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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泓:我的老師楊苡先生

2013-05-08*那年風波來時,我們仍在南大,熱血賁張,一時激憤,躺在南大校門口以血肉之軀拼出「民主」二字。先生知道後,沒有說我,只說了一句,身體還是重要的!倒是趙瑞蕻教授看到躺在地下的我們,淚水漣漣。

【圖註:陶希聖之子陶恆生先生(圖左)在南京看望楊苡先生;圖片由作者提供】

微博裡有位熟悉的朋友提醒我許久未去看望楊苡先生了,這才想起上次去見楊先生還是在去年初春,那是北京學者張耀傑來南京,拜訪董健先生,同時看望楊苡先生。楊先生與董先生同住一個大院,他們也是多年的朋友。

我與楊苡先生相識在八十年代初,那時我還是一個年輕人,喜歡寫詩,經常把詩拿給先生看,先生說我寫的詩有點像穆旦。穆旦,就是查良錚,著名的九葉派詩人、翻譯家及南開教授,與金庸是同族的叔伯兄弟。穆旦與楊先生是昆明西南聯大外文系同學,兩人交往甚密。楊苡的先生趙瑞蕻教授也是一位激情澎湃的詩人、翻譯家,在南大讀書時,楊苡先生和趙瑞蕻教授給我們上過課,記得楊先生講的是沈從文。每次下課後,我和鄧海南等人都會送先生回家,他們住在距學校不遠的南大宿舍裡,我是那裡的常客。

楊苡先生對我一直都很關心,每次見面都要問我在寫些什麼?甚至批評我吸煙,說三十歲以後才可以吸煙,把我當成自己的孩子看。記得有一年把寫好的文章給先生看,先生看過之後,有點擔心,回信說,「你的兩篇文章使我感到當年才華橫溢的青年詩人如今真的老氣橫秋了!特別是《中年況味》大有‘無可奈何花落去’之意,我想起我的中年卻是連這樣的感嘆也無權發揮的……」又說,「人不可追求憂鬱」,可那時的我,就是這個樣子,難怪先生要直言批評我。

那年風波來時,我們仍在南大,熱血賁張,一時激憤,躺在南大校門口以血肉之軀拼出「民主」二字。先生知道後,沒有說我,只說了一句,身體還是重要的!倒是趙瑞蕻教授看到躺在地下的我們,淚水漣漣。

第二年,仍是有點緊張,我們在某處參加作家協會組織的一次筆會,楊苡先生與趙先生也參加了,一起共住了許多天,先生對「風波」仍耿耿於懷,在賓館裡,寫了一首詩贈我,那一年,正是楊苡先生與趙先生的金婚紀念:

「空調」的日子
一去不復返
電話中互相擲來笑聲
也算是留念
那自稱「不惑」的詩人
眼中留下茫然……
於是又投進火爐
經受著狼狽的熬煎
這一年到頭
走馬燈似的轉
從熱到冷
從冷到熱
沒完沒了地把人催趕
生活豈不像進了電梯
有升也有降
哪能由得你
那麼不妨從棕色的地毯
再踏上潮濕的水泥地
也只能笑
即使嘆息
我也還吝惜
這就叫做「小康」
「知足常樂」
高唱「弘揚」加「拼搏」
原地踏步或著
兩步一退地扭秧歌
我只能把一堆堆發霉的記憶
同一堆堆發霉的舊報紙
捆扎在一起摟著它們
躲在角落里沉默

楊苡先生寫這首詩的時間是1990年7月16日。時隔多年,這首詩我一直保存著,楊苡先生後來在信中對我說,「至今我還認為我送給你那首詩還湊合,至少我還喜歡,雖然也早丟失了,你如能找到,給我打一份最好,我認為我當時‘觀點’沒錯……」

楊苡先生與胞兄、著名翻譯家楊憲益持相同的看法,就在同一年,楊憲益寫過一首詩,其中雲:有酒有煙吾足願,無官無黨一身輕,是非論定他年事,臣腦如何早似冰(1990年3月)。在私下裡,我與楊苡先生可以毫無顧慮地談論任何問題,這是先生對我的信任。

楊苡先生是《呼嘯山莊》的譯者,與巴金夫婦是摯友,與沈從文的關係也很好。我在楊苡先生家看過巴金、沈從文先生許多信函的原件,還有沈從文送的字幅。沈從文一手行楷真好,清華朗潤,飄逸雅淡,至今還掛在楊先生的客廳裡。

後來,我不再寫詩,轉做文史,曾經寫過一篇《名門之媛陶琴薰》,陶琴薰是陶希聖的次女,楊苡先生與陶琴薰在抗戰時,是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外文系同學,同住一宿舍,還有陳佈雷的女兒陳璉。楊先生來電話,說看過此文後,心裡十分難過,又想起當年往事,並在電話中糾正我文章中的一個小錯誤,說陶琴薰當時最要好的朋友並非陳璉,而是昆明西南聯大時的許湘萍,當時整天就聽到陶琴薰說起許湘萍這個人。

從陶琴薰長子沈寧從美國寄來的紀念冊中,我讀到過許湘萍懷念陶琴薰的文字,其中談及1978年7月,陶琴薰病危時,許專程從太原趕到北京看她,陶卻說你不要來醫院,還是去我家幫著輔導孩子準備考大學,可見兩人同窗之誼非同尋常。

楊苡對陶琴薰很了解,也見過其父陶希聖。一次是在重慶中央日報社,陶先生見到她很高興,建議畢業後可來中央日報社工作,楊苡並沒有去,因為她不喜歡中央日報。楊苡先生回憶說陶希聖先生很樸素,學問好,和藹可親。

還有一次是在南京,那時沈寧滿月,陶琴薰請來好友,楊苡又見到陶希聖先生,那已是1948年了。後來陶琴薰未隨父親去台灣,成為陶家子女中惟一留在大陸的人。1957年,楊苡與陶琴薰通過信,對她「鳴放」一事持保留意見,甚至批評說:你既然沒有走,在這個時候,就沒有必要「鳴放」,因為那沒有用。

陶琴薰接到楊苡的信後,可能有點不高興,之後就再也沒有聯繫。不過,楊苡一直惦念著陶琴薰,1976年曾讓哥哥楊憲益打聽過陶琴薰的情況。當時陶的丈夫沈蘇儒也在外文局,與楊憲益是同事。然得到的消息並不確切,說是下放到農村去了,楊苡就未再去尋找陶琴薰。直至多年後,才獲悉陶琴薰不幸病故的消息,當時心裡特別難過。楊苡先生對我說,一直覺得自己欠陶琴薰一篇文章。

楊苡先生原名靜如,生於1919年,其父楊毓璋(1872—1920)曾是天津中國銀行行長。楊苡先生被認為是「五四」後受中西合璧教育的第一代中國知識女性。不過,在我看來,她之成為一名翻譯家,是受到翻譯家哥哥的影響,兄妹當年同在南京國立編譯館工作過。

楊苡先生是一流的散文家,我認為這與巴金先生對她的幫助有關。

1987年,三聯出過一本《雪泥集——巴金書簡》,收錄了巴金於1939年至1985年寫給楊苡的六十封信,可見巴先生對她的直接影響;1938年,巴金哥哥李堯林在天津南開中學教書,與少女楊苡有過一段十分愉快的短暫相處,當時她十八歲。李堯林喜歡拉小提琴,還會唱歌,兩人先後通過五十多封信;1945年,李堯林病故於上海,時年四十二歲。那時正在重慶坐月子的楊苡,接到蕭珊來信,說三哥李堯林(作者注:巴金之上有二兄二姐,依大家庭習慣,巴金稱二哥李堯林為三哥)已離開了我們,不禁失聲痛哭。

楊苡與李堯林都愛聽唱片,至今她還保存著李堯林當年抄給她的一份英文歌詞。後來,巴金家人想把李堯林留下的那些唱片送給楊苡,楊苡說:「什麼時候我聽這些唱片時不會掉眼淚,我再聽……」

若干年前,楊苡先生不慎骨折,我去看望過她一次。後來,陶琴薰的弟弟陶恆生先生從美國回來,陪著又去過一次。楊苡先生八十八壽時,好友鄧伍文兄提議為先生做壽,先生不同意,此事就不了了之。

如今,楊苡先生已九十四高齡,精神很好,仍在寫文章。趙瑞蕻先生是在1999年2月某個深夜裡突然去世的,時年八十四歲,算一算,天人永隔,已有十四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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