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解的孝道

这是一个悲伤而无解的故事。

我同事的一个病人，中国人，女性，才刚刚40岁。

要知道，在医院里，一个40岁的人，是非常非常年轻的。

她的诊断，是癌症末期，下一步的治疗计划，是临终关怀。

而她一直没有告诉她的父母。

关于她的生活的具体细节我知道的不多，因为我们很少讨论除去clinical需求以外的信息，这是我们工作伦理的一部分。

我只晓得她几年前独自移民到了这里，最初的病历记录是独居，后来又加上了父母从国内来看她，与她同住，拿的是旅游签证。

她在确诊之前，曾在唐人街打工，据说做了很短一阵就辞职了，因为老板不给工钱。具体是怎么回事，她不愿说。因为英文不太好，加上身体每况愈下，便没有再工作，申请了政府的补助金。

确诊癌症晚期，是一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她对我同事提起她最大的难处和焦虑，是不知道如何告诉父母。以前她曾经生过一次大病，那个时候，她的父母表现得非常焦虑，所以这一次，她不想说也不敢说。

我的同事和主治医生还有护士长都做了很多工作，跟她一起开了会，讲诉利弊和将来会发生的各种情况给她听。她欣然同意了各种治疗和还有社会服务，但是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她不许医疗和服务人员上门，也不许任何人打电话给她的父母。

她身体很虚弱，可是她愿意花钱打车去机构。

其实她的经济状况也很不好了，尽管医疗开销政府会cover很大部分，但是药物还有特殊的营养食物也都是很大的支出。

打车又很贵。

对了，他父母完全不讲英文。

她说：“有什么好说的呢，让他们高高兴兴的吧。”

作为医院，我们能做的很有限，毕竟她是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你说，她为什么这么坚决不让父母知道呢？她已经处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了，她需要安慰，需要关心。”我的白人同事这样问我。

我心里有很多话想说，我甚至可以给她开一堂课，但是终究我也只能说：“文化背景的原因。”

又或者说，这是一种常见的一个家庭中纠缠不清的共生关系。

我全方位的入侵你的生活，你也要全方位的为我的喜怒哀乐负责。

我们是一个讲究集体主义的国家，如同《巨婴国》中所述，我们从小承受了无数来自父母的付出，而这一切都是要还的。

这个病人，还不起了。

她在人生的最后阶段，相比关心和安慰，她需要的只是少一点负罪感和愧疚。

她得了癌症，她快要死了，她对不起她的父母。

这就是她真实的想法。

想比病痛，来自父母的焦虑更可怕，无法解决父母焦虑的无力感更可怕。

她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逃避，一直到最后的那一天。

说到此处，想起一个华人实习生，她是生了孩子之后重新走上社会的，我们主管闲聊时问她孩子谁带。

她说自己的父母在。

白人主管笑言，那他们一定很开心吧。

那个华人实习生很勉强的笑了笑，“他们或许内心很乐意。但是他们会让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favor，我以后一定要还的。”

她看了看我，像是我一定会懂。

我报以一笑，点了点头。

还是说回这个病人吧。

她已经出院了，社区的临终关怀接手接下来的事情。

我知道临终关怀的同事，会把她照顾的很好，可是止痛药并没有办法治疗心理的痛。

更麻烦的事情还在后面。

她说，她想要带父母回国，然后在国内度过最后的时光。

她的父母完全不会英文，所以她必须送他们踏上中国的土地为止。

这也不是不可以，主治医生问她回国以后的医疗安排，药在哪里拿，有没有冰箱，有没有人可以给她打点滴。

答案是，回国以后要经过各种隔离，加起来将近两个月。或许是翻译的问题，我的同时对我说是quarantine hospital，而这个quarantine hospital居然没有医生。

“没有医生，没有药物，她很快就会去世的。”我的同事说，“她需要止痛药物，需要缓解症状的药物，需要能最大限度帮她延长生命的药物！”

可是这个病人还是要回去。

我们帮她想了许多办法，她坚持要回去。

她说她必须在死之前把父母安排好，绝对不能把他们扔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这是一个无解的悲剧。

而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