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歷史的世界是幸福的，否則風花雪月僅是虛無飄渺。流逝的時光，點滴拾遺，於悄然偶遇的空間現場，是悲歡離合，也是千古風流。在社畜禁錮裡掙扎如我，寫作是窗口也是救贖，手中的經緯，指引我向烏托邦邁進。

費爾比（Kim Philby），那個「回家」男人。

1 月 5 日

「我從來都不是共產主義者！」

寫在前面：

「告訴耶穌基督，祂有十二門徒，但其中有一個是『雙面諜！』」

每一個「星期一」或許都充滿著希望與抱負，哪怕是前一日的醉生夢死。

但，這個星期一，西元1963年的7月1日，對於女王陛下政府之首，英相麥米倫（Harold Macmillan）而言，可能是一個既絕望又憤慨的日子，因為除了有越燒越烈的性醜聞案（《普羅富莫事件》，可參考影集《王冠》第二季第十集）所引爆的誠信原則問題（陸軍大臣普羅富莫公然在下議院否認婚外情，但隔年又鬆口坦承兩人曾經不正當交往過）以及是否洩露國家軍情機密（普羅富莫的外遇對象同時與蘇聯駐英國海軍武官伊凡諾夫交往，但此人已被證明是蘇聯間諜）外，數千里之遙的凌空九霄，一架飛往莫斯科的客機更攜帶著令米字旗喪膽的致命武器……

核彈？病毒？

不！一個即將「回家」的男人。

費爾比（Harold Adrian Russell "Kim" Philby，1912－1988），絕無僅有的1月1日壽星。

組織代號為「Stanley」的費爾比，相信我，你就算翻遍近代所有已出版的星象書，尤其是介紹摩羯座的知名歷史人物時，「絕對」不會看到他的名字，但弔詭的是，費爾比曾經是何等完美無瑕，亦是往昔舉世公認的頂尖菁英，今日在部分文學或戲劇作品中依稀會浮現其西裝筆挺的身影，

只不過……

費爾比，出生在早年大英帝國屬印度的安巴拉（Ambala），父親聖約翰是駐地的情報技術官員兼探險家，也是少數的中東（阿拉伯）通，甚至是國王的御前顧問。孩提時代回到英國後，他從進入西敏公學（Westminster School）直到取得劍橋大學三一學院豐厚的獎學金，一直專注於歷史學和經濟學的領域裡，並獲得了經濟學專業學位，也首次浸淫於崛起一方之社會主義的反思與辯證論述。

胸懷熱忱的年輕費爾比，當時亦看見法西斯掌權下對人民的殘暴與迫害，於是親身參與了援助納粹難民（主要是猶太人）的活動，冒著可能被德國鷹犬「蓋世太保」拘捕或刺殺的風險，果敢擔任起民主同盟游擊隊在維也納到布拉格間的「橋梁」，傳遞金錢與物資給有需要的難民，也陸續熟識了幾個志同道合，一心想推翻威權的東歐或蘇聯志士。

後來在父親的牽線下，自西元1937年2月起，費爾比以《泰晤士報》戰地記者的身分前往西班牙，除了目睹當地那令人髮指、自相殘殺的內戰，亦開始協助英國政府私下蒐集各方情資。

《KIM》，中文版譯名為《基姆》，是諾貝爾文學獎名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著名小說之一。故事背景設定在西元十九世紀末的印度，以不列顛和俄羅斯兩大帝國當時在南亞次大陸的競合角力跟戰略衝突（俗稱的「大博奕」、The Great Game）為經緯，詳實描繪出當時印度的多元文化與生活百態。

主人翁Kimball O'Hara雖然是窮困出身的有色孤兒，早逝的雙親都來自愛爾蘭，但他廣結善緣的能力不只替他贏得「世界之友」的綽號，也搖身一變成為訓練有素的情報工作者，在詭譎複雜的印度種姓與宗教間冒險和成長……《基姆》被譽為是英國殖民主義時代不朽的三大文學作品之一，更是探究東方主義的經典文本。

聖約翰基於自身所處的環境，加上對南亞深厚的私人情誼，於是將兒子費爾比的小名取為Kim。

費爾比呈上的報告，從新式武器、飛機的運用到交戰方高層的維安缺陷，篇篇鉅細靡遺，眼下只能用「青出於藍」四個字來形容吧！隨著長官跟同袍的引薦，他成為西元二十世紀四零年代初期大英帝國軍情六處（MI6）裡備受矚目的幹員！

在此同時，西元1940年，一名叛逃至巴黎的前蘇聯外國情報機構軍官於華盛頓和倫敦兩地分別接受了不同國安單位的「約談」，據信內容包含了蘇聯間諜在美國各地的活動，還有其手邊有關三名蘇聯間諜滲透英國政府的有利證據：兩個在外交部潛伏、一個則是曾派駐在西班牙，為英國報社、軍情六處……以及蘇聯國安機構效力！

隔年，這位名叫克里維茨基（Walter Krivitsky）的軍官被發現陳屍在華盛頓的星級飯店裡，死於右太陽穴的槍傷！即使謀殺跟自殺的論述眾說紛紜，蘇聯和英國的情報網路也為此陷入短暫的混亂，可不列顛國安單位揪出內鬼的動作也就此被迫倉促劃下句點……

西元1941年9月，歐陸烽火依舊可怖，也幾乎看不見和平的曙光。這時軍情六處第五科交辦給費爾比的任務，是主動、積極性的反諜報作戰，也就是專責破壞跟切斷敵營的間諜組織與聯繫網絡，又他的表現優異，故很快就被委以講師的資格，於西班牙、葡萄牙等城市傳授新進人員如何迎擊敵方認知作戰的心法與對策。

到了諾曼第登陸戰前夕，費爾比更將轄下情資觸角延伸至南歐義大利、北非一帶，在直布羅陀海軍基地與納粹幹員的交鋒與鬥智，更讓他擠身英國反共情報網的要角！期間，部分軍情局官員和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反情報主管都曾稟報過，費爾比超乎常人的敏銳跟情資統整能力著實讓人感到一絲敬佩……與存疑之處，說句冒犯的話，彷若正是敵營要角「刻意」投誠一樣地透明無暇！

但伴隨希特勒飲彈自盡，第三帝國覆亡，蘇聯情報網也於二戰後接連敗退，通訊據點紛紛遭破，西元1946年，費爾比以有功特殊外交人員的資格獲得了帝國勳章，「王的特務」，你說是「Kingsman」也毫無違和。

且慢！我將時間軸先拉回一些，有件發生於西元1945年8月下旬的重大外交事件，當時尚未渲染開來……

一名派駐在土耳其伊斯坦堡（Istanbul）的蘇聯大使館副領事沃爾科夫（Konstantin Volkov），也是蘇聯內政人民委員會的高階情報官員，私下向英國方面接洽，希望能帶著妻子投奔自由，尋求政治庇護……

沃爾科夫宣稱，他如果能取得進入賽普勒斯的通行證與27500元英磅（今日換算通膨後約合100萬英鎊），接續將提供英國政府三位正「隱匿」在不列顛作業的最高級別蘇共特務姓名與其掩護代號。當然，還包括額外250位人在英國、314位人在土耳其的初級間諜名單。

更重要的是，他表示這三位最高級別的蘇共特務中，兩位長期埋伏在外交部，一位則在軍情六處主理反諜報，更是反情報科裡不可或缺的要員！

在考量電報傳遞可能會預先遭到蘇聯的破解下，沃爾科夫的極密件不只經過層層加密，更委由人工接力的方式，也就是透過外交信使交給了軍情六處。長官在讀取與分析了相關資訊後，決定將案子責成經驗豐富的費爾比全權處理……

本應是分秒必爭的諜報戰，費爾比居然花費了長達三個星期的時間來準備，可好不容易順利抵達伊城時，沃爾科夫卻早就被目擊到已搭乘蘇聯軍用運輸機離開土耳其，身上竟然還裹著繃帶！更不用提一旁「護送」的蘇聯國安人員了。

極其重要的情報資產就此消失在眼前，英國領事對於費爾比的「遲到」感到非常不可思議，認為英方白白錯失先機，無法一舉揪出內賊。雖然費爾比作出澄清，直言軍情六處跟外交部的援救責任歸屬無法有效確立才是讓蘇聯趁虛抓人的關鍵，但可怕的是，爭議未明當下，英國領事館自伊城到鄰近城市的電話居然被發現全數遭到蘇聯當局的全天候監聽！

同年9月，沃爾科夫不再出現於任何公開活動，宣告失蹤，後推定當時已經遭到蘇聯處決。

西元1947年2月，費爾比銜命外派，來到了組織編整過的英國駐土耳其大使館。表面上是擔任領事館一等秘書，但實際上乃主持英國與土耳其兩方情報人員之間的情報交換與敵情聯繫，也就是情報局局長。他成功安排了多組移民進入蘇聯高加索地區，一方面取得不少對蘇有利情資，另一方面也提升了自己的聲望。

但幾次派遣突擊隊員進入阿爾巴尼亞（當時由共產主義政府統治）的解放任務都宣告無功而返，甚至整個團隊都遭到阿國國安局的事先知悉而全面瓦解，費爾比曾經被質疑過是否為洩密者，但他將主因歸咎於英方的準備不夠，輕忽了有蘇聯撐腰的阿國情報局反動網。

近30個月後，西元1949年9月，費氏再度奉命啟程，這回直接來到了……

「白宮」！

是的，費爾比的辦公桌上，同樣名牌是作為大使館一等秘書，但私底下儼然就是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內的英帝國首席情報代表！在他的檔案夾裡，堆放著大量監控美國和英國高層往來的大量緊急與絕密通信資料，有金錢、有情色、有軍火，所有文件都躲不過他的眼睛。即使美方（中情局）的反情報核心人物安格頓（James Jesus Angleton）始終懷疑費爾比不是個絕對忠誠的情報官，隱藏背後的真面目或許比所有可靠情資的累加還更為驚人，但每週一次的餐敘會報，英美兩國的情報共享只能更加密切，同盟國間絕對不能有漸行漸遠之說……

婚姻裡有第三者，是出軌；

諜報網有第三國，是內鬼。

橫批，

誠信是我的生命。

西元1950年年初，藉由美國陸軍情報部長時間的佈線與反情報作戰，英國駐華盛頓大使館向莫斯科遞交密文的地下管道被順利解密並截斷，美方更循線逮捕了一位供輸原子彈組裝計劃（《曼哈頓計畫》）給莫斯科的物理學家兼蘇聯間諜福克斯（Klaus Fuchs），其餘洩漏國安機密的相關人士也紛紛被捕，候審。但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更驚覺到，英國對蘇聯的間諜網似乎浮現令人難以置信的異常破口，門戶大開……為此，倫敦軍情單位更倚賴費爾比的過人睿智與工作經驗，期許他能逐一解碼可疑線索並註記，希望能早日揪出傳言多時，潛伏在英、美兩國內的共黨奸細。

「如果你不趕快採取行動，那就太遲了，因為我會把車子送到廢棄廠。我真的無能為力了。」

隔年5月下旬，一封提醒同事記得從大使館停車場將車輛駛出，以免遭到拖吊的電報，自費爾比手上發出。

兩天後，與費氏交好的英國外交官麥克林（Donald Maclean，英美核武器項目協調員）跟伯吉斯（Guy Burgess，使館二等秘書）在南安普頓悄悄搭上了前往法國的蒸汽客輪……

「英國外交官莫名失蹤」是當時英美主流報刊的標題，外加一萬英鎊的尋人啟事。

此時此刻的局勢發展，讓往日屢屢建功的費爾比難辭其咎。即使「有機會」晉升到掌控西方政經統合脈動的英國情報局總局長（軍情六處局長？），但他依舊被迫回到倫敦，接受各方詳實的調查，甚至要澄清自己是否就是傳言中那個躲藏在英國政府，主理諜報工作的蘇共特務「第三人」！

在無法取得長官與同事的充分信任下，辯才無礙的費爾比，只能於西元1951年7月提出辭呈，「黯然」告別軍情六處……搶在被政府開除之前。

西元二十世紀五零年代中葉，費爾比仍多次接受了軍情五處的連番審問，除再度表明自己絕不可能出賣「祖國」利益之外，更積極尋求重返媒體，或是報效國家的機會。

軍情五處：全名為「英國安全局」（Security Service），通稱「軍情五處」（Military Intelligence, Section 5，縮寫就是MI5），是英國的國家安全機關，由聯合情報委員會（由英國內閣辦公室、內政大臣統轄）領導運作，但不隸屬於英國內政部。軍情五處負責打擊重大犯罪、軍事分離主義、恐怖主義及潛伏國內的間諜活動等。

軍情六處：全名為「英國秘密情報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通稱「軍情六處」（Military Intelligence, Section 6，縮寫就是MI6），乃是大英帝國涉外的情報單位，於西元1909年成立，負責在海外進行諜報工作。此機構最早可追朔至西元1569年，也就是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時期創設的「英國保密局」。

但英國政府遲至西元1994年間才正式承認其實質存在。

那到底軍情處有幾個分處呢？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英帝國為了戰事需要，將軍情單位最多細分到十九個處（東歐、遠東、地圖繪製、科學情報、高空相片解析等），現在隨著時代演進，冷戰落幕而逐漸整併為三個主要單位，軍情五處、軍情六處跟政府通訊總部（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縮寫GCHQ）。

至於軍情六處最傑出的幹員……詹姆士．龐德（James Bond）？並沒有！

西元1955年10月，費爾比的名字意外出現在英國下議院的質詢稿上，工黨議員認為執政的保守黨內閣刻意掩蓋蘇聯滲透英國情報網的事實與困境，更痛斥首相等人縱容費爾比，也就是蘇共「第三人」的逍遙法外！但隨著外交大臣麥米倫（後來成為首相）的議會正式背書（沒有任何實證能揭發費爾比背叛英國，也無任何證據能將其與「第三人」連結），還有費爾比決定採取更近一步的法律訴訟下，工黨宣布撤回在議會對費氏的所有抨擊與控訴。

「我從來都不是共產主義者！」

，公開記者會上，費爾比向媒體跟英國人民斬釘截鐵地表態自己的政治立場。

隔年2月，麥克林跟伯吉斯現身於莫斯科的一場國際記者會。與會者還有來自西方路透社等的媒體工作者，除了確認兩人的真實身分無誤，未受到蘇聯人身安全的威脅外，亦傳達了某種程度上的赤色官腔（自白）：

「我們不是蘇聯間諜，會選擇來到莫斯科，是尋求並促進蘇聯跟西方的彼此了解。」

兩人當時逃脫（叛變？）的路線後來也被報刊一一揭露，從法國西北方聖瑪洛（Saint-Malo）下船後，搭乘計程車前往雷恩（Rennes），再換乘火車抵達巴黎，然後動身到瑞士伯恩（Bern），並在進入蘇黎士（Zürich）前夕取得蘇聯大使館核發的旅行證件，最後則是搭機飛往布拉格（Prague）……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Československo），正式踏入「鐵幕」國度。

另一邊，費爾比在同年8月獲聘前往黎巴嫩的貝魯特（Beirut），替兩份英國報刊工作，擔任中東地區的特約記者，但他也重新跟軍情六處取得默契，又一次替國家秘密情資單位效命。

西元1961年12月，一位名稱格里辛（AnatoliyGolitsyn），官拜少校，負責蘇聯國安情報單位戰略工作的要員，趁著派駐芬蘭赫爾辛基大使館時選擇攜家投奔至西方陣營，並在美國中情局的精心安排下，順利從芬蘭轉移至瑞典，然後借道法蘭克福再飛向美國……格里辛稍晚也跟中情局的安格頓交代了有關蘇聯情報工作者於西方世界多年來的縝密布局，就像是一份西洋棋的棋譜，雖然名單裡有些代號他無法一一指認真實姓名，但Homer與Hicks對應麥克林跟伯吉斯已是不爭的鐵證。

剩下的，就是……那個男人！

費爾比的同事兼好友，也是軍情六處的情報官艾略特（Nicholas Elliott），在貝魯特的訪談報告裡留下了珍貴的紀錄：他查覺到費爾比有越發嚴重酗酒且抑鬱的狀況，甚至他的身上還出現了莫名的傷口（洗澡時頭不小心撞到熱水器），一切都發生在西元1962年，格里辛叛逃蘇聯之後。

可值得留意的是，艾略特並未事先通知費爾比他的來訪，但費氏應對的從容態度似乎早就明白英國軍情處已經在進行最後的收網，而此舉也隱約透露出軍情六處機密外流的防不勝防，自然這是後話。

西元1963年1月的再次會晤，據傳費爾比向艾略特承認所有對其身為蘇聯雙面間諜的指控，但他不願立即簽署自白書，也請求英國政府能推延審訊的工作。費爾比更希望艾略特能在一月的最後一週另行安排碰面……

1月23日，一場由黎巴嫩大使館一等秘書所主辦的晚宴，費爾比的妻子始終等不到夫婿盛裝打扮的現身……

「Dolmatova」，一艘目的地是奧德薩（Odessa）的蘇聯籍貨輪，在當天上午急忙駛離貝魯特港，連原本承攬的貨物都遺留在碼頭上……

兩件風馬牛不相干的事情，好像有那麼一點微妙的交集。

每一個「星期一」或許都充滿著希望與抱負，哪怕是前一日的醉生夢死。

但，這個星期一，西元1963年的7月1日，對於女王陛下政府之首，英相麥米倫（Harold Macmillan）而言，可能是一個既絕望又憤慨的日子，因為除了有越燒越烈的性醜聞案所引爆的誠信原則問題以及是否洩露國家軍情機密外，數千里之遙的凌空九霄，一架飛往莫斯科的客機更攜帶著令米字旗喪膽的致命武器……

核彈？病毒？

不！一個即將「回家」的男人，費爾比。

費爾比說，他搭乘貨輪逃亡；西方情報網說，這位無可救藥的賣國賊從陸路進入敘利亞，然後再前往蘇聯屬亞美尼亞，最終踏上蘇俄的土地。但無論是十惡不赦或惡貫滿盈，蘇聯在同年7月30日，透過官方媒體的大肆宣揚，正式給予費爾比政治庇護與蘇聯公民的資格！

我們將鏡頭回送，長達二十年的時間，從西敏寺到白宮，從倫敦到貝魯特，無人得以置信（或刻意忽略？），情報長官費爾比的真面目其實正是「萬惡」蘇聯所派出的金牌特務啊！

「告訴耶穌基督，祂有十二門徒，但其中有一個是『雙面諜！』」

甫得知英國情報網出現史無前例的嚴重疏失，費爾比的間諜身分被揭穿時，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John Edgar Hoover）是如此嘲諷著軍情六處。

軍情六處想必面子是掛不住了，排山倒海而來的嚴詞抨擊更是讓國安單位面臨自二戰以來最大的危機！敵人在哪裡？遠在天邊？費爾比差一點就要成為情報局的頭子了！不列顛軍情六處由蘇聯特務主持，然後統轄對蘇聯的情報蒐集？天！這是甚麼獵奇的奇幻小說設定！

不！這是歷史。

那為何當時艾略特不直接逮捕費爾比，把他關起來候審，反而製造這麼大的空檔讓他輕易離開貝魯特呢？不少軍事專家或記者都斷定，英國政府為避免公開審判費爾比時的處境尷尬（國際笑話）跟蘇聯可能做出的對應（派人暗殺），故給了費爾比返回莫斯科的機會，也能減輕對英國政府的殺傷力，哪怕是一點點就好。

凱旋返回真正心目中的「祖國」，費爾比領取的是較一般俄國人多出六倍的工資，他也提筆完成了個人回憶錄《我的沉默戰爭》（My Silent War，西元1968年於英國首次出版）與豐富的各種情報員實戰教案，更投入「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與「KGB」（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對敵積極措施部門，協助莫斯科當局進行偽造西方正式文件，還有詞彙準確的英式官方用語。

西元1965年，英國政府奪去費爾比早先所獲得的帝國勳章跟任何功績頭銜；雖然費爾比宣稱他根本不是雙面諜，長期以來其實只效忠一個蘇聯共產黨政府，更把人生目標鎖定在摧毀帝國主義之上，但讓他後悔離開不列顛的，卻是「牛頭牌」（Colman's）的芥末醬與「李派林」（Lea & Perrins）的伍斯特醬（Worcestershire sauce）。

諷刺的是，從進入蘇聯之後，共產黨政府為避免費爾比可能性的再度投靠（投奔自由？）西方（反反間諜？），回到倫敦軍情六處，故國安單位不只以類似軟禁、看守的方式監視著費爾比的一舉一動，就連朋友來往與書信交流也都必須經過安全警衛的審查才能放行，因此有傳言提到，論及莫斯科對他鋪天蓋地的監控，費爾比曾經試圖自殺過，又縱然能夠獲准讀取《泰晤士報》跟收聽BBC的節目，但他晚年是以「失望」兩字跟染上嚴重酗酒作結的，加上永遠無法治癒的抑鬱症。

「我看到了（蘇聯）人民臉上的苦痛，可共產主義的理想原本是正確的，但如何實施的作法卻是錯誤的，主要關鍵就在於執政當局。」

「我很失望，為什麼老年人在這裡（蘇聯）生活如此糟糕？我們不是贏得了戰爭嗎？」

費爾比的最後一任妻子，普霍娃（Rufina Ivanovna Pukhova）曾經作為專業的文案編輯，替丈夫的莫斯科晚年留下了有些遺憾又悲戚的感嘆。她筆下的《六樓之島》（Island on the Sixth Floor），費爾比被國安單位安排住在一棟公寓的六樓，但為了阻隔與外界，尤其是西方媒體不必要的「接觸」，他的家按規定進行了錯綜復雜的掩飾與隱藏，宛如都市裡的孤島……

只有共產主義，也唯有共產主義，黨的力量讓費爾比置身於無形的牢籠，更像是一種無期徒刑的宣判。

西元1988年5月11日，伴隨韓國終結近四十載的軍政獨裁統治，蘇聯政權也面臨解體前夕，全球諜報界的傳奇人物，費爾比，那個差點毀掉帝國情報局的男人，因心臟衰竭病逝於莫斯科，享壽76歲。

一場備感哀榮，英雄式的隆重葬禮，費氏更獲得蘇聯政府最高級別，頒發給對國家有無上功績的「列寧勳章」，可絲毫掩蓋不掉紅旗即將迎來的日沒。

今日，我們撕開西元2024年的第一張日曆，核武逼近門口的冷戰對峙雖已落幕多時，但新的強權國家與反社會恐怖組織業已悄悄崛起，全球反滲透化的防堵工作亦如火如荼的展開。然而，費爾比昔日的智慧跟身手，毫無疑問已被神格化與偶像化，堪稱是軍情歷史學家心中當代成就最為不朽的雙重間諜之一！

「Friendship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of all.」

費爾比的這句話，仔細讀來，值得玩味，更發人深思。

尾聲（一）：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以費爾比為首，西元二十世紀七零年代初期陸續被揭發的英國「劍橋五傑」（Cambridge Five），是當年蘇聯國安局在西方社會所佈下最具規模的雙重間諜組織網。他們的背景均來自於英國中、上流社會，有著一定社經基礎與談吐素養，並且於三零年代間在劍橋大學就讀時因反對法西斯獨裁且同情並力傾社會主義，所以在畢業後一一被莫斯科特務正式招攬，開始有計劃地將各項有利情資透漏給蘇聯國安單位。加上英國傳統的社會結構（階級）思維下，不列顛的權貴（統治）階級會淪落成賣國賊或叛徒是不可思議的，故「劍橋五傑」成為了近代西方不可抹滅的反情報經典教案。

如果劉健明（劉德華飾）的一句「我都係差人！（我也是警察！）」乃《無間道》裡最矛盾的自白，那「我從來都不是共產主義者！」應該就是「劍橋五傑」最合理的登場詞了。

對了，費爾比、麥克林跟伯吉斯之外，布朗特（Anthony Blunt）跟凱恩克羅斯（John Cairncross）乃最後曝光的兩位蘇聯間諜。

前者是牧師之子、軍情五處幹員、倫敦大學藝術史教授，劍橋三一學院榮譽院士（後被剝奪）甚至還取得騎士爵位（後被剝奪）與擔任皇家僱員（王室收藏管理師、藝術顧問），近距離接觸英國王室，也著有《文藝復興和巴洛克藝術研究》等文集；《王冠》影集第三季第一集《Olding》裡有提及她與女王之間的故事。

凱恩克羅斯則是當時著名的翻譯家、文學學者和作家。而曾於國家公務員考試取得兩項狀元佳績（內政人員與駐外使館人員）的他，在二戰時期負責英國解譯德軍密碼的工作，但也同時把機密資訊傳遞給蘇聯（粗估大約5800份左右），又凱恩克羅斯對古典音樂涉獵頗深，俄國人為他取了一個「李斯特」（鋼琴家）的代號。爾後凱恩克羅斯多次將英國早期開發核子武器的要件通知莫斯科……

直到西元二十世紀九零年代以前，英國對於最後的「第五人」始終無法確認其真實身分，雖然凱恩克羅斯已經在幾年前數次向記者坦承行為不軌，是潛伏英國公務機關多時的蘇聯間諜，可要等到蘇聯派駐倫敦的雙面諜戈傑夫斯基（Oleg Gordievsky，他將蘇聯機密提供給軍情六處，並且一度高升至國家安全委員會倫敦聯絡站站長）宣布脫逃成功，公開證實所有蘇聯高級特務的身分之後，凱恩克羅斯才正式被列入「劍橋五傑」……即便他堅稱送交莫斯科的各類資訊對不列顛完全無害，他絕對效忠大英帝國。

又不同於其他間諜，凱恩克羅斯一生從未因對莫斯科傳遞機密而受到刑事指控。

尾聲（二）：

「書桌，是你看這個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舉世無雙的「諜報小說之王」，透過筆下《冷戰諜魂》（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鍋匠、裁縫、士兵、間諜》（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疑雲殺機》（The Constant Gardener）等經典作品享譽文壇的勒卡雷（John le Carré；原名：David John Moore Conwell，1931 - 2020）大師，數算文字中的諜海浮沉，早已是大多數「Spy Fiction」迷心中難以取代的偉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