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三週年】痛苦、創傷、憤怒、無力......記憶是為了什麼？

在 6.9 三週年的前夕，「立場姐姐」何桂藍出了一篇文章談《共同、記憶、勇氣》（https://www.patreon.com/posts/67548002）。

這篇文裡頭提到有多疑問，例如事過三年，還有所謂「共同體」、「同路人」嗎？堅持要延長運動中產生的「集體痛苦」，有何意義呢（「有咩為呢）？「香港人」作為一個社群，「我們對 2019 年以降的經歷、記憶和理解，本來就真的完全不一樣呢」？

這些詰問，也是這三年來書生經常思考的問題。這三年來，書生都會「當年今日」，和大家回顧「反修例運動」的歷史大事；而且我不只回顧歷史本身，也回顧「回顧」本身及其意義：

上年 6 月 9 日，我和大家回顧一次；

前年今日，我又和大家回顧一次；

大前年的今日，我沒有回顧，我和大家一起遊行。

每當我用倒敘法回顧「回顧」，就會發現喚回的記憶和情感，其實一點也不虛無緲飄；相反，它們都很真實，沒有大前年的今日，沒有 100 萬人上街遊行、沒有同路人的淚與汗，沒有政府晚上 11 時多發表的「哦！我收到啦！」的聲明，沒有之後發生的點點滴滴，就沒有堅持回顧的理由。

歷史的本質原來是沉默，它總是等待著人們說話。

但這個「人們」不一定是你和我，而可能是最喜歡控制集體記憶和歷史的政權。假如我們不喚起記憶，不敘述歷史，不表明真相，我們的歷史和記憶就會被篡改。1984 有個名句，叫做「誰掌握了過去，誰就掌握了未來」，記憶構成個人及集體的自我理解和認同。忘記過去，或由得記憶被篡改，就等於捨棄「自我」及「我們」最核心的部分。

要在新「常態」下，過著日常生活，尋找未來新方向，這無疑正確也正常，但難題是沒有過去的自我將變得空洞，尋根卻又很痛苦，於是我們總是徘徊與掙扎在「空洞」與「痛苦」之間：

「都三年了，為什麼還要勾起我這些回憶與創傷？這有什麼意義？運動不是早已結束了嗎？」

「未完，我們還在。永遠不會忘記！」

書生相信，大多數人都經歷過以上兩種狀態的轉換，以及伴隨而來的亢奮、失落、團結、無力、創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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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最近在看一本《記憶的倫理》哲學書，裡頭提到「人被困禁於世界的觀念，幾乎與時間一樣古老」。古時哲學家相信瞭解世界背後的知識，人類才能從世界囚牢中解放出來。現代弗洛依德則把這個觀念扭過來，他認為我們活在潛意識的監獄裡，在這監牢中，看守著我們不安的記憶。

因此，只有我們將這些壓抑的記憶重新喚回到意識之中，才能得到治療。作者認為，這個「囚禁隱喻」甚至成為了南非和解及真相委員會的基礎：只有集體記憶和真相被公開、被言說、被感知，人們的創傷才可能得到治療。

書生才發現，自己一直敘述歷史，不只是一種「公共責任」，更是一種自我治療的過程。但我不只是想自我治療，還想和大家一起用書寫與閱讀的方式，一起回憶與治療。

當然，這是危險的。勾起記憶的危險是隨時會帶來更多難以宣洩的痛苦、憤怒和仇恨，而不是和解及釋懷。這就是為什麼那麼多人不敢看《理大圍城》、《時代革命》等紀錄片的原因，也是為什麼很多人（包括書生）即使勇敢地看完，也會持續沉溺於難以排懷的回憶與情緒之中。

無法控制。我們需要圍爐。一個人不足以背負整個時代給予我們的重擔，正因為如此，書生才公開書寫，我希望透過書寫歷史與記憶，坦露自己的思考、脆弱和痛苦，能夠令大家意識到我們其實都共享著一些記憶，我們確實是「共同體」，即使是「痛苦」構成我們這個共同體也好，就讓我們去面對回自己的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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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藍的拷問無疑是艱難與正中核心，書寫的 timing 也很奇妙，6.9 之後的三年後書寫回運動的共同、記憶與勇氣。這令書生不禁產生好奇心，特意找來她曾為 2019.06.10 凌晨示威寫過的報導。這篇報導名為《十八歲就迎來「我城終局之戰」 香港少年少女的絕望與希望》。

現在回看這個標題，可能有人會覺得奇怪，反送中才爆發了一天，就「我城終局之戰」？原來受訪的少男少女，是百萬人遊行後，凌晨留守並在及後於告士打道被警察圍困的 358 人之中的其中幾個。這次圍困有 8 成是 16-25 歲的年輕人，而在這些年輕人之中，又不乏曾參與「雨傘運動」的抗爭者。

阿藍訪問了幾個少男少女，他們認為四年前雨傘聚集了大量人群，仍然無法撼動政權，全因為過於「和理非」，因此他們希望在 6.9 遊行後留下來做點什麼。他們認為，雨傘已經失敗了，假如今次再失敗，香港就徹底玩完，所以這次是「終局之戰」，不能再退讓下去。

但什麼是「終局」？雨傘最後一次衡撃，就有人提出終局論。或許雨傘是偽終局，2019 年才是真終局？但如果公義理應長存，自由真的不死，終局論加上失敗的結果是否意謂著反過來的結論：暴政長存，自由必死？

其中最有趣且吊詭的是，若然他們沒有雨傘記憶，就不可能會走出來，也不會有終局論。雨傘的記憶一直延續到 2019 年的當下，那麼 2019 年的記憶又將會延續到哪一個當下？

例如其中一位受訪者，稱她的同學在雨傘後，只想過著「理想中的簡單生活」，「不問政治，什麼也不想理」。她說，「看到那些地區的小學、中學生不少都以普通話閒聊，驚覺記憶中的『香港』消失得比想像中快太多」。

這種無力、犬儒、回復常態、驚覺香港消失，原來我們都經歷過。後雨傘時代一樣，2019 後也一樣。歷史的重複意謂著什麼？我們能否從中學習到一些有用的智慧？書生相當記得，雨傘後的兩年，幾乎所有社運朋友都不願意提起雨傘，認為創傷實在太過巨大。雨傘的五年後我們擺脫創傷，今天的我們呢？五年、十年？

在報導末段，兩位受訪者表明「會再次走出來參與」，阿藍也留下了最後一句話：「少年少年女想的問是，有生之年會見到民主、自由的香港嗎？」——我們現在似乎也和這兩位身處於 2019.06.10 時空的「香港少年少女」一樣的絕望與希望之中。你的答案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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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這篇文雖然是以談論阿藍的文章為起點，但書生不是在回應阿藍。阿藍深刻地反問她對話 (adress) 的目標究竟是誰，書生則知道對話的對象是自己，也是大家，香港人，你們。

「記憶」是個深奧的哲學難題，「記憶的倫理」也是。諸如「（個人記憶都不可信的情況下，）集體記憶是否可能及真實的？」、「記憶是否必然要再現情感？若是，喚起痛苦或屈辱的記憶是否在自虐或自取其辱？」、「在上述的情況下，我們還有什麼理由要守護痛苦或屈辱的記憶？一種為了守護真相的義務？一種為了保護共同體的責任？還是純粹的不能自拔？」

書生希望趁著這段日子與大家回顧過去的同時，也嘗試和大家用相對「貼地」的哲學方式探討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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