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

谈起人生选择，离开“生活方式”这个词，我完全不知道如何言说。你想一想，中文的公共言语场里，“生活”一词是不是鲜少提及？生活里发生的所有琐碎具象事务，于我们如此切近，整体性的观看却需要一套新的语言。

“生活方式”，首要的要讲的是“what it is”，剥离掉任何筹划（Entwurf）和意见性的共在（Mitsein）。好的，我不用海德格尔术语了。剥离掉任何目的性的东西，也剥离掉社会里别的人的眼光，只关注现实所是。打破关于“应该如何生活”的习俗和意见，他人的或自己的。

这不是什么“be true to yourself”的烂大街宣言。这比想象的难的多。无怪康德会认为一桩桩occurrences都是经验世界的一环，而世界本身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无法像理解为什么苹果会砸到牛顿头上一样理解世界本身。生活也是一样，我们无法用某个真理时刻理解生活本身。那种某一刻突然幡然醒悟，意识到人生挚爱/人生目标的桥段，完全是俗人艺术。它们往往仅仅是一个尤为强烈的信念，恰恰是遮蔽生活本身的东西。例子可太好找了。某些“英雄”为国奉献的信念，北美中人OPT–H1B–绿卡一条龙的信念，两年前的我要做哲学教授的信念。

除非完全摒弃所有价值判断，我无法真的面对生活本身，无法真的理解the moments I live in。那些最轻盈的时刻：在湖区的万里晴空下忘记自己戴着墨镜的那些时刻，在教室里在空气的流动震动之间、自己的身体在所有人的眼里都消失掉的那些时刻。还有那些最重的时刻：听Next Year in Moscow，痛苦的义务感和简单的uprightness拉出巨大反差，而我被压垮了；听不明白播客，儿时所接受的本来高尚的教育，在此处只是帝国帮凶，在别处却可以serve the noble purpose，我痛哭。

当我们获得这种完全的澄明，完全诚实地面对生活本身，用一种最彻底的现象学描述来理解它，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努力摒弃所有价值，但是价值并没有消失，而是在结尾处涌现。谈及“生活方式”，我总是朝向“好”的生活方式。

本科的第一年，我完全被古希腊的一切迷住。在Phaedo中一遍遍敲打论证，最终不得不concede灵魂不朽。照着希腊地图读Peloponnesian War，手指顺着海军的攻打方向游移。战前演说时，所有人的情感在广场上聚成一股，每个人都像英雄一般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和意志，几乎把开疆拓土当成冒险。（而儿时读过的中国史书，士卒仅仅是巨大ego牵线操控的木偶。）古风时代里现实发生的一切，堪比英雄争斗的史诗。是这些人，最早使用“生活方式”这套语言。

伦理是commonly practiced customs，每个城邦各有不同。伦理是一个共同体认为“好”的东西。而政治不过是伦理的一部分，是对“好”的制度性实现，伦理完全统治着政治。正如并非所有地方都有政治，并非所有地方都有伦理。只有城邦的自由生活方式里，我们才能谈政治。别的国家例如波斯，压根不存在政治，仅仅只有主奴统治。

一开始我们只有一个描述性的、事实性的伦理定义，最终它指向的是好的生活方式。希腊人是最为幸运的，他们可以轻松挣脱筹划和错误意见的幻象，直接面对生活本身，进一步的，好的生活方式。他们也毫不含糊：在知道什么“好”这件事上，他们拥有权威。

但在我的Umwelt里，只有我如此说话，只有我如此面对世界。我只无比庆幸我的朋友能够听懂我的话语系统。这赋予了这套话语一个实在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