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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新人 大数据和社会信用系统如何把人变成好的主体
“使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寸步难行。” 国务院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纲要
中国再一次努力塑造新人。好人。诚实的人。在中国东部的一个小城市荣成，一位官员告诉我：“我们需要文明的市民，我们的目标是让他们的行为正常化。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规范行动，社会就自然稳定和谐。”官员微笑着说：“那我的工作就轻松了。”一个诚实的人就是一个可信的人。而信任也许是中国最稀缺的资源。
中国正在经历信任危机。谁都不信谁。北京的教授章政说：“我们的社会仍然不够成熟，我们的市场也很混乱。”他觉得原因在于近几十年农村人口的减少和快速城市化，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王俊秀这样描述中国的社会氛围：“老实人就是傻子。”他是中国社科院2013年出版的报告《中国社会的精神状态》的作者之一。在社科院上海分院的一项调查中，90%的被调查者回答说，在当下的中国，谁要是诚实守信那自然就得吃亏。
有些人看到了这种信任缺失的根源，那就是过去几十年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子女背叛了父母、妻子出卖了丈夫，都是为了他们的救世主毛泽东。但王俊秀还指出了当前的因素：“作假的没有受到惩罚，国家自己也在破坏大家的共同利益。”2013年，你还可以公开做出类似的表述。同一年，北京知名社会学家孙立平写的短文在网上流传。里面有一句“要是一个社会的教师、和尚都在堕落，那就是烂到根上了。”
2013年，正值习近平开始他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第一个任期。习意识到了这个挑战：信任的完全崩溃正在威胁到党的权力基础，同时它也给中国市场的长期扩张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造成了障碍。从有毒食品、环境恶化到建筑业的豆腐渣工程：对于那些沉浮于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完全不受约束的、野性的资本主义环境的企业家来说，种种备受谴责的做法最终还是为了赚钱。社科院的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社会需要一个裁判员来保证公平。它建议加强和改进法制；但党另有主张。它要做的事史无前例，那就是重建“社会诚信体系”。就是社会信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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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大学采访了章政教授。他是经济学院的副院长，更重要的，他是这个新系统的主要顾问。教授说系统其实很简单。“有两种人：好人和坏人。想象一个世界，好人得益，坏人被罚。”这个世界里，那些孝敬父母、从不乱穿马路、按时付清所有账单的好人受到奖励。这个世界里，好人可以购买火车的软卧，可以向银行贷款--坏人则不行。比如在高考中作弊、非法下载电影，或者老婆违反计生政策生了二胎。这个世界里，一个全知全能的机器比你还要了解自己。这个机器可以帮你改善自我，它能实时地告诉你，此时应该做什么才能成为一个更加诚实可信的好人。这听上去是不是一个更加公平、更加和谐的世界呢？
事实上，上海开发了一个app来实现这个世界：名字叫“诚信上海”。你下载这个app并自行注册。这个app扫描你的脸部，识别你的身份--然后造就你的生活。我在采访上海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时候了解到，这个app可以从总共九十七个公共部门获取每个公民的五千一百九十八种独立信息。委员会负责汇总这些信息，并运营这个app。你的电费账单付了没有？献过血么？你完成纳税了么？你有没有在地铁逃票？这个app记录你的行为并计算所有输入的总和是“好”、“坏”还是“中性”。举一个当前的例子，“好”的上海居民可以无需先付一百元押金就从公共图书馆借书。
这个app耍了个花招，用户注册是自愿的，但背后的这套系统肯定不是。它的官方名称是“社会信用系统”；或者是“社会征信系统”。它在2020年将成为每个中国人的现实。(注127)在上海它已经针对所有居民收集数据。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邵志清艰难地指出他的部门不会对居民进行评估。他说，在上海这项工作是由第三方来完成的；官方只是把数据传给它们。它们的算法对数据进行然后给行为打出好或坏的分数。邵志清说，毫无疑问社会信用系统将改变中国的面貌。“首先，它让我们能回答这个问题：你是个可信的人么？这都是为了给市场带来秩序。我们希望每个人都遵守法律并按照自己签署的合同办事。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最终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有没有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
北京的章政教授情绪不错，甚至有点激动。为什么我们不能更多地了解别人呢？我们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了解一个人的过去和现在，“预测他们的未来才更重要。”在章政的表述中，这个系统意在识别坏人、欺诈的公司、贪腐的公务员。系统会给他们贴上“失信”的标签，或者叫“失信者”。
目标就是要把这些人找出来，不论何时何地。在大数据的帮助下，每个公民都会盖上一个已被评估的戳子，这是他们的新身份证，这个身份将最终决定他们过上怎样的生活，能获取哪些社会资源。
章政不光是个教授；他还是学院的党委书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有僵化的意识形态。章政去过很多地方，包括日本和美国。他看过这个世界；他充满好奇，聪明，有时也沉重。我们在学校的一个会议室里碰头。恰逢农历新年的春节，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节日。教授边笑边说：“你听听，外面多安静。”几乎可以肯定，我们是整个校园唯一还在开会的两个人。能看得出来章政对这个话题很有激情。“那么，你是德国来的？”他告诉我，德国也有类似系统，让银行和公司来检查申请人的信用值。他是在谈论Schufa么，那个和英国Experian一样的系统？对，就是Schufa和Experian，类似，但中国的系统要大得多。事实上，无所不包。教授说：“毋庸讳言，掌控国家的金融体系当然重要。人们是否及时偿还债务。”他望着我的眼睛。“但我们还要考虑你如何对待你的父母和配偶，看一看你所有的社会行为，你是否有道德准则。难道这些不也提供了关于你是否诚信的信息么？”
接着教授提到了荣成。“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是先行者，中国没人比他们还要快了。”荣成是中国东海岸的一个小县城，人口是六十七万。它拥有一块天鹅越冬栖息地、一座核电站，还有一个信用办公室。教授说：“诚信办公室的干部做出了非常优秀的成绩。”
中国的未来已经在这里排练过了。荣成是中国先期试验的三十多个项目之一。每一个项目都自主展开，目的都是要塑造诚实的人。中心主任黄春晖说：“首先，我们要让我们做的事情广为人知，”诚信办已经改名了，他解释说：“因为我们认识到这个名字有点模糊不清。”他们现在的名称是荣成社会信用中心。黄春晖拿了张纸画了一只鸡蛋，把鸡蛋的上下都裁掉。他说，这就是社会。最上面的是模范市民。“最下面的，就是我们要给他们教训的那些人。”
接着他解释了这个系统。它将覆盖中国的每一个公司和个人。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被评估。在荣成，每个参与者都有1000分的初始值，这个分数可上可下。你可以成为三A市民（模范市民，分值在1050以上），或者双A市民（非常诚实，1030-1049分）。但你也可能滑落到C级，也就是小于849分（“警告”级），甚至D级，也就是小于599分（“失信”级）。如果到了这一级，你的名字就上了黑名单，并向公众公开，你还会成为“重点监控对象”。这是”荣成市自然人征信管理办法“手册上描述的。
"社会责任系统”是道德教育和监控的组合。有了大数据的帮助，这两者在未来可以同时发生。按照2014年的论文，系统的设计是为了消灭“欺诈”；它将会“提升整个社会的诚信和质量，并推进”和谐社会“。至少，它应该--理论上--让大众有可能监督基层政府的运作。
在荣成，黄春晖负责维护这个系统，就拿交通信号灯来举例吧。他说，过去很多司机根本不管：他们看都不看就闯红灯，并毫不在意的付罚单。”现在他们不敢了，因为这样做会扣除信用分。“之后我在大街上采访的一对夫妇从没听说过”社会信用”。他们问我：“那是个啥？”接下去采访的人没有意识到这个系统已经在记录并评估他的整个生活。他说：“既然你提到了，我知道现在交通法规的监督很严。所以我开的很慢。我觉着这是个好事。诚信社会是个好事情，对么？”
朝阳社区是诚信办投石问路的试验区。那里有整洁的草坪和可容纳五千家庭的新建公寓楼。整个社区有一万两千居民。街道上停满了大众、丰田，还有几辆宝马。这就是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住所。党委书记董建刚告诉我：“（试验）之前，人们想干啥就干啥；现在，文明和道德又回来了。”作为党委书记，他也许必须这么说，毕竟他才是负责人。他指着办公室外面街上的大告示牌，接着说：“我们正在建设诚信社区，牌子上列的名单是失信者。”
汪小姐让她的狗在草地上拉屎后没有捡掉：扣五分。孙先生冬天把水倒在家门口的地上，形成一大块冰。他也扣五分。董主任说：“我能肯定他们会感到羞愧。那目的就达到了。看这边。”他笑着给我看。周先生帮老夫妻搬家，他挣到五分。李先生送来一堂书法课，五分。于家把自家的地下室拿出来给社区，举办红歌演唱，五分。社区居民还可以通过铲雪、帮助老人就医，帮助小朋友补课来获得分数。
董建刚接着介绍了他的明星居民，他们的分数都超过一千。他们因为行为表现良好获得“诚信模范家庭”的荣誉。秦置业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退休老人是共产党员。到他新搬入的公寓作客的人都被安排坐在沙发上，他在上面铺着干净的粉红色花被子。秦在朝阳社区已经住了七年：“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有感情。”他认为这个系统提高了社区生活品质。“要是你扣了很多分，人们就开始议论你：‘瞧瞧，他才是B/C级。’这可丢人。有时候他们只需要提醒一下：‘嗨，我们打算给你降级。’人们就害怕了。”
整个社区被分成若干“单元”，每个单元有四百户人家。董建刚说：“这些家庭可以互相监督，我们组织人员自行检查所居住的单元。他们会质问其它居民，也会对不文明行为拍照录像。”
党从2001年开始，就在上海实施这种技术辅助下的“网格化管理”监督系统。在中国，类似的体系历史悠久。公元400年，大臣商鞅曾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基础，为中国的第一个王朝铺平了道路。他曾把人口按五户到十户分为一组。同组的家庭要互相监督和揭发。如果有人犯罪，同组的所有人都要受罚。有文为证：”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则无刑也。“（译者注：出自《商君书 赏刑》）早在那时候，独裁者就已经梦想一个可以自我控制的新人，一个可以自我监督的主体。
共产党的道德和社会信用体系也有历史上的先行者。十六到十七世纪的中国，功过格就在民间广为流传。受到孔子和佛教道德观念和生活态度的影响，你如果想了解因果报应如何回应你的行为--包括善行和恶行，只需要查查自己的功过格。那是一个政治和经济动荡、社会和道德困惑的年代。商业化和市场的崛起让古老的等级制度备受质疑，某些场合制度已经行不通了。在一个被儒家学者主持的社会，商人阶层一直都是最底层的尘埃，现在突然商人开始登堂入室，获得了荣耀和影响力。
在这个社会崩塌、价值观变革和快速流动的时代，功过格给了那些迷惑和无助的民众一根救命稻草。用袁黄的功过格来举例，你如果拯救了某人的性命或者一个女子的贞操，那就奖励一百分。给家庭传宗接代或收养一个孤儿，得五十分，给官员推荐有德之士，得十分。这跟朝阳社区的功过格没啥两样。只不过今天共产党和大数据替换了因果报应，而且这些奖惩在你的今生就能兑现--最理想的是此时此地。
在荣成，市政府的手册提示本系统提供“激励”，而惩罚只是为了对你进行“帮助”。朝阳社区的党委书记董建刚，已经在设想更宏大的场景，远远超出了他的社区。“我们是在保证社会和谐发展。”董告诉我一个真事，有一对夫妻，女儿要结婚了，他们找到董书记，要了解未来女婿的信用分数，这个系统至少已经可以用来评判女婿的人品。在他家的粉色沙发上，老秦大笑起来。董建刚说：”他们当然想了解女儿嫁了什么样的人！你得承认，换了你也一样。”
做模范市民也有经济上得考量。“如果你有很多分数，比如像秦先生这样，那么他们在向银行贷款的时候就无需提供担保。”董说道，“是不是很棒？这就是党的方法：如果你是好人，就会有好结果。”如果我是坏人呢？“那最后你都没法坐飞机、上高铁。我也不会聘用你。”
这是真的。这就印在“对失信者的警告和惩罚办法”的文件中，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国务院在2016年10月发布的。卷入欺诈活动的公司将无法参加公开招标。丢掉信用分的公民也不能申请政府的工作。他们的社保和银行贷款要么受限要么干脆被取消。买车建房变得很困难。低分的人群不能买机票、高铁火车票、软卧。互联网也只能用低速网络接入。信用破坏者不能住豪华酒店，也不能在高级饭店就餐。甚至不允许出国旅游，子女也不能上贵族学校。
系统的许多细节尚不清晰。三十多个地区模式中的哪一个会最后胜出？各省的模式会平行共存，还是最终统一成全国标准？全国最后是形成某种社会信用生态系统，容纳大量的奖惩模式，还是形成一个无缝连接的机器？什么时候以何种形式这个信用体系会集成到私营经济中？在国家层面，不少于四十六个党的组织和政府部门在研究各种细节。政府正在准备引入一套单一的、覆盖全国范围信用数字系统：将来每个公民和公司都会分配到一个数字，这个数字保存了所有相关的信息。
这个庞大拼图有几个版块已经就绪：几十年来，中国都有一套 奖励道德楷模、顺从行为的机制，把园丁称为“劳模”，把家庭称为“卫生模范”。2013年，新颁的法律用惩罚要挟中国人抚养年老的父母亲。同年，中国高等法院设置了一个欠债人员的清单，成为全国社会信用系统黑名单最初的版本。2018年，国家公共信息中心宣布，有一千七百五十万人不能搭乘飞机，五百五十万人不能购买高铁车票。在河南省的两个地区，法院和当地电信公司合作：如果你给黑名单上的人打电话，那么电话铃声就被替换成一段语音提示，告诉你正在呼叫的用户已经进入了“失信者名单”。
向社会公开是系统的基本功能。信用系统的互联网平台是政府专门搭建的，上面有一个系列的动画片(注128)。网站展示了，如果法院把某人放入了黑名单，“那么他的照片会在全市的大屏幕上出现，他再也无处藏身--因为哪里都能看到他的照片和个人信息。”
一个动画片描述了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正向倾慕的女子挥舞着玫瑰花束。当他很明显被认出是一个欠债不还的人时他满头大汗。他脑袋上的一个牌子写着“羞愧”，还画了一个箭头指向他。漂亮的姑娘拒绝了他：“你欠债不还，我在街道办事处大屏幕上见过你的照片。现在不会有人跟你相亲的。”字幕继续警告：“不要失信于人，不然悔恨终生。”
视频app抖音（英文版叫TikTok）开始动员公众来找到失信者--这是私营互联网公司和政府密切合作的又一个例子。广西省的用户在观看音乐视频的间隙会看到要查找的人员照片，他们都是失信者黑名单上的人。app提示，任何人如果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他们，就应该报告警方。报警者可以得到追回债务的一部分作为酬劳。
信用中国允许你搜索任何一个上了黑名单的人。讲道德守信用的人会进入“红名单”。还有一个网站提供被制裁的公司的相关信息：2018年这样的公司有三百五十九万个，比如其中就有丑闻疫苗的生产商。按照2018年3月的官方声明，惩罚机制的原理是“一处失信处处受罚”。所以禁飞的处罚不光针对在飞机上惹事的人，还可以针对逃税的、金融欺诈的、少缴社保的。将来，禁止乘坐火车的处罚不光针对倒卖车票的黄牛，还有那些在高铁上抽烟的烟民。
档案，是记录每个人一生行为的秘密文件，从毛时代流传至今。它记载了个人的喜好厌恶，职业道路，政治面貌。过去，这些信息都用纸质文件来保存，逐年被人遗忘。但今天，所有个人的相关信息碎片都被拼凑成一个整体。系统的官方说明有一章“加速处罚软件的开发”，里面解释了处罚目的：对每一次失信都能“自动验证，自动监控，自动处罚”。这样不管哪里都没有漏网之鱼。
尽管政府从2014年就开足马力在推行这套系统，可是很多中国人却仍然从未听说过这事。北京的一个朋友耸耸肩说：“好吧，在这个国家我们本来就在裸奔。”当谈到党和国家可以获取的信息时，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有真正意义上的隐私，许多人早已认命了。毕竟，你都已经脱光了，还能咋地？除非是说，有人能打开你的头颅，偷窥到你的思想。
这个系统的存在是逐步引起公众的注意的。我们离2020越近，就有越多的人登上失信者的黑名单，党媒也发布了越来越多的相关奖励和处罚。《人民日报》2018年夏季曾问道：“信用社会已经快来了，你准备好了吗？”当我告诉中国人这个系统的时候，很多人的反应是正面的，他们认为给这个社会最终带来更多的信任是件好事。但就在2018年春天，山东省的一所公立中学宣布不再接受失信者的孩子入学，由于父母的过错让无辜的孩子接受惩罚，网上掀起了反对的声浪。
中国最有名的社会信用试验项目不是国家在运营，而是一家私营企业。芝麻信用是阿里支付app的一个部分，而阿里支付是电子支付行业的老大，有大约六亿个用户。所有的阿里支付用户都可以激活芝麻信用，然后会被打分，分值在三百五十和九百五十之间。评估算法是保密的。但程序的设计者显然确定了分值计算的五个领域：你的身份、你的偿债能力、你的金融履历、行为偏好和人际关系。
这个项目的技术总监李应云曾说：“比如某人每天打十个小时游戏就会被认定为懒惰，某人经常买尿片就会被认定为父母，这个人可能会更有责任感。”按照上海报纸《澎湃新闻》的说法，如果你经常换地址，就会丢分。“更进一步，你朋友的分数也会影响你的芝麻信用分值。”传达的信息很明确了：远离分值低的那些朋友。
芝麻信用的合作伙伴之一是百合网，中国最大的相亲平台：寻找另一半的单身人士可以展示他们的芝麻信用分数。高分意味着你更容易贷款，你还能享受某些国家的快速签证服务，比如卢森堡和新加坡。阿里支付正在努力向西方国家扩展业务。中国游客已经可以在美国或欧洲的许多地方直接使用阿里支付。app会把你的交易信息和GPS数据实时传送回中国。
即便如此，商用信用系统的未来仍然有不确定因素。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八家私人公司运行试验项目，但最近决定暂时不发永久性牌照，理由是数据保护，另一层原因是“利益冲突”的事实不容忽视。
很多人都在议论，阿里巴巴的子公司芝麻信用的这一套激励系统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利润而不是改善用户的社会行为。也有报告指出这个系统会受骗：在微博的一篇文章中，黑客们向人们宣传，只要付费他们就可以帮你篡改阿里支付的数据，从而获得更多的信用分。MERICS的一份报告预测：“如果社会信用系统进一步公开，很有可能会有更多的数据造假事件发生。”(注129)
系统的创建者强调“社会信赖度”的好处。他们认为这会有助于缓解目前越来越恶化的欺诈--每年给中国造成的损失高达九百亿美元。他们预测，电子支付能让更多中国公民中的弱势群体有机会获得信用额度。过去，像农民、民工和学生都无法证明自己的信赖度。当然，这个项目最终还可以刺激消费从而带来大规模的经济刺激。
也有人不那么乐观。作家慕容雪村就认为这个系统“很鬼祟”：“他们谈论信任。可实际上，这是对最私密的信息进行控制。要是一个年轻人在互联网上写了一些蠢话？好吧，他们也许不会来抓你，但他们可能没收你的护照或驾照，或冻结你的银行账号。”
慕容雪村的微博账号被封，也被禁止出版小说和剧本，他只能靠在网上卖化妆品、草莓和哈密瓜来谋生。他说：“如果这个系统真的运行起来，中国就超越了乔治·奥威尔的想象。作为一个政治上不可靠的怪人，我的评分一定糟透了。这样我就不能出国也不能坐火车。也许我的房东也会赶我出门。好吧，到时候我只能去睡桥底下了。”作家赴约足足迟到了一个小时。秘密警察在微信上看到他跟我见面的计划，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反复劝说他放弃。
有些人安慰自己说这套监控系统也许不会像它宣称的那样有效。说起来，有太多重大的技术难题：存储所有的数据，评估有效性...共产党数次试图让中国人更加“文明”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尽管搞了数不清的运动，北京街上的人们照样随地吐痰，上海市民照样大白天身穿睡衣去菜场。
如果这个系统充满了低效、人为操纵和腐败--这些正是眼下的中国特色--这样真的就好一些么？这系统还能起到奖惩民众的作用么？创建者有两个中心目标：信用和政治控制。第一个目标非常有可能会失败，但后面一个目标多半会成功。
到头来，还是由党来决定谁可信谁失信，党还能告诉你为什么。荣城有一个人在网上卷入了“非法宗教活动”（在中国的这块区域也就是指会受到严惩的法轮功）因此被扣除了高达一百分。这是最严厉的扣分。那些因为被当地政府冤屈，所以选择党代会或人代会时上访的人会被扣除五十分。那些去北京上访的，自动被归类为D类：不老实的失信者。
在荣城，你还会因为“网络负面行为”受到惩罚：比如，在微博上发表可能“给社会造成危害性影响”的评论。谁来界定危害性和负面？诚信办公室主任黄春晖说：“别担心，我们处理的都是毫无争议的，被证明不存在疑问的情况。”是通过法院来决定么？”黄说：“不仅仅靠法院，我们还依靠安全部门。”到头来，还是警察和国安说了算。
这个系统不光收集个人的“社会信用”，还包括了公司和组织--事实上，是在中国运营的每一个组织，这意味着对外国人也有影响。这样的话，政治导向就越发明显了。中国的非政府组织(NGO)在2017年试图控制它们的新法通过后一直在挣扎求存。(注130)然后，2018年，一些组织收到了一本四十页的手册，主要的意思就是它们的组织--还有组织的领导人--必须提供信息给社会信用系统，立即生效。将来它们的每一个行动都会变成一个正分或负分。
“危害中国的统一和国家的团结”？这个组织会扣掉足足一百分，CEO要扣除五十分。"丑化“或者”发布有害信息“？也得扣一百分。对党和习近平的任何批评都成了禁忌？那么对台湾民主的同情呢？那么，假如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的代表出席了在柏林举办的西藏或台湾的活动，北京的办事处将会遭到惩处么？共产党是要利用这个系统来输出价值观和理念么？这个手册余味太多了。
当然，你的组织也可以得分：比如，弘扬”国际友谊“(五到十分)或者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在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这个组织的成员来自德国中右翼的基督民主工会党--里成立党支部？这看起来不可能很快就实现。
经济学家、北大教授章政给这个系统送上了溢美之词。他说，这个系统可以用来对付那些恶意运营的公司、收受贿赂的医生、使用暴力的老师和腐败的公务员。但他也是为数不多对危险提出警告的人士，比如过分看重数据和滥用公权。这就是他坚决反对建立中心数据库来归总各省数据的原因。这个无所不知的中心数据库如果建成，就会成为中国社会的新大脑。
章政告诉我，大权在手的发改委一直在关注这个系统，眼下正在对中心数据库的建议权衡利弊。他说：“我们觉得这很危险，“谁是”我们“？教授说：”是学术界。“但他补充道，还有“不同意见。”那就是来自安全机构的--在中国，它们的话语权超过学术界。教授说：“我们最大的难题是没有数据来试运行我们的系统。我们进入的是全新的领域。也正因为如此，这件事才让人兴奋。”他往前靠了靠，激情四射。“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系统。在全球也是首例。我们拔了头筹。这多带劲。”
第一个。对所有民主政体中那些正在做着自己的大数据美梦的公司和政府，这可以作为一个警告。当然，毫无疑问，也对其他国家是一种诱惑：按照总部在柏林的MERICS(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的报告，中国这种由IT技术支持的独裁体系将成为其他极权国家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模范，还会成为它们的技术供应商。“MERICS的前任主管塞巴斯蒂安·海尔曼称之为”数字化列宁主义“。(注131)
我们正在见证戴着数字面具的极权主义的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实行专政。但只有毛时代的中国是真正的极权国家，试图窥探主体头脑中的每一个角落，注视他们的卧室和最亲密的关系。新版的极权主义要比毛和斯大林的版本复杂得多，对于获取和控制思想有着前所未见的可能性，现在我们的所思所想都在手机上--对我们的言行记录完全数字化了。新极权主义拥有了这样的奢望--过去无法想象的奢望--可以把散播恐惧作为日常范例。如果暴力可以作为一种始终存在的威胁保留在潜意识中，那就足够了。这样，新政权以一种静悄悄的、难以察觉的方式把自身投射出去，让民众都变成了自己的同谋。
赵茹茵（译者注：此姓名是音译）是上海市实施社会信用系统的部门负责人，她问我：”几十年后，再也没人讨论这个系统和它的管理，那样当然是最好的结果吧？““到那时，甚至没有人敢有违反信用的念头，没人会有破坏社区的打算。”她对这样的幻想欣喜若狂。“到那时，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那时，新人就诞生了。
全书尾注：
127. 中国国务院，Planning Outlin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cial Credit System (2014-2020) 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规划纲要（2014-2020年）2014/06/14
https://www.chinalawtranslate.com/socialcreditsystem/?lang=en
128.信用中国：“老赖”相亲“见光死” 莫因失信误终身 2017/11/14
129. CENTRAL PLANNING, LOCAL EXPERIMENTS, The complex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Social Credit System 集中规划地方试验，中国社会信用系统的复杂实施 2017/12/12
130. Andreas Landwehr, 爆炸性手册：中国正在扼杀外国非政府组织 2018/05/06
131. 采访Sebastian Heilmann 党的代表大会：“数字化掌握在共产党手中” MERICS China Flash, 2017/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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