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关系中的道德

“把人当目的而非手段“是我在道德领域的行动纲领。这一规定仅仅是形式性的，不对任何行为做出具体的要求——那是判断力的权威。也因此，道德律法往往可以和自我保存的自然法无隙共存，每个人都有权把自己当作目的。

它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着美妙的普遍性，可是在亲子关系里却注定遇到困难。一方面，我们一生下来别无选择地把父母当成自己的手段，婴孩必须有赖于父母的照顾，一直到二十来岁还在经济上依赖父母也是常事。这似乎让我们从一开始就背负了巨大的道德债务，而且它似乎要我们也放弃自我保存的优先性才可以偿还，似乎要我们也把自己当作父母的手段。这也就是”孝顺“在康德式道德里的定义。

另一方面，我们似乎会认为“把孩子当作目的而非手段“必须有一些具体要求，而不只是形式性的规定。看到孩子摔倒了而自己忙于紧急工作的父母，不能仅仅说一句”Oh I feel sorry for them“就履行了律法的要求。

我在这里必须把伦理作为一种不同于道德的概念引入进来。伦理总是society-specific的，也总是指向某些具体的东西，它是某个社会关于应该怎么做的公共意见。常见的例子是monogamy，在大多数社会里，这仍然是伦理的一般要求。但违背这一伦理不一定不道德，开放式关系里的伴侣也完全可以通过获得同意和关注对方感受，把对方当作目的而非手段。

我们的伦理似乎认为，对于婴孩和儿童在物质和精神上周到的关怀，对于青少年教育阶段的照顾与支持，以及如果是在中产社会里，对于高等教育的经济支持，都应该被纳入对parenting的期望。

我无意在普遍美妙的道德律法里引入经验性的玷污。我之所以必须提及伦理是因为这些要求不仅具化了道德律法，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要求父母把孩子的目的置于自己的目的之前，甚至为了孩子的目的把自己当做手段。这样的要求似乎是有悖于康德的道德哲学的，怎样做才可以调和两者呢？

我能想到的唯一回答是，父母在选择成为父母的那一刻，必须自愿地放弃他们作为独立个体的部分权利，接受自己可能会成为孩子的手段。

这不仅让亲子关系中的道德可以同我们的伦理相合，也勾销了孩子的债务，我们不必在未来也把自己当作父母的手段。当然，伦理仍然对我们有要求。把父母当做目的，和把街上一个陌生人当作目的，当然不能一样。但这已经进入到了伦理的领地。

到了这里，整个体系似乎美妙自洽。但是，每当我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仍然会羞愧不堪：“如果身处不合律法的亲子关系中，孩子有什么样的权利，什么样的义务？“

我的母亲当然是把我当作目的，照顾我，情愿或不情愿地支持我的学业。但是我又进一步地被当作了手段，成全她自己的目的：她把支持我的学业当成教育投资，当她意识到我赚不了什么大钱、她自己捞不到什么好处，她接受不了。

是的，父母没有按照应当的要求放弃自己的权利。但是孩子也没有权利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权利，这反倒会让我们沦为不义的境地，只有拥有这项权利的人自愿放弃才可以。如果父母始终不如此选择，一个康德主义者似乎只会觉得他们有权如此做，

好吧，也许有的康德主义者会觉得他们无权这样做，选择身为父母，如果不放弃某些权利，本身就不道德。但是，如果我们已经被抛到了一个不合律法的亲子关系里，权利和义务在事实上的分配就是如此，我们没办法改变，只能在其中行动。这并不卸下孩子的道德义务。我被抛到了这样的亲子关系中，而我的母亲hold fast to her rights，对我来说唯一道德的选择，只有也把自己当作她的手段来偿还道德债务。对我来说，不回国当公务员就是不道德的。This can't be right.

康德会说，如果我们生在一个不保护权利的国家，我们也没有义务遵守法律。不合律法的政府解构了国家本身，我们实际上身处自然状态/黑暗森林里，也就没有法律和守法可言。我很难想象同样的逻辑会应用到道德上，否则报复和仇杀都是可以辩护的了。即使一个人利用我，我仍然应当把ta当作和我一样的理性人对待。

但是亲子关系显然不同于别的人际关系，正如我们的处境专属于这一领地，我们面临的困难也专属于这一领地。试想，别的什么人做了许多牺牲实现我的目的，我当然感激，但绝不会必须让自己沦为ta的手段。如果父母不合律法，亲子关系本身也就被解构掉了，专属于这一领地的道德债务甚至伦理要求也不复存在了。我们对他们，也就只有同对街上一个陌生人相当的道德义务。（当然，我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it's somewhere in between。）

我想康德会同意，I shouldn't feel ashamed at 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