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在的"反贼"——对武汉封城政策动因的一个想法

0）搏击俱乐部

Welcome to Fight Club. The first rule of Fight Club is: you do not talk about Fight Club. The second rule of Fight Club is: you DO NOT talk about Fight Club!

欢迎来到搏击俱乐部。搏击俱乐部的第一条规则是：你不能谈论搏击俱乐部。搏击俱乐部的第二条规则是：你-不-能-谈论搏击俱乐部！

每次总结中共行为的最高宗旨，总令我想到the rules of Fight Club。中共的第一条宗旨是：保证红色统治屹立不倒。中共的第二条宗旨是：保证红色统治-屹-立-不-倒！

中共的一切行为都在为这两条宗旨服务。当然应该可以加上第三条：从红色江山攫取巨大的政治红利。一二为三服务，但一二也是三赖以存在的前提，故万不得已时，三可以抛弃。

1）沙化社会

老奶奶都懂的小事：手比筷子强大很多。一根筷子，手可以轻松折断。但是，一百根筷子抱成一捆，手便拿它们无可奈何。中共非常懂这个例子，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一群人合起来发力，就可以与一个强大的政权抗衡。于是，沙化社会是中共非常注重的策略，令筷子们合拢不到一块儿去，无论筷子们之间的粘合剂是多么的无辜。17年驱赶低端人口时，有志愿者和好心人组成了临时的民间收容所，但是被官方强制解散；有记得内涵段子的下架和段友会的强制解散；微博上还看到一个更极端的小例子，一个小县城没几个人的乒乓球俱乐部，也被强制解散；更不用提民间宗教组织这样有超强凝聚力的团体了。民间社会不允许因任何理由团结起来，或者说，中共国并不存在民间社会。仍然决定站起来挑战手的筷子，都被轻易折断，这几年出现的被迫害的普通人还不多吗。

当然，有一些组织没有被强制解散，而是渗透和收编。工会，体制内的教会，小区业主委员会。。。还有这次的红十字会。

2） “治国理政”之道

中共历史上犯下的罪行，大多数国人应该并不是不知道。各种肃反，大饥荒，文革，就算六四屠杀也有很多人知晓而并不说而已。可是种种暴行之后，中共仍然在统治者的位置上牢牢的坐着，这是为什么？好吧，各方面因素很多，包括1），包括系统性的宣传和记忆抹杀。但还有一条应该很重要很基本。中共的各种政策，经常令人感觉无法理解，觉得是懒政，愚蠢，低效，一拍脑袋一刀切，想也不愿多想就出台了。但是其实如果换位思考，就很容易明白。或者说，中共做出的每一个政策决定，其实都有其周密的考虑。正是这些全面系统细致的决策，才保证了这样一个罪行漫天的政党的统治基础仍然稳固。只是有关键的一点：这些政策并不是为我们这些普通人服务的，就像一个老年台湾大妈在人大上介绍自己是“女孩”一样。。。它们是为统治者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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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来看武汉封城/湖北封省。柳叶刀上有一篇论文，提到区域性的封锁并不能减少最终感染的人数，但可以减慢疫情传播的速度。倘若不封城，疫情将很快传播至京沪广深杭这些人流密集的大城市。而因为1），低效、手续繁琐、缓慢、不公平、体制内供给高度优先（如果有官员家里屯的口罩五年也用不完，我毫不惊讶）的政府部门完全不能完成给全体国民的医疗物资分配任务，而民间社会的自我调节这一最重要的物资调配渠道已经被中共消灭殆尽且不准绝地逢生，所以封城是在维稳体系下的畸形产物。或者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其实物资完全足够，缺物资是因为分配不均不及时。你主动把消防水管变细了，还大量漏水，它只有那么一点灭火能力，所以只能把着火的地方连人带火一起围住。更何况，如果诸多大城市都出现了一个个拿着手机四处拍的人，四处找病房找社区找医生找食品找求助的人，中共需要时刻保持的“一切尽在掌控之中”的假象怎么维持，仅仅几千人的造假死亡人数怎么说的圆，维稳体系能否承受住这样的工作强度也是个问题——还记得有网警天天加班，有网警已经累死了吗。

       总之，维稳第一。至于湖北的病人如何救助，疾病如何治愈，封城堵路后物资如何调度，人们的生活自由度受到了多大的限制（居家隔离=软禁），这些都是可以牺牲的、次要的、不是问题的问题。湖北的情况已经是这样了，现在的优先任务是不要让这种情况发展到全国。不，不是疫情的情况，而是政府的完全失职、完全无法“为人民服务”，在病患和家属面前暴露无遗的情况。

       更进一步说，病毒本身不是危机，但得病的病人是——病人太多或增数太快会令太多人看到这个体制并不是为服务民众而设置的。病人与其家属，朋友，读者会意识到这个崩坏的医疗后勤体系，连民众最起码的生命权都无法保障。那么，在当局眼中，每个病人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反贼”。习包子说这是对党国的一次“大考”，考的是什么？我看就是这次很多人来“考察”、来“亲身体验”这个体制了，那么党国要成功的-隐瞒-住，搞好作秀，搞好洗脑，搞好言论压制，露馅了要搞好打压。于是人们面对的不是医疗救护，而是所有人都成为了优先级别的维稳对象，成为了潜在的“国家的敌人”——或者说实际情况在非瘟疫时期亦如此，只是没有这么突出而已。战“疫”和对疫情的人民“战争”这一说法于是就可以理解了，战的就是生病和有可能生病的人，战的就是每一个人，最终归根于政权对民众的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