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種美德叫有種

在內地社交網站豆瓣網上，曾有一位網友提問：「三、四十年代的正常德國人，是怎麼接受自己被瘋子包圍的事實，有沒有相關的書推薦？」，這則帖文一石激起千層浪，顯然轉發的人並不僅僅是因為對歷史有興趣。德國作家塞巴斯提安哈夫納的《一個德國人的故事：1914-1933回憶錄》（下稱《回憶錄》）正是其中一本被廣為推薦的自傳。該書初稿之前從未正式公開問世，直到二十世紀末哈夫納過世之後，他的兒子在父親的遺物中找到初稿，經過修訂之後終在兩千年正式出版。

相隔半個多世紀此書重見天日，恐怕不只是為了紀念故人、回顧歷史，或許更有警醒大眾的意義：納粹和三十年代德國並非歷史的畸變，而是不斷循環上演一齣極權暴政對普通人性進行摧殘與控制的戲碼。因此，當暴政的鐵拳一拳拳地向我們砸來、當一切反抗都似乎徒然、當黑雲壓城無路可逃的時候，或許這本書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回憶錄》中哈夫納的文字始終瀰漫著劫後餘生的悔恨、念舊與徬徨，那是曾篤信堅實的真善美轟然崩塌之後的失落、是黑白是非被正義凜然地顛倒之後的痛苦、是曾擁有的友情與生活一夜顛覆的傷感，德語音樂劇《伊莉莎白》中有段歌詞恰如其份地刻畫了那時德國人的心情：「一切已成過眼雲煙，機遇已經轉身不見；我們是世界的終末，總是期望他人自掘墳墓。」

但哈夫納並非耽於感性、沉湎過往，《回憶錄》更是想要理性地探索幾個疑問：國會縱火案發生後，在納粹恐怖行動橫行，左派政黨被清算的情況下，在一九三三年的國會大選，納粹黨也只是拿到了僅百份之四十四的票數，並未成為多數黨，何以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內，納粹不僅集中了所有權力，更得到全民支持？納粹在侵略歐美之先，第一個實行侵略和極權統治的國家其實是德國，但為甚麼受害者最後成了加害者？究竟那百份之五十六的普通德國人是怎麼從投下反納粹選票的清醒人，變成了高呼希特拉萬歲、行納粹禮、支持屠殺猶太人的瘋子？

哈夫納歸納的三個因素

哈夫納提出的第一個因素，是自俾斯麥時代開始便潛伏在德國人意識中的民族主義，一戰的爆發是民族主義的高峰，當時年僅七歲的哈夫納也沉浸在這讓民族主義不斷膨脹的「戰爭遊戲」中，以為偉大的德意志軍隊必然節節勝利。這令戰敗的消息對普通德國人來說猶如晴天霹靂，少時的哈夫納就此看透了民族主義的謊言；但迷信民族主義的人只不過將戰敗帶來的羞辱藏得更深，靜待再次復興德意志民族的時機，這類信徒中的佼佼者便是希特拉，強化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自然能吸引仍活在被外強侵略的屈辱史中的德國人。

第二，哈夫納毫不留情地批評了當時的政黨領袖和組織領導人。一九三三年納粹以「革命」的名義發起恐怖行動，四處逮捕毆打甚至虐殺反納粹的個人與組織，恐怖四處蔓延，但尚未得到大多數民意。可藉此納粹奪權的關鍵時刻，所有政黨領袖和組織領導人都作出了怯懦的背叛行為。國會通過「授權法」，將權力拱手讓給納粹；當時仍有不少打著反納粹旗號的組織，縱有數百萬人不惜為之一戰，可一夜之間那些人發現領導人不見了、武器沒有了、政黨解散了。哈夫納稱，納粹之所以能輕易奪權成功，多賴對手的鬥志渙散。

第三，也是哈夫納最深入剖析描寫的，是德國人的懦弱和自欺欺人。國會大廈被燒毀了，大家只是漠然地接受現實，卻不去追根究柢；納粹實施恐怖行動，更宣揚會嚴懲傳播消息者，於是大家默契地噤聲，甚至阻止他人說真話。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是納粹反猶的第一波高峰，猶太人被從自己的商店、醫院趕了出去，不允許他們繼續工作。敏銳地感到事態不妙的哈夫納猶太朋友，連夜收拾行李匆匆告別逃亡他國。哈夫納當時在法院工作，衝鋒隊掃蕩了法院，將所有正在工作的猶太人趕出了法院，哈夫納不禁感慨那一刻「法治已死」。

然而過了幾天，當衝鋒隊不再辦這些突擊運動，德國似乎又一切如常。人們照常工作、拍拖、看電影、跳舞，全然不去理會書籍下架、報社變成黨的喉舌、納粹黨的權力滲透到各個機構、猶太人的人權正在逐步地惡化⋯⋯在法院，法官變成了「人民法官」，雖然還是原班人馬，但他們現在毋須再兢兢業業拘泥於法律條文，而職員們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如往常一樣維護公堂的尊嚴和秩序。

那時的德國人並非衷心地支持納粹黨，他們沒有骨氣而選擇沉默，但總要找到在暴政下活下去的姿態。有些躲避到幻想世界，以一種唐吉軻德的姿態迴避現實；有些變得憤世嫉俗，或為了苟且求全而扭曲自我，或不再相信邪不壓正那就不如加入邪惡一方；也有人選擇不看不聽現實的崩塌，將注意力放在那些值得珍視的美德上，保護不可磨滅的心靈。

而哈夫納選擇的正是第三種。

以幽默和頑強擺脫麻醉與絕望

雖然有報禁，但他和一班編輯見縫插針地在副刊和評論中玩晦澀的文字遊戲來諷刺時局，雖然根本沒人能看懂，但他們卻以這樣的inside joke自我安撫娛樂；仇猶風潮讓他對自己猶太女友的愛情更為熱烈，他們在公園長椅上約會，當德國小學生一邊指罵著「猶太人，快滾」一邊走過，他們卻更投入而旁若無人地接吻；在國會縱火案衝鋒隊四處掃蕩的那一夜，他和眾多德國人湧入地下仍敢於公開諷刺納粹的戲劇表演現場，面對第二天即將出現的萬丈深淵，他們用幽默來擺脫麻醉與絕望，來表達頑強與勇氣。

然而很快，為了通過公務員考試，哈夫納必須參加納粹的國防軍訓練，並接受「世界觀教育」。他保持心靈的哲學與現實在第一次行納粹禮時出現了衝撞 ── 行，那便是違背了良知；不行，前途盡毀更可能進監獄。經過一番思想鬥爭，他說服自己，手臂並不能代表心靈，「『反正那根本不是我，所以一點也不要緊。』就在那種感覺的伴隨下，我也把手臂舉了起來，還把它直直伸在空中。」這種生存智慧讓他順利地渡過國防軍訓練：戴萬字臂章、步操、用國防軍要求的方式說話，他更慶幸納粹從來沒有對他進行世界觀教育，讓他認同納粹價值。他只需要不走心地「默默完成義務」，和同袍過著「同志般的集體生活」就可以了，甚至幻想只要時機到了，會是他們這些不走心的國防軍挺身而出，結束整個騙局。

直到訓練結束時，軍官的一番說話才讓他恍然醒悟：原來納粹的「世界觀教育」本質，只是要他們配合納粹的把戲去表演，就算他們不是納粹，也已經成了可供納粹運用的工具。軍官得意洋洋地表示，只要把年輕人放在一個正確的環境中，根本不用思想改造，他們早晚會領悟到自己的天性就是如此懦弱卑劣，不過是一個具體而微的「第三帝國」。至此哈夫納才驚覺，如果一個人只是把良知收藏在內心深處，當這個「自我」已經被集體吞噬，那他的良知還存在嗎？

回憶錄未寫的答案

《回憶錄》至此便匆匆完結，也許是因故停筆，也許是哈夫納已經意識到此後種種毋須多說，在這一年，德國人的選擇已經注定他們最終變成希特拉的瘋子，縱容希特拉危害全球。他甚至悲哀地得出結論一九三三年的夏天，德國人「必須從幾種讓心靈死亡的不同方式之中作出選擇」。

這個結局無疑令人絕望，尤其是當我在書中讀到太多deja vu（似曾相識）的片段。當衝鋒隊帶走法院裡的猶太人時，哈夫納忽然聽到身後傳來一個細聲怪叫「早該滾蛋了」，他不寒而慄回頭一看，是個和他一樣普通的職員；每每當我們發現一個和自己一樣看美劇追韓星愛小動物的同事，是一個小粉紅，哈夫納的驚恐我們也一樣感同身受。哈夫納曾和朋友辯論衝鋒隊員無理逮捕毆打虐待異議政黨成員，並從此絕交，甚至懼怕對方舉報；我們也曾陷入過同樣「究竟是誰先動手」、「到底誰更暴力」這樣鬼打牆的爭執中，最後以感謝對方不舉報之恩而終結了一段友誼。當哈夫納剛入國防軍營，和一個同事彼此試探，最後透過一句無心之失才確定對方不是納粹而鬆了一口氣；我們何嘗不也是一樣，接觸陌生人時小心翼翼，又忍不住打探口風，用看他會不會「食美心」來判斷是否同路人……

那麼，是否活在當下的我們，也只能「從幾種讓心靈死亡的不同方式之中作出選擇」嗎？除了就義和移民之外，難道沒有其他選擇嗎？

或許回憶錄未寫的才能給我們答案。一九三三年身陷絕望的哈夫納，直到一九三八年才與猶太女友移民英國，並在那裡撰寫了《回憶錄》初稿，但他更著名的作品是《論德國之雙重性格》，從他親歷目睹第三帝國和納粹崛起的過程，向外界剖析納粹為何物，背後的意識形態和殘暴統治，被邱吉爾規定為內閣人手一本的讀物。他終其一生的作品都聚焦於德國人、第三帝國與希特拉，《回憶錄》就像是一個註腳，是曾經的絕望和軟弱，讓他找到了志業。

愈是無望的當下，我們愈要看到人不只是活在當下。《回憶錄》中幾乎看不到一個「有種」的德國人，包括作者，但他的生命展現了另一種「有種」，敢於面對擁抱自己的軟弱，走出過去，更讓自己的失敗成為他人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