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要有审美，还得是个好人”｜接力访问056 小饼干

（原文刊載於小鳥文學）

文｜杨樱

小饼干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出门散步去”。这个号的介绍是：“一个在北京散步的女性主义文化小组，定期举办观鸟、城市游览、读书、观影、手工等活动。只有在散步时，我们才真正交谈。”

“只有在散步时，我们在真正交谈”。加上小饼干微信之后，我跟她说这句话挺好。她说，这是小飞机场呀。对哦，这是 My Little Airport。他们已经在内地消失很久了。

关于小饼干的功课很难做。除了公众号，几乎没办法准备什么。邀请她接力的子津说她们有一些“共同经历”，没有说具体是什么。我猜测是一些压力，不得不直面利维坦的荒谬和残忍。后来和小饼干聊起她的经历，大抵差不多。

和子津一样，小饼干也在 NGO 工作，主要工作是反家暴。她出生于 1995 年，最早参与 NGO 活动是在大学，还在研究生阶段专门学习了社会工作专业。接力访问里 NGO 是一个很常见的人物背景，但每个人涉足其中的契机都很不一样。对小饼干来说，NGO 是一类行业，并不是其中所有的人和事她都喜欢，但总体可以回答那个对她很重要的问题，“我该和这个世界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

在大学的时候她就想知道，“除了赚钱之外，一个人还可以干点什么”。这当然是一种生存安全感，但也是并非所有人都能有的好奇心。在她对 NGO 一无所知的时候就是如此。应当说，去做 NGO 是她思考的结果，而不是动机。

不过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还不是小饼干的经历，而是她在描述这些经历时候的口吻。平和冷静，仿佛在说一个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或者干脆就是别人的事。子津说这位接力者“勇敢又可爱”，确实如此。她好像不知道尖叫是怎么回事。

以下是小饼干的口述，出于阅读方便，顺序有所调整。

我是 2018 年上研究生，2013 年上本科。中间有一年去了乡下。

本科学汉语言文学，其实先学的是管理。管理我受不了，觉得好夸张，大一的时候同学们都在想怎么赚钱，我根本还没有这个意识，所以我一口咬定要转系，其实老师对我挺好的，还给我介绍兼职什么的，让我去做家教挣点钱。我就说我待不下去了，要转一个让我读书的系，所以就转到汉语言文学去了。

我当时对汉语言文学学什么一无所知，我看到同学们都在看小说，我就想这样看书也没人说什么，挺好的，然后就去了汉语言文学。我很喜欢这个专业，它给了我一个极大的信心，就是人可以不想挣钱的事，这样合理而且高尚。就这样过了一两年，我又觉得它对社会的参与太少了。

我们考试题目都是那种“鲁迅 8 篇《故事新编》的名字都是什么”，然后有人就问学这个干嘛，老师就说，我们汉语言文学是不培养作家的。那时候大家就有点悟了。老师又说，虽然我们不培养作家，但是我们会培养出有审美的一代人。我当时听了有点崩溃，我不是仅仅想要审美的，我想要点别的，我至少得知道当下正在发生什么。

然后我就在图书馆里看到一套书——其实很早就有了，但那个时候我才看到——是翻译过来的教材，华东理工出版社出版的，讲社会工作伦理。这样我才了解原来世界上有个学科是以伦理作为基石的，它要求你是一个好人。我觉得这个学科很好玩。

就这样看了一些社会工作的书，我就觉得自己可以接受它的价值观：不仅仅要有审美，还得是个好人。

当时也听说一些朋友是学这个的，他们就说社会工作会学习如何帮助别人，我听到之后就觉得自己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最开始要离开管理学位，是因为那要教我赚钱，完全以自己的目标为导向，然后社会工作的核心居然是利他主义的，我就觉得太离谱了，不是太离谱了，是太神奇了。

本科毕业了就参加了小鹰计划（注：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发起的青年发展培养项目，“旨在发现支持具有天下襟怀的青年，沉潜中国乡村”）了，我记得当时的老师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做农村发展，会介绍一些他们在农村做的工作实务，还有实践经验之类的。小鹰计划本身是一个为青年人服务的项目，不是为乡村服务的，它只是把你送到乡村。

我有个双胞胎妹妹，觉得我去乡村是神经病。我猜她是有一种压力，因为我们是双胞胎，我小时候比她听话，学习也比她好，所以我是感受不到竞争压力的，但我妹妹可能一直都有。当时她是学生会主席，就一直说我很反动，如果我参加什么活动，她就会在家庭群里面转发，说你看姐姐又在干什么。

最搞笑的是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活动，“阅读占领地铁”，很中二的。我什么也没干，我妹就说，你看，姐以后是要来革我们的命的。我去小鹰计划的时候，她在家里发，“放任小孩成为白左小孩是不负责任的父母”之类的。我爸妈已经习惯了。

我先是在云南一个做困境儿童服务的 NGO 待了三个月，条件非常非常艰苦，去了一个星期就尿路感染。因为当时云南狂下暴雨，然后我的内裤没办法晾在外面，而且那个房子也不能开窗，我住的那家爷爷跟我说，开窗老鼠就会进来，然后我就吓得要死。但是晚上还是会被老鼠吵醒。后来我就习惯了。我在那做的工作是非常基础的，就是去小朋友家里看经济条件，是不是符合（NGO的）资助要求，然后去学校里帮忙。

尿路感染，我的天，我当时甚至觉得有点好笑。当时发高烧，医生一直说我是感冒，我就说这不是，因为我腰疼得都直不起来了。我当时用 App 搜，想找一个互联网医生看病。最后要骑摩托车去镇上（看病），然后摩托车又没油了，我发着高烧，吹着冷风，我同事让我在下面走，他自己推着摩托车，我当时甚至觉得自己已经不惨了。这种情况就很搞笑。

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这种苦。6 岁之前我是小镇小孩，之后才去城里面上学，但云南的贫困程度是我之前完全没有想到。

当时小鹰计划就很愁。我当时是和一个上海小伙伴一起去的，上海小伙伴去了一周就受不了走了，剩我一个人。其实我还是开心的，但是条件太艰苦了，项目组就担心我会不会在那里崩溃。

小鹰计划有一年时间，中间我们见了一面。当时项目组说，我再给你找个点，你想不想来四川？我也想去很多地方，于是就去了雅安戴河村，一个特别漂亮的地方。在戴河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可干，因为那边也没有 NGO。当时四川大学在那里做类似于建筑保育的工作，其实把本科生送来看一看这里的民居是怎么设计的，一个月来一次。那些老师是这里的贵客，不做什么工作，就是来一下，村长请他们吃饭，然后就走了。

我那时候就得自己在这个村里找点事情干。先是去了小学，我说我可以给小朋友上课，然后老师就说好好，你过来吧。现在想起来，我在四川是没有做什么正经事的，后来小朋友又想要看书，我就在朋友圈里让大家寄点书过来。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就是我和小朋友玩，带小朋友去露营、上音乐课，就这样待了半年。

露营就是一起去山上。我们那里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山，叫海子山，其实是个高山草甸，要爬两三个小时。我就带小朋友去玩，在上面睡一夜再下来。家长（主要是爷爷奶奶）竟然都挺放心的，真的让我带着一群小朋友去山顶上过夜了。小学三四年级，有 10 个人左右。还有一个小伙伴和我一起，背了两个帐篷，还把琴带上了，带了几本书。高山草甸上面有几户人家，是小朋友亲戚，小朋友就会去他们家吃饭，我和我的朋友生火煮泡面吃。

考研去了中山大学读社会工作。当时去了以后，我的老师说要做一些实践工作。当时 NGO 已经非常体制化了，我感觉它变成了一个做表工作。来一个人，你问他有什么问题，快速分类，然后做表。我非常失望，因为我当时确信，至少我在云南那几个月的工作是没有办法再复制的，就没有什么可学的。

所以相当于玩了两年研究生，玩着玩着又可以去交换，又去台湾，在一个叫“妇女新知”的 NGO。我觉得那个机构很厉害，倡导工作做得特别好。

我当时去的时候，他们在推行“积极同意入刑法”，就是他们想把关于性侵害的定罪原则改成同意原则，要获取同意才能发生性接触。

我当时去的时候已经开过好几场研讨会了，我的工作其实就是整理他们的资料，看他们怎么组织讨论、怎么跟其他议题的关注者合作的。性侵害的法律涉及到方方面面：儿童、残障、职场……他们要跟很多人协作，不同的人目标是不一样，关心儿童的人希望所有的性侵犯都要被重罪；关心残障的人可能更关心残障群体的自主权……妇女新知要把这个局给攒起来，而且要让大家把这些话都说出来，围绕着同一个目标：不仅仅是要修改法律，更重要的是，相关群体是否能了解我们的想法。

我觉得特别厉害，哪怕反对者说话都很有水平，也是做了研究的，我觉得是真诚的讨论。

回来以后（去妇联实习），（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些事情。当时去的是妇联底下的一个信息站，叫妇女维权与信息服务站，是直接跟妇女合作的，处理性别相关的问题。我当时想知道我们福利系统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以前我的身份可能是一个志愿者，跟体制没有打过交道，我在想如果我现在有了这样一个身份，我的工作会怎么做？他们又是怎么做的？然后我就去妇联了。

去了就是接电话。特别累。因为需要做文书，如果每个电话说 20 分钟的话，信息量太大了，有点承受不来。每个小时都有两三个电话。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到最后我已经特别特别麻木了。先看有没有死人，对，是不是要堕胎，有没有严重伤害，有没有涉及到儿童的，有没有涉及到残障，会先看一下。就像那种出轨的什么的，同情心已经调动不起来了。因为到那一步，大家诉求也其实已经很明显了，要不就是想离婚，但是想多要点钱，有极少部分的人是想要挽回的。到那个阶段大家都在谈钱。

电话设置会让你先选，到我们这里基本上就是本市人了，流动人口和本地人我觉得是一半一半。

做了 6 个月，最后确实受不了。3 到 4 个月的时候我就不行了，我当时以为这是很专业的工作，但是去了之后没有任何培训就直接上岗，过了一个月我就要开始培训别人。我跟一个老师说，我能不能走了，老师就说，你觉得这几个月你见到的不同类型个案多吗？我说，真的够多了。老师说，那我就放心了，你可以走了。

他作为一个老师，想法就是这样了。我的话，再干下去就要休息 10 年了，这辈子都干不了社工了。我就走了。

我觉得那种工作方法不会提供真正的答案，只不过因为有这个定位，不得不接这些电话。其实就是在磨损当事人，让当事人对这个流程彻底失望之后，自己想办法。我现在做的 NGO 就会和当事人做特别多的讨论，当事人想做哪一步我们都不会先去评判，对与错，是否可行。我们不直接提供建议，而是先沟通想法，如果我觉得当事人可能没有掌握足够多相关的信息，就会尽我所能提供，然后再让他自己去做决定。

疫情结束的时候，我没什么事情可干，就去北京找朋友，前一两个月都是住在朋友家里的。我感觉当时精神上已经很难跟自己相处了……我本来过一种非常健康的生活，但是因为做一些活动被频繁骚扰，我当时有个特别大的恐慌，就是怕自己疯掉，就想尽一切办法维系自己的这种生活状态，恨不得天天打坐，像吃药一样去运动，但感觉影响还是太大了。

其实到北京之后，我也还是在想这个问题。躺平我是支持的，但我觉得那种“躺平”不是我想要的，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或者本身也很有负担。我其实当时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然后我有个朋友是做自然保护的，她叫我去奥森（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找她玩，那也是她的工作地点。然后我就去了，当时她就拿了一个望远镜出来，跟我说，我们这附近有一个大斑啄木鸟。就把望远镜给我。

你有用过望远镜吗？我是第一次。望远镜很神奇，它不是让你近一点看一个东西，是完全让你进入另一个世界。因为找不到鸟，我当时发现树都很好看，后来发现鸟了。鸟好漂亮，太漂亮了！我感觉我的思绪都被抽空了，哪怕在去奥森的时候，我还迟到了一两个小时，其实我脑子里都在想那些很糟糕的念头。那个时候可能每天都是这样。但是在看见小鸟的瞬间我是平静的。

后来我朋友说，你来北京了要做点什么吗？因为我也做反家暴的工作，但是我当时真是不想讲那个，我就直接说，我要做观鸟的活动，周围没有人做这个，除了那些专业干这行的。然后我就在想要怎么进入观鸟活动，什么是那些专业搞这行的朋友还没有开展的，我就去看观鸟的历史，找了书来看。其实当时没有主动把观鸟跟女性社群联系在一起，没有想要去做一个跟女性主义特别挂钩的活动。

望远镜你随便搞一个，8 倍的就行了，10 倍的话手会有点抖，看到鸟的时候就看不太清。

鸟很神奇的。为什么春天对鸟很重要？就是因为小鸟在春天的时候经过北京，你就可以看到非洲的小鸟，可以看到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飞了几千公里的小鸟，那种感觉很神奇。

“出门散步去”和其他社群相比有相似的，也有不一样的。相似的地方是大家都很想有一个社群，都会很努力地想要去维系这个社群。

不一样的地方是那种求知欲，还有大家对观鸟的热爱程度。我特别惊讶，有人第一次看了之后可以每周都去，看鸟的话要起很早的，夏天就更早了。我们群里面被各种各样不同形态的小鸟塞满了，每次看我就觉得好放松，我不是不去再去谈女性的话题了，也不是不再关心女性的处境，但我真的需要这个地方，一个都是鸟的地方。

我现在是有安全感的，反正比我最开始来北京的时候好很多。最开始的时候，如果我周围一有响声，比如说我没有点外卖，但是有人敲门，我就会把目之所及的电子产品全部都给格式化，其实已经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但我还是非常紧张，想全部都删一遍。我的手机好像从去年开始就没有之前的记忆了，因为我不停地删东西。我甚至都不怎么拍照片，但现在就好很多了，就没有那么大的反应。

Q：你最近做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A：最近在看 Friends，因为要考雅思，但是我没有准备，然后我室友就说，她说 Friends 教会了中国一代人英语，要拜英语口语神的话，这就是对口神仙。她又拿了一个 Friends 的明信片叫我拜一拜。我说，好，如果我考过了的话我就把 Friends 看完，还发了誓，结果就考过了，所以我现在就在看 Friends。但是其实很难说它有趣。我觉得 Friends 就跟《哈利·波特》一样，可能过了那个时期你就再也没有办法进入了。所以我有一种在还愿的感觉。

Q：最近有什么想解决的问题？

A：我申请到了一个奖学金，去读一个发展学的硕士。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政治经济学打底的、研究不平等的学科。就在想“散步”以后要咋办，有没有什么办法继续让大家有这样一个地方。因为我特别怕“关系”，“散步”几乎所有事情都是我自己做的，虽然很累，但是好处是我不用去想和其他人是什么权利关系。如果我走了，这个小组要怎么继续维系，暂时还没有什么想法。

Q：想推荐什么人来接力？

A：纪实摄影师梁莹菲接力，我 2015 年就认识她了，她一直都在思考“我得做点什么”，也是一位很有才华、很真诚、很勤奋的朋友。前几天看她的朋友圈说，“关于创作，别人总是问我有什么想法，但是其实我不是因为有什么想法，而是因为有很多痛苦。”我很同意，感觉这是关于公共行动和创造里最纯粹的那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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