条大河波浪宽的局面消失不见，滔滔河水在河北骤然分叉，分为东、北两股，岔开各自流淌。10
由于水流分散、流速降低，大河分流势必造成河床加速淤高，必须尽快处置，让二股重新归一。只不过，到底是坚持屡战屡败的旧方针，堵塞北流、继续引河东流，还是顺遂水性、由其北流，急待朝廷决断。
出巡一个多月后，司马光回到京城，向神宗报告自己的结论：坚持东流。又过了四个月，王安石官拜副相，他也支持东流。方针就这么定了下来。
王安石坚持东流的逻辑，看过上篇的读者应该能够体会。坚信人能胜天的王安石，不太会做屈从于自然的决定。但凡有点可能，他就想逆天改命。
可是，王安石的大对头司马光为什么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呢？
因为东流是黄河的故态，而司马光一辈子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想让社会恢复故态。
他主持编写的《资治通鉴》里，有一百多条冠以“臣光曰”的个人见解。其中开篇第一条，讲的就是先王礼制不被后人遵守。他认为皇帝最大的职责是要维护住固有的礼制，不要去改变。11他甚至当面和神宗说得很夸张，说如果上古先王的制度得到坚持，那上古的那些朝代就能绵延千秋万世，直至今日。12
那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想去改变现状呢？比如有很大利益诱惑的时候。
为了利益而改变立场，这是司马光最看不起的事情。所以当邻国将领背叛母邦、携部众来投靠时，他坚决反对接纳；13宋神宗要给他升官，他也不愿意；14王安石要变法搞钱，他自然更看不上。
虽然和王安石同样主张导河归东，但司马光的具体建议主张徐图缓进，分两三年逐步堵塞北流；而王安石则期待毕全功于一役，当年就要成果。
王安石开始变法的头一年，黄河北流正式堵塞，司马光也同步得到皇帝奖谕。不过他在这个积极追求事功的朝廷里越来越不合群，第二年就离开了。15
黄河上一次改道是公元69年的王景治河，事见《后汉书·王景传》，之后近千年，决口日益频繁，但都没有达到改道的级别。宋代决口事见《宋史·河渠一》。数百万亩的数字参《河渠二》，熙宁七年水利部门的上书，有“使大河复循故道，又退出良田数万顷，俾民耕种”语，意思是让黄河回归东流故道，就能收回因北流而受淹的数万顷良田。宋制亩百为顷，数万顷即数百万亩，宋亩略相当于今0.865市亩。黄河主要几次改道，可参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第七讲第一节。
《资治通鉴·序》末云：“治平四年（1067年）十月，初开经筵，奉圣旨读《资治通鉴》。其月九日，臣光初进读。”当年一月，宋英宗去世，神宗即位。《资治通鉴》始撰于英宗年间，神宗即位后赐现名，当时处于边写边讲的阶段。
宋仁宗末年，因为没有亲生子嗣一直未立皇储，当时“天下寒心而莫敢言”，司马光却多次上奏请求另择宗室为储，令“帝大感动”，不久遂立英宗为皇子。事见《宋史·司马光传》。
神宗任用王安石的第一步也是提拔他做翰林学士，参《王安石》篇。
《燕翼诒谋录》卷4：“明道元年（1032年）七月辛卯，又以谏官无治所，乃以门下省充谏院，而别创门下省于右掖门之西。盖朝臣皆有入局之所，独谏院无之故也。”按《东京梦华录》卷1《大内》，右掖门在大内正门宣德楼之西，而三省核心机关则需从正门往北再走百余丈，更接近内廷。《东京梦华录》年代虽晚，但据以推断右掖门西和门下省原驻地相比离内廷较远，应无疑义。
司马光不做违心事的例子非常多，从他和老长官庞籍的关系中可以窥见一斑。庞籍听从司马光建议在边境开荒，最终导致和西夏的边境冲突，事后庞籍承担责任被免职，司马光则未受惩处，可他并不领情，反而三次上书请求处罚自己。事见《宋史·司马光传》。
《汉书·沟恤志》称“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古制，十斗为一石。该书为东汉初所作，距王景治河不远，约略可以体现黄河大改道前夕的河水泥沙携带情况。现今黄河含沙量的水平还不到这个值的十分之一。
龙门埽见《梦溪笔谈》卷11，另参王照年《北宋黄河水患研究》。
这些突出部有“锯牙”、“约”等多种类型。参黎沛虹《北宋时期初创的几项运河工程技术》，下图亦出此文。
《宋史·河渠一》：“（嘉祐）五年（1060年），河流派别于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其广二百尺。”
《资治通鉴》卷1：“天子之职莫大于礼……（周封三晋为侯）先王之礼于斯尽矣……（此）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宋史·司马光传》：“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
西夏将领嵬名山想投降宋朝，司马光坚决反对，不愿破坏宋夏和平，见《宋史·司马光传》。另外，他在《资治通鉴》中也反对唐代中后期宰相李德裕接纳吐蕃降将，见卷247的“臣光曰”。
北宋的官制非常复杂，知谏院和翰林学士都是“差遣”，也就是实际的职务，而用来衡量官员年资、收入的“品级”则属于另一个计算体系。很可能担任重要职务的官员官品却不高，也可能担任次要职务的官员官品很高。本文为求简便，按《宋史·职官八》中记载的官品做一个简单参考，司马光当时以天章阁待制的职名知谏院，相当于谏议大夫，是从四品，翰林学士为正三品，是明显的升官。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215，载熙宁三年（1070年）九月，司马光出知永兴军，正式离开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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