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cySara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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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妈妈粥店和“门前三包“想开去

粥店门口”热烈祝贺美国疫情,祝小日本疫帆风顺长长久久”的大幅标牌成了国际议题。但是不知我们去餐馆吃饭的时候,有没有看见每个餐馆墙上纷纷挂着的“门前三包”政策。根据自己的记忆,这个政策是席卷全国的“扫黑除恶”行动之后发出的,而且也是全国普遍实行的(surprise surprise)。

往更大的层面说,类似的事件,出现远不止一次两次了——在中国,老百姓能在公共场所(包括网络)挂什么,摆什么,说什么,尤其是涉及政治的话题,有权力自己决定么。如果你想自己挂,能不通过街道、社区、城管部门的同意吗;如果街道、社区、城管这些公权力部门要求你挂,你拒绝的成本是什么?

如果人性是善与恶的集合,为什么店铺门口这样的民间,只出现了“恶”,而“善”的行为却只有马云捐口罩、政府对外捐医疗物资、医院和意大利共享信息。为什么店铺门口挂不出“日本加油”这样的“善”?如果店老板想挂,能获得公权力部门的同意吗?如果店老板获得的信息、生活的环境是“善”的,会有挂出“恶”言标语的想法吗?

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商人想在中国开一个上规模的餐饮连锁店。如果他不向公权力部门示好,没有体系内的靠山,没有对中共统治的认同,这个连锁店能开的起来吗,就算开起来了,能活的久吗?任何一个公权力部门,甚至是没什么实权的税务,甚至是有党支部的物业,都能分分钟结束你的商业生命——除非你妥协。

天朝的流行说法是,“你改变不了环境,所以只能适应环境”。另一个说法是,“我曾经想改变世界,最后却发现,世界改变了我”。还有一个说法是,“大家都知道”。听起来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所以记得一个小女孩的一句话,直接点明了这些话的含义:“如果你发现自己生活在粪坑里,是不是也要吃屎呢?”对的,在粪坑里,只有吃屎才能生存,大家都适应了,大家也都知道了。而这时,从粪坑外往里看——因为距离的原因只能看到大的——居然都是蛆。那,蛆也冤了,“我不吃屎,还能吃什么??”到最后,因为没有对比,对自己吃的是什么,也就不知道了;因为时间长了,也习惯了,甚至觉得味道还不错。而那些想找点正常的饭吃的正常人,有的饿死了、有的坚持不住改食谱了、有的因坚持不懈而被消灭肉体了。

还是那个一如既往的死循环。

如今社会制度如此先进的北欧,还有着黑暗的中世纪。历史的前进,总归是向上的。民主制度终将到来,这个死循环必然会破,但怎么破呢。中国内部的关系可以很简化,那就是:中共<-->国民。中共病态的掌控着权力,而国民不愿反抗也反抗无门。根据经验,中共是不可能主动放权的,这是历史多次证明的事情;同时反抗者都被从肉体上消灭,这也被多次证明。那么推翻权力的力量从何而来,是“境外敌对势力”吗,nah。。。别人有别人的事。

再想一想,中共历史上有没有放权的时候?有,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就是一次被迫放权。为什么放权?大饥荒,大肃反,文革。

89后中共和国民有个约定:国民别管政治,政治别管国民——你们赚钱做生意有活路,只要红色江山仍归中共所有。而现在这个约定已被撕毁。反抗是有代价的,但不反抗也是有代价的。大饥荒,大肃反,文革中死了无数人,其中的大多数不是在反抗中站着死,却都是跪着死了。大规模的跪着死去,这才是中共建政以来,唯一可能出现的对权力构成实质威胁的事件:只有沉重的政治灾难,才能激起这个社会主动的政治反抗。于是我极度、非常不情愿的推理到一个结论,中国的政治转机,必须发生于再次一系列极大的社会灾难之后,而每个人都将因此经历生死考验——Brace for impact, for winter is coming. 这一理性推理得来的结论,在感性的内心结上了一个沉重扭曲的死结。

对于每个人,尤其是已经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人,我们面临一个选择。是的,我意识到这个选择的无比艰难,我也没有任何资格向任何人要求必须作出怎样的选择。但是,历史似乎已把我们推向了必须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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