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禁书：ISA出版的八九六四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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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世界的七周》英文再版，包含ISA中港台支部的新增内容

以下是该书的英文新版（176页，2023年7月出版，8.50欧元）序言，有兴趣购买者请联络chinaworker.isa@gmail.com

本书在中港两地先后两度被禁，可谓非同寻常。2009年，在八九六四大屠杀20周年之际，本书的中文版首次面世，当时迅速被中国大陆列为禁书，并被当局位列当年五大禁书之一。时至2023年，《震撼世界的七周》再次被禁，而这次是在香港，本书是中共治下的港府清洗香港公共图书馆中具有所谓「煽动性」和「违法」藏书的镇压行动的其中一本书。

国安法

自2021年以来，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从香港公共图书馆下架了250书目，作为执行北京极具压性的《国家安全法》的其中一步，而本书正是其中被下架的书目之一。这部无所不包的法律于2020年颁布，对「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境外势力」等行为处以包括终身监禁在内的严厉惩罚。2019年，香港爆发了激烈的群众民主斗争，但随着运动能量耗尽、走入分裂，中共政权发动了反革命。习近平政权对香港特区实行实质上的直接控制，香港过去有限的民主权利，以及数十个民主组织、政党和工会都被粉碎。

2023年，在迎来解放军六四屠杀34周年之际，香港《明报》报导指，2020年公共图书馆中40%的政治主题书籍、杂志和影片已被下架。今年，包括本书在内，共有96本图书被下架。中共傀儡香港特首李家超被要求解释图书审查标准时，回应指这些刊物「不符合香港利益」。

李家超虚伪地表示，图书馆书架上移除的书籍仍可在私人书店出售。但特首清楚知道，当书商看到他打压公共图书馆后就会自我审查，而不会冒着触犯《国安法》的风险继续出售相关书籍。如果书商胆敢顶风作案，政府就会采取行动堵塞漏洞，将禁令扩大到书店，情况就如同在中国大陆一样。对于书刊（包括我们的书）的禁制，只是中共习近平政权在香港的反革命程度的其中一个反映。

六四烛光晚会被禁

香港一年一度的六四烛光晚会也被禁止。在2019年，六四晚会吸引了破纪录的18万人参与，在过去其他不同的年分也吸引了超过10万人。2019年的30周年纪念成为了香港最后一次华丽的谢幕。次年，香港警方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由，禁止举行晚会。

一如所料，这一禁令一直维持下去，只不过他们抛弃了疫情的借口。警方在2023年公开表示，任何试图在六四当天参与集会或抗议活动的人都将会被捕。6月4日当晚，港府出动了6000名警察在维多利亚公园及其周边地行执法。过去三十年来，维园一直是烛光悼念晚会的场地。作为额外保险，建制派团体在6月4日租用了维园举行「嘉年华」活动，以阻止示威者在此集会。当晚，二十多人因手持鲜花和电子蜡烛等被捕，一名男子因身穿黑色T恤被捕。

三十年来一直是烛光悼念晚会的主办团体「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于2021年解散。该组织的几名成员因各种与北京《国安法》有关的指控而入狱。这些案件大多尚未开庭审理──这是香港政府仿效中共在中国的做法，蓄意采取的一种策略，即在正式审判前将被告拘留数年，拒绝让他们保释，图瓦解他们的斗志，迫使他们为了减刑的希望而认罪。

尽管支联会前副主席邹幸彤提出上诉并获撤两项较轻的指控，但她仍然被关押在狱中，她的罪名是《国安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可被判处十年监禁。政府指控支联会的理由是指它们从外国获得了资金。在《国安法》出台前，这并不构成违法，但《国安法》却追溯性地对与「外国势力」联系的行动定性为非法。现在，邹幸彤和其他支联会常委，以及三十年来每年纪念北京大屠杀的集会都被通通打成「外国阴谋」。这固然是荒谬的，但却表明了香港的反革命是如何带有冷战民族主义的色彩。

事实上，支联会在香港民主运动中极为「温和」，换言之是保守的声音。年复一年，六四集会在支联会的控制下越来越变得去政治化。

十多万人在烛光下聚集，这样的场面虽然在情感上极具力量，但领导团体显然想淡化1989年群众运动与香港本身炽热的民主斗争之间的联系。显然易见却令人极其痛苦的事实是，两者对抗的正是同一个政权──中共专制。

NGO的局限性

支联会几乎有着所有所谓NGO（非政府组织）和非牟利组织的典型特征，它们在群众斗争中总是扮演着复杂的角色。NGO可以进行一些有价值的研究，但它们完全缺乏民主的成员架构。它们以自上而下的官僚方式运作，总是试图限制斗争，而使之去政治化，部分原因是为了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支联会在香港的大多数「属会」都是纸面或不复存在的组织，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些组织之所以得以被保留在「属会」名册上，不过是为了让最主要的「温和」泛民势力维持最大控制。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在香港的支持者公开反对「温和」泛民通过控制支联会以垄断每年的六四悼念活动。我们主张将悼念活动转变成「动员群众斗争的平台」。

在2015年6月中国劳工论坛的一篇文章中，社会主义行动（ISA香港）的左仁指出：「近年，支联会领导下六四悼念晚会受到连番批评，被指为行礼如仪而没有战斗性，也不能连系至今天的民主斗争。温和泛民只把六四作为自己的政治本钱，但没有将其发展为一场有力的抗争运动，往往流于哭诉和渲泄情绪，没有推翻中共专政的纲领和愿景。由于没有具规模的战斗性替代方案，群众对推翻中共感到无力，开始寄望于中港区隔、独善其身的幻想。」〔六四26周年：支联会烛光晚会沦为仪式？2015年6月3日，中国劳工论坛〕

本土派的杯葛

诚然，香港的本土主义团体（反大陆人的沙文主义者）开始鼓足抵制主要的六四集会，并另起炉灶组织规模较小的活动，希望通过这些活动将焦点转移到香港本身之上，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发生的事情与香港人「无关」。正如左仁的文章所警告说：

社会主义行动认为，温和泛民的妥协路线应该由更激进的革命力量所取代，但本土派认为「建设民主中国不是港人责任」的立场却是比泛民更为退步的。这不是道德义务，而是政治现实的需要。在一党专政底下，中共绝不会让香港多一点自治权，无论是香港独立还是民主中国，始终要连系至推翻整个中共政权，因此香港寻求变革的群众必须连系至中国内地的群众斗争。争取民权和抵抗镇压的斗争要扩散到越广泛的地区就越有可能胜利，相反孤立在一个城市或国家就更易被当权者镇压。〔同上〕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找到对2019年香港运动衰败的准确预测。尽管香港运动的规模和勇气无与伦比，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群众运动无法克服只局限于香港的视野，以及缺乏将反对警察暴力、撤销控罪和争取民主权利的直接诉求，与推翻中国专制资本主义制度的诉求联系起来的方案，然而这才是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深层原因。

今天，中共在香港的镇压代表将群众对六四屠杀的纪念活动从中国每一寸土地上扼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象征著八九六四的血腥镇压在拖延30年后终于完成。香港的镇压还制造了一大批新的受害者。自2020年颁布《国安法》以来，已有60多个组织解散，其中包括工会、教会、媒体团体和政党。最大的独立工会联合会──香港职工盟于2021年10月投票决定解散。香港职工盟有75个属会，和16.5万名成员。

在香港为数不多仍然活跃的民主团体中，社民连面临着不断升级的镇压。今年，社民连银行账户被冻结──这是中共从美帝国主义工具箱中窃取的金融制裁手段。该党最著名的公众人物「长毛」梁国雄，是香港前（半民选）立法会中唯一的左翼代表，自2021年以来一直被关押狱中，至今依然等待《国安法》「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审判。

尽管如此，国际上仍有一些无可救药的糊涂「左翼」赞赏中共在香港的镇压，认为这是进步的──据他们所说这是在打击西方帝国主义的「阴谋」。这些伪社会主义者的诡辩，一部分人的立场实际上出现了180度翻转，他们在1989年曾同情天安门运动，现在他们却觉得「今是而昨非」，将天安门运动视为亲西方的「颜色革命」。在中共及其支持者眼中，他们也以同样的词语来形容2019年香港的群众运动。这种谬误在《震撼世界的七周》一书中得到了回应，而香港2019年运动的真实性质，以及其中的种种复杂情况，在我们的《香港2019：风暴爆发》（Hong Kong 2019: The Storm Breaks）一书中有所阐述，还有许多文章可以在中国劳工论坛网站上找到。

习近平政权的偏执

在中国国内，尽管镇压和控制的范围在不断加强和扩大，但对1989年的疑神疑鬼并未减少，其表现在外可怕的压制措施明显显示出外强中干。相反，其近乎荒谬地吹毛求疵的互联网审查措施显示，习近平政权其实充满了不安全感。在每年六四临近之时，数目字8、9、6和4以及其组合，在社交媒体上多年来一直被封锁；同样，不仅衍生词如「五月三十五日」、1989年的图片，连蜡烛、人群，甚至是「排成一列的物体」也同样被禁。后者之所以被禁，是由于这可能是对1989年解放军坦克和著名的「坦克人」事件的暗示。

近年来，中共的审查指令更进一步，包括「含义不明的数字」。在2023年，甚至政府网站也被勒令在6月3日到5日三天内不得发布新内客。这是为了防止任何人利用评论区发布煽动性内容，如蜡烛表情符号、坦克、「老照片」、「不明标语」和「含义不明的数字」。此外，政府还指示帐号管理者要进行监督，确保「官方帐号内容的转发、评论或点赞数绝不能是敏感数字」。一个对普通政府帖子的64次转发或点赞都感到恐惧的政权，能有多强大和稳定？

同样在2023年，六四审查制度首次使得网络地图隐去了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四通桥。2022年10月，48岁的彭立发在这里进行了英勇的个人抗议，就在习近平巩固其终身统治的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几天，他在桥上打出了反习标语。彭立发被称为「四通桥勇士」和「新坦克人」──呼应知名却身分不明的六四事件抗议者──因此，四通桥本身已成为了一个禁忌话题。

由于中国存在巨大的政治真空，而缺乏任何表达反对的政治渠道，四通桥抗议行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劳工论坛在2022年10月17日提到：「从众多人支持这一抗议，可见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已经民怨沸腾，可以擦枪走火。」仅仅五周之后，中国爆发了自1989年以来最严重的群众抗议，这番话得到了极大的印证。

2022「白纸」运动

2022年11月至12月的所谓「白纸」运动动摇了习近平政权的根基。尽管就中国的幅员而言，抗议的规模不大，更远未达到1989年运动的规模。根据对社交媒体图片和帖子的追踪调查，40个城市和多达100所大学发生了抗议活动。因此，2022年抗议活动打破了自1989年血腥镇压以来中国抗议活动多为地方性、缺乏协调的模式。这些抗议标志着自本书所述事件以来的首次全国性运动。

此外，鉴于中共独裁政权为建造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数字专制」警察国家，而投入了巨额金钱，被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2022年还是发生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一半的公共监控摄像头，同时还广泛部署了人工智能警察监控技术。

在为期三年的强硬「清零」政策下，超过5亿人在不同时期被置于某种形式的封控之中，国家的电子监控能力和对民众的控制能力也因此得到大幅提升。但哪怕这样，当全中国仍然爆发了由青年和妇女领导的抗议浪潮时，此抗议浪潮对中共政权统治集团中所造成了多大的创伤，是不言而喻的。清零政策的崩溃，与其说是通过行政命令，不如说是在中共国家内部爆发了全面的混乱和恐慌，这对迅速结束抗议起了关键作用。

尽管在接下来的几星期内，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种以恐怖的速度迅速扩散，就像无孔不入的「生化警察」一样，使人们疯狂奔波于寻找药品和保护老弱亲属时，无法参与进一步的抗议。据可靠估计，从12月初清零政策崩溃到2023年1月底春节期间，中国有100万到150万人死亡，驻美的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欣认为，「这次COVID激增将成为和平时期中国自1959〜61年大跃进之后、大饥荒以来的最致命事件。」

基础性文件

《震撼世界的七周》的再版之所以重要，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是ISA的中港台组织的基础性政治文件之一。过去15年来，ISA所发展的工作一直建基于此。对八九运动的正确定性以及对革命与反革命进程的理解，对于明确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任务，以及中国和其他地区未来的工人运动至关重要。这种政治上的澄清不是一个自动或必然的过程。

2009年，在ISA（当时名为「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在中国建立组织之前，在对本书进行研究和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加深了对所发生事件的理解，以及这对我们的政治观点意味着什么。我们认识到，1989年血腥屠杀后的中共政权是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权，同时也是一个有意识地选择保留，并随后加强其专制统治模式的政权，是一个先天性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向资产阶级民主过渡的政权和国家──这是1989年事件的一个关键结论。

这成为了工国委内部「中国辩论」中另一个重要但却鲜为人知的篇章，这场辩论持续了近二十年（从1998年的世界大会到2019年工国委旧领导层分裂离开）。尽管这是一场极其重要且具有极高政治价值的辩论，但我们在这没有足够的篇幅来总结这场辩论的所有方面。最重要的是，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性质的认识，有助于为ISA清晰地分析美帝与中帝相互对峙的新冷战奠定基础，而这正是当今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核心特征。

讨论和辩论是马克思主义组织内部不可避免的重要过程，其目的是清晰明确我们需要做些什么。资历较长的ISA成员会记得，工国委的国际书记处（IS）曾与中港台支部的同志就中国国家和经济的阶级性质进行过辩论。乍看之下，双方的分歧似乎很小。国际书记处认为，中国正在「走向」资本主义复辟，其「方向是明确的」，但坚持认为中国并未「完全」是资本主义。他们说，现在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产生了一个「混合」的社会制度，与「完全」复辟资本主义的情况相比，这给予了中国政府更多的可能性和行动空间。他们至今仍在维护这一套表述和分析。我们认为，他们已经落后于事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比他们所意识到的要早得多。

关于经济刺激政策的辩论

后来，到了2009年，当中国政府为了纾缓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实行了巨额经济刺激政策时，国际书记处声称他们的观点得到了平反：没有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政府能够实施这样的计划。而我们则倾向于对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进行更谨慎、不那么冲动的评估。我们，乃至于一些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也预测，这将导致中国历史性的债务危机，而这正是今天所发生的。我们表示，2009年的刺激方案，不能证实他们所声称的论点，即中国国定是一个「独特的」混合体制，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斯大林主义。

本书在2009年出版时，我们还想指出，工国委在1989事件期间作出的最初分析（我们认为其中许多内容在今天仍然非常有价值）在一个基本点上是错误的：当时相当刻板地认为，镇压行动是由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所执行，结果将会重新建立起斯大林主义政权。基于这种观点，他们得出结论，中国工人阶级未来所面临的任务是进行一场新的政治革命（以清除计划经济上的官僚主义「肿瘤」，以建立工人民主政权）。

我们主张这在中国已不可能发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恢复，以及与新资产阶级有机联系──甚至「融合」──所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国家形态，意味着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政治革命的条件在1989后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只有反对中共独裁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将社会引导向社会主义。

但国际书记处也不同意这一点，他们认为，根据中国的「混合」性质，将来的革命也将具有「混合」的特征：它需要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任务结合起来。而我们则解释说，国际书记处同志所描述的实质上就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不是发明了什么新的东西。在任何情况下，反对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革命都必须结合对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征服。

不断革命论

关于中国民主化的愿景还存在其他的争议。国际书记处再次基于他们的「混合」特征理论，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将寻求建立一个更加「正常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大概是说一个「完全资本主义」的国家），因此会在某一个时刻与中共独裁政权形成对立，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团结在民主口号的背后。

这几乎是在所有方面都彻底误读了中国的进程：资产阶级与专制国家完全融为一体；试图挑战中共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并不存在。因此，民主变革的压力并不会来自于资本家。将民主诉求视为资产阶级诉求，或主要来自该阶级的诉求，是很滑稽的，哪怕西方帝国主义为了自身的利益和权力虚伪地试图将民主问题据为己有。

我们还根据香港群众斗争（资本家压倒性地支持专制镇压）的丰富经验解释说，中国的民主斗争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理论的现代表述和实证。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历史上迟来的依附性阶级，没有能力完成其历史任务，其中包括引入「民主」。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完成这一壮举，但这也要求工人阶级更进一步推翻资本主义，因为专制政权是在资本主义之上建立其控制机器。

当《震撼世界的七周》在2009年出版时，工国委领导层的反应冷淡。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真正的反馈，甚至连直接的批评都没有，而批评几乎总是有帮助和有利于澄清问题的。他们没有宣传这本书，也没有鼓励其发行。我们没有抱怨，而是在忙于建设、组织并售卖我们的书籍。我们收到唯一的评论是一条问题：「你们是在质疑斯蒂芬．乔利（Stephen Jolly）的说法吗？」

乔利在1989年写的小册子被收录进本书之中（第5章），这足以证明本书编辑们将其视为独特且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见证。一位托派活动家能对当时的情况有着如此清醒的理解，并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目睹六四恐怖屠杀发生，在中英文书籍中都找不到这样的记录。陈墨在本书的章节中对六四事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取证，证实了乔利报告的真实性，并强调了其作为独特目击者见证的重要性。

但在本书中，我们也想指出乔利的分析所存在的不足。例如，他说他在北京从没有遇到任何人「幻想斗争的前进道路是以任何方式、形态或形式走向资本主义」（第5章）。我们现在知道，这一评价过于乐观，高估了群众运动的觉悟。但这丝毫不会贬低他的记录。我们也不认为这本书中的全部内容都是完美无瑕的。经过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思想和分析的发展过程中，总会有一些方面的理论和观点比其他早期的更成熟和坚固； 而一些结论也需要根据后来的经验进行调整或修订。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不是未卜先知的占星术。

资本主义复辟

1989年，当乔利前往中国时，工国委在当地还没有组织或成员。随着中国组织的建立，我们对中国的运动有了比当时不谙中文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清晰的认识。此外，同样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在1989年，工国委对斯大林主义国家进程的理解尚未达到清晰的程度。

工国委当时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复辟在中国和其他斯大林政权中是不可能的。事后看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此后的三年中，我们根据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及两年后苏联政权的崩溃，纠正了我们的分析。工国委低估了斯大林主义对群众意识的腐蚀作用，这为对西方「民主」资本主义的巨大政治幻想打开了大门。我们还低估了这些社会的经济崩溃程度，尽管低估的程度较轻。

我们在分析和理解过程中所出现的这些错误，通过讨论和实际经验得以修正，但这也是需要通过组织分裂才能带来。1991年，一批坚持「不可能」复辟资本主义的少数人离开了工国委。他们后来成立了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IMT)，讽刺的是，他们觉得「理论」是他们的强项。

展望未来

本书的2011年序言（《1989群众民主运动的教训》），也是我们与工国委前领导的「中国辩论」的一部分，这连我们大部分同志也不知道。那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当时，中国也深受「阿拉伯之春」起义和随后的政治镇压所影响。

国际书记处拒绝在当时的国际网站socialistworld.net刊登这篇文章，他们指该文「不持平」，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反对意见。这篇文章的英文被发表在中国劳工论坛网站上，中文版则发表在《震撼世界的七周》2011年的繁体中文版上。他们反对的关键在于下面一段中的一句：

这本小册子的一个中心目标就是揭穿资本主义支持中国和香港民主的迷思。正如文森特-科洛所解释：「今天，中国有着更多的资本主义，但与1989年相比则民主少了很多。」与得出这一论点的2009年相比，今天这一点变得更为清楚。现在中国正在进入了一个新的国家镇压的「黑暗时代」。〔1989群众民主运动的教训，2011年5月30日，中国劳工论坛〕

国际书记处的同志们坚持认为，说中国正在进入新的国家镇压「黑暗时代」是不准确的，也是夸大其词。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即2011年，国际书记处开始提出中共正在走向某种程度的政治松动的观点：民主改革，甚至是「虚弱的民主」，换言之，与中国劳工论坛所描述的观点南辕北辙。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进程，不理解为何中国同志「斩钉截铁」地否定这一前景。我们认为，过去十年的历史、习近平极端高压统治的轨迹完全证实了我们的观点。

民主改革？

除了2007年发表在工国委英格兰与威尔士支部刊物《今日社会主义》上的一篇简短系列文章外，有关中国的众多政治争论大多没有留下书面记录。讨论大多是非正式和私下进行的，但有时也会在国际暑期党校和世界大会等论坛上进行。即使如此，如果对这一领域不够熟悉，许多同志可能并不了解这些辩论。

因此，对于大多数ISA／工国委成员而言，这些讨论大多不在他们的关注范围之内。但是，这些讨论对于民主斗争的主要进程和阶级力量的布局，镇压前景以及──就香港而言──残酷的反革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展望是行动的指南。在中国以及现在的香港，这对一个革命社会主义组织而言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同志被误导，准备迎来专制退潮的时期，认为会「不可避免」出现民主开放，这可能会使我们组织在政治上迷失并因而受损。

如果国际书记处的说法──民主化是必然阶段──具有任何真确性，那么为什么中共独裁政权在香港的作所作为却恰恰相反？如果有一个地方是中共「民主化」的起点，逻辑地这个地方就会是香港。从2012年起，我们的材料就清楚地说明了中共正在攻击香港的民主运动。

正如我们对上述问题的说明那样，本书中的观点和分析是马克思主义运动中不同立场之间的辩论、批评，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认为太少）的论战过程的总和。本书是政治斗争的产物，而政治斗争对于为在中国建立革命社会主义组织奠定基础是绝对必要的。

我们必须研究和学习八九运动的血腥历史，以及现在对香港发动的反革命报复。但是，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也要牢记1915年被行刑队处决的瑞典裔美国劳工活动家和作曲家乔．希尔（Joe Hill）的话：「不要哀悼，组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