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驥：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 讀《安裕周記：思前想後》

香港《明報》有個週刊叫「星期日生活」，每周日出版。「星期日生活」有位神秘的作者，名叫「安裕」。

安裕這個名字，開闢了一個叫「安裕周記」的專欄，每週一篇兩三千字的文章，點評過去一周發生的大小事件。「安裕」這個名字，在「星期日生活」出現有十年了，但卻殊少有人知道作者究竟是誰。讀者只是不斷追看安裕的文章，覺得這是位太博學的作者，徬佛沒有他不能寫的題目。

關鍵是，他總能從一個小小的點，延伸到歷史、文化、政治各個層面，也總能舉出很多你可能連聽都沒聽說過的書或故事，邊談時政，邊寫書評。

比如2006年，香港社運人士保衛天星碼頭的時候。安裕從天星碼頭，寫到文革中對古蹟的破壞，也寫到鄧小平保護南京總統府的軼事。接著筆峰一轉，開始介紹美國作家Michael Cannell的《貝聿銘，現代主義泰斗》（Mandarin of Modernism I. M. Pei）。其中寫道，文革結束後，貝聿銘來到北京。當時中國滿目瘡痍，力求發展，當地官員熱情接待。

官員提出，邀請貝聿銘幫北京設計十座酒店，每座都要有一千個房間，其中一座還是靠近紫禁城的。但能夠在盧浮宮外安放一座玻璃金字塔的貝聿銘，這時卻拒絕了。

他說：「我就是辦不到。我的良心不允許，如果你越過紫禁城的城牆，將會看到黃色的琉璃瓦屋頂，然後看到天際，以及蓋著喇嘛廟的煤山下。我不能想象有棟高樓俯視著紫禁城，就如同希爾頓酒店俯視著白金漢宮。我就是不願參與其中。」（《幾多堅持幾代赤子》）讀安裕的文章，總在猜，他到底讀了多少書，才能寫出這樣的文章？誰知道呢？只能從文章得知，他會利用等待球賽的時間（對了，他還是球迷），看完一本書。

然後，你或許會覺得安裕的文章，像是書目，可以跟著去找書來讀。

最近，「安裕周記」結集出版成《安裕周記：思前想後》，在香港引起一陣小轟動，無數每周追隨專欄的讀者，終於有機會把這些文章放在書架上。這本小書，當然只選取了專欄中很少的一部份而已。

其實，「安裕周記」這個專欄的開設純屬巧合。按照安裕在自序《十年·黑霧》中的說法：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結束，小布什戰勝克里連任，時任「星期日生活」主編梁享南問安裕「看看能否寫點美國選舉的東西」，本以為只寫一篇，誰知便開啓了「安裕周記」長達十年的歷程。這十年，香港不寧靜，自由行開放，特首換了仨，中港矛盾加劇，眾聲喧嘩。自我介紹上簡簡單單「傳媒人」三個字的安裕，緊緊抓住時代動向，立場鮮明，沒有絲毫放鬆。

不過說安裕讀書多，從他的文章猜測，他讀書還是有所偏好的，那就是對中國、日本、美國的當代史，用力似乎特別深。安裕英文、日文都好，使他佔盡優勢。而他同時也愛讀文學，文字流暢優美，不是那種炫耀起知識來沈悶的作者。

我知道，有的讀者特別抗拒作者掉書袋，那是因為部份糟糕的作者掉書袋沒水平。掉書袋不可怕，怕的是把書袋掉在卵袋上，扯得人蛋疼。

這本《思前想後》，其中一大部份，是安裕所寫關於香港的文字。自然，身為港人，身居香港，寫作者無法逃避書寫這座城市的責任。

安裕眼中的香港是怎樣的呢？

人們常說，香港是國際都會，是自由之都。且看安裕如何聯繫二者：「香港不是一個一般的城市，是一個一國兩制的城市，是一個政治上遠比中國其他城市都敏感的國際都會，這是不容爭辯的。作為國際都會，言論的自由比其他都重要，而這言論自由不純是人人都有一張嘴式的言論自由，而是可以有著某種反建制意識形態的自由。對於那些一心一意要消音的人來說，這個說法是很難咽得下去的，但事實便是如此殘酷，沒有異見的言論自由，那不算是自由。我們祖國廣義而言也有言論自由的，那是報導執政黨正面消息的自由。顯然，香港社會不會單是接受我們只能擁有這種自由。」（《笑中有淚的沈淪》）

不少人都把香港的繁榮，簡單歸因為中央政策支持，安裕從來不否認這點，但如果看不到自由之於香港的重要性，絕對是不可以接受的。

我想，以今日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勢力，倘若光靠政策支持就能創造香港的話，中國應該起碼有好幾個香港了。現實是香港仍舊獨一無二，便足以說明問題。

而至於很多人說香港商人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在廣東撈盡好處。安裕也提醒道：「七十年代去過珠三角的人都知道，那時這地方只有水稻，香港商人是冒著極大風險來到這片不熟悉的家鄉開展生死未卜的投資。

今天回看，他們走對了路，但是若在那年他們沒有北上而把錢都砸在香港地產上，回報肯定不只是這些。」（《Those Were the Days》）事後諸葛亮式的總結，大抵都是輕鬆的。你有沒有像安裕一樣，回到歷史現場，看到當時港商的選擇，其實也是「賭博」呢？要知道，文革可剛剛結束，巴金不是都很擔心極左捲土重來嗎？假如不幸發生了，照打土豪分田地的經驗，港商可是要血本無歸，甚至葬身他鄉。

通過安裕的文字，可以得知他的立場是鮮明的，那便是堅決站在香港一邊。唯站在香港一邊，不是把好話說盡。你站在香港，從香港的角度去看問題，才更有資格與資歷去批評香港，說公道話。

他批評香港：「以今天香港的反對派既不能打又不能禁拷的能耐來說，以〇三年七一那天喊幾句我要民主之後就馬上改弦易轍向北京伸出橄欖枝的水平，人們還能有什麼期許？」（《不怕普選最怕輸》）他也批評香港人那種短時的歷史觀，徬佛把一切都看做生意，不能在短時間內完成的事情，都沒有意義。

但你說香港的抗爭史，從被割讓給英國算起，短嗎？當年新界圍村保衛家園，不知多少人死在英國人的槍炮下。反殖的歷史，民主的歷史，哪有一朝一夕可成的？香港政壇前輩司徒華去世的時候，安裕的文章最後寫道：「革命，從來沒有快餐式的即食，人類最大的敵人是時間，當時間尚短，人們不可能抽離看清全貌；當時間沈澱，足以看清事情本質；當狂飆吹去滿天寒澈，人們才會明白世上沒有浪費的熱情和被遺忘的歷史，那是一段段永遠縈繞人們胸臆之中的反殖和民主身影。」（《沒有被遺忘的歷史》）

那些總說香港人在英殖時期不反抗回歸後叫囂的人，也該歇歇了。不瞭解香港歷史，怎麼能夠理解今日香港好容易培養出的一點點民主之光，是多少代人努力的結果，後人未敢輕言放棄。這其中，無論左中右各派別，都不乏值得尊敬的人物。

但我看安裕的文章，總覺出一絲悲涼。身為傳媒人，安裕要保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並非那種衝鋒陷陣的。唯恐是看得太多太清楚，有時候他雖寫得雲淡風輕，作為讀者，卻讀出絕望來。比如他2011年寫香港書展的文章。

那年有三本政治傳記：司徒華的《大江東去》、羅海雷的《我的父親羅孚》和《吳康民口述歷史》。安裕在文章裡，直寫到林培瑞，寫到傅高義，寫到黃明珍，寫到秦家聰，他們在早年，都有自己的「紅色之旅」，被無產階級的狂飆突進深深著迷。安裕說：「外國訪客的中國苦戀在三四個星期的北京上海杭州廣州游後幻滅，可是對司徒華羅孚吳康民三位先生，中國的苦戀是一輩子的。

事後回望，得以提早抽身而退是林培瑞傅高義的福氣，對義無反顧投入祖國洪流的香港一些人，有是衣帶漸寬終不悔的追隨到底，有是回頭已是百年身的仰天太息。這是無法說得清的情感交雜。歷史說明，有的時候對中國就是不可以投入太多感情，因為，你會後悔的。」（《回頭已是百年身》）敏感的讀者，或許會馬上聯想到美國電影《烽火赤焰萬里情》（Reds）。畢竟那赤忱的感情，不是假的。

談中國政治，真無法不絕望。看安裕寫《滿城盡帶黃金甲》。大約1200年前，中國有個落第的農民起義軍領袖黃巢，寫了首《不第後賦菊》：「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500年後，又有個農民起義軍領袖朱元璋，也寫了首「菊花詩」：「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中國歷史，就是在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中周而復始，有些人的菊花開了，我們的末日也就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