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五」祭——一場史無前例的教育大摧殘

本文摘編自原北京師範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党总支書記、副校長胡志涛、丁丁伉儷著，安徽教育出版社於一九九六年出版的《生活教育論》，胡志涛老校長於一九八六年，卞仲耘校長殉職二十周年之際所著。

提起北京師大女附中，在北京市来説，算是一所有名気的中学。它成立於一九一七年。解放前，這所学校治学厳謹，校風樸實，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解放前夕，不少師生傾向革命，在地下党的領導下，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貢献。已故國畫家王友石同志，当時在女附中擔任總務主任，他就是中國共産党的地下党員。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我們華北育才中学隨着解放大軍進城。五月，女附中正式被接管，由解放区来的華北育才中学女生部与女附中合併。第一任校長是一九二六年入党的老党員彭文同志。我当時是國文教員。

在新的起点上，女附中原来的教職工和解放区来的教職工在党的正確方針政策指引下，上下一致，優勢互補，親密團結，經過師生共同努力，形成了艱苦樸素、勤奮向上的校風，為培養全面發展的新一代作出了較好的成績。它是一所備受社会贊誉的北京市重点中学。截至一九六六年五月統計：解放後的初高中畢業生達七千餘人。到了文革中期改為男女合校。現在改名為：北京師範大学附属實驗中学。

在我的一生中，工作単位曾多次変換，但要算在女附中待的時間最長，前後整整二十年。在這段不短的歲月裏，有甜蜜和幸福，也有辛酸和苦辣。留在記憶中的人和事很多很多，最使我難忘的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這一天。儘管二十年的時光已經過去了，但每到八月五日這一天，在我的眼前總要浮現出我的好友女附中党總支書記卞仲耘同志的悲惨遭遇，特別是她在臨終前的惨景。她是在校園裏出現的一場驚心動魄的大混乱大騷動中，被一群純真、熱情，又是她最心愛的学生用種種殘忍的手段把她活活地折磨死的。這真是一次空前絶後的「尊師重教」的大倒退，這個歷史教訓應該永遠牢牢記住。

卞仲耘和我是在一九四六年晋冀魯豫解放区人民日報社一起工作時相識的。她是安徽無為縣人，生於一九一六年，家庭雖然富有，但父親重男輕女，又因母親早死，継母虐待，小時靠一個獨身的姑母養大，生活很苦。她上学全靠哥哥支持，高中畢業後，在西北大学、燕京大学讀書。後来畢業於成都齊魯大学經濟系。一九四一年，在大学学習期間加入了中國共産党。進城後，她来到女附中工作，起初擔任政治教員。一九五六年，我擔任副校長，負責学校全面工作，她擔任党總支書記。儘管中間曾經幾經曲折，一九六二年後，我倆又恢復原職，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直到文革開始。

她中等身材，白浄的鵝蛋臉上經常帶着笑容，頭自然卷曲的短髮梳向耳後，顕得格外文雅、樸素。她的性格善良，和藹可親，平易近人，説話從不厉聲粗気。她能接近人，大家都願意找她談心。在她擔任党總支書記期間，每次在市委或区委開会，她都能認真領会精神，一絲不苟地用她的一手秀麗工整的字又快又準地記下筆記。同志們聽她的傳達報告，感到詳盡無誤、清楚明白。対她的忠誠老實的工作作風，大家更是敬佩。她不愧是一個党的好幹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前，早在五月初，報紙上就有批判「三家村」的文章。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出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聶元梓第一張大字報出籠。六月一日早上，中央広播電台播出了聶元梓的大字報内容。六月二日上課時，学生已出現不安定的情緒。課間操時，有幾個高級幹部女兒在校内貼出了大字報，矛頭指向還很模糊，有指向北京市委的，有指向北大彭佩雲的。六月三日以後，上課已不大正規了，有的課上不下去了。教師每天照常到校，但都處在莫名其妙、不知如何是好的心理状態。有一天，学生要求上街遊行。当時上級有指示，不讓学生上街。我們和教師同樣處在不理解的心態下，急得趕忙跑到学生隊伍的最前頭，帶頭喊口号，帶領学生在校園裏轉了一大圈，總算把学生留在校園裏，没有上街。

這時，上級一再強調，領導幹部要站在運動的前面，加強領導。可我們誰也不理解怎麼領導，領向何處？結果是領導不力，運動失控，学校已處於半癱瘓状態。

六月十三日①傍晩，以胡啓立為首的西城区工作組派了以張世棟為組長的五人工作組進入学校。住校生歡呼若狂，呼喊：「毛主席派人来了！」「工作組領導我們閙革命！」第二天，全校学生紛紛貼出大字報，歡呼工作組進校。校領導除了管總務的副校長外，全部靠邊站了。在工作組領導下，成立了校文化革命委員会，有学生代表和教師代表参加。這時，大字報的矛頭主要指向了校領導，但内容尚不具体。如「坦白交待反党反社会主義罪行！」「校領導是忠實執行舊市委修正主義路線的罪魁禍首！」「女附中是修正主義的大染缸！」不久，学生就在党總支辦公室門上貼出了「坦白從寛，抗拒從厳」的大標語，党團員們看到這種情形，非常緊張不安。我很不理解，党總支是忠實為党工作的，它有什麼可「坦白」的呢？又過了幾天，在校党總支辦公室後院的大牆上貼出了点名的大標語：「揪出卞、胡、劉、梅、汪示衆！」②並開始稱呼校領導為「黑幫」。

学生紛紛組織戦闘組，十六、七歲的少女穿上土黄色的軍装，腰同扎着皮帶。有的学生把群子藏在軍帽裏，有的干脆剪掉，個別同学把頭髮制成男式小分頭。那些小頭頭帶頭赤着脚，捲起褲腿，大摇大擺進出校門，好像只有這樣才是最革命的。

在《人民日報》發表《横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後，大字報矛頭所指便輻射開来，有的指向校領導，有的指向了教師。最先揭發我的所謂罪行的是：「胡志涛樹立的黑樣板——周学敏語文教学③經驗必須徹底批判！」這使我更不能理解了，周学敏改革語文教学的經驗，是全市教師学習的好典型，怎麼会是黑樣板？我当時也兼着一個實驗班的語文課，曾向学生介紹過上海有才中学段立佩校長教語文的經驗。我説他用啓發式，引導学生主動学習，学生対語文很感興趣，作文内容豐富多采。他讓好、中、差同学各自從自已原有的基礎出發，起步学習。他還打個生動的警喻説：「這好比讓学生飛的飛，走的走，爬……」学生在大字報上点名批判我，説我這樣的教法是把学生引向修正主義。有的学生還批闘了自己的班主任。

大字報鋪天蓋地，表面轟轟烈烈，但揭不出什麼所謂的反党反社会主義的問題。我当時質問工作組，為什麼只許師生揭發我們，卻不許我們揭發舊市委？他們的回答是：「現在是你們接受群衆揭發批判，好好檢查自己的時候。」在是非不分，好壞顛倒的大字報海洋中，学校更加混乱。

六月中旬，有些学生戦闘組開始給工作組貼大字報：「工作組壓制群衆！」「工作組不民主！」「踢開工作組獨立閙革命！」等等。工作組處於非常尷尬的情況下，就没法組織批闘校領導大会。六月二十三日④的中午，天気很熱，工作組把卞仲耘從新市委叫回来（工作組進校後，卞仲耘在北京飯店新市委組織的学習班裏集中学習）。起先，新市委不同意，後来工作組再二三要求，説工作有困難，這才讓卞仲耘回来的。

大約在下午兩点鐘批斗大会開始了。好幾個学生把卞仲耘押上台。我和劉、梅、汪押在台下，面向群衆。大会上，一個曾做過人事工作的干部説：「卞仲耘包庇原語文教研組長唐×。」並且胡説唐是中統特務。這簡直是陷害！在不容本人申辯的情況下，必然激起学生們的憤恨。幾個高年級的学生跑上台，就用学校自製的槍頭包有鉄皮的假步槍，你一槍，我一槍，幾槍就把卞仲耘捅倒在地。天気很熱，又剛吃過午飯，卞仲耘受不住毒打，吐了一地，全是未消化的飯菜。就在這種情況下，工作組也不管，還継續讓卞仲耘站着，聽一個從校外找来的女人的控訴，説卞仲耘破壞她家庭的幸福。這真是莫須有的誣陷！大会開了三個鐘頭，我們都九十度大弯腰，下来後手、脚、臉都發腫了。「這符合党的政策嗎？」我心裏非常気憤。会後，工作組立刻把我叫去，問我：今天的会開得怎麼樣？我沉默了一会兒説：「群衆發動起来了。但是，你們讓校外一個女人来控訴卞仲耘，這対嗎？」工作組長没説話，我就走開了。

這場批闘会後，没幾天，卞仲耘從市委回校了。她和我在一個辦公室「学習」。她見没別人在屋，便悄悄地撩開後襟讓我看。「哎喲！」我失口叫了一聲。她後背的表皮捅掉了一大片，剛剛結上疤，我真不明白，難道這場運動的矛頭是針対学校基層領導？可以不分青紅皂白地隨意批闘人？

七月二十日左右，工作組把校領導和全体教職員弄到石堆子⑤馬神廟小学集中学習，不許回家。由学生代表主持会議，讓每人準備「洗澡、下楼」，實際是人人過関。教師、職員都編成小組。有的小組已有一、兩個教師「下了楼」，他們都是成分比較好的或没有什麼政治歷史問題的。校領導天天自己準備，等待「下楼」。彼此之間不計交談，和教師也不能接近。經常有学生代表監視着我們的行動。

大概過了一週，工作組忽然悄悄地撤了。学生代表也走了。教師中膽大点的也有先走的。校領導成員，不敢擅自離開。有一兩個晩上，只聽見対面外國語学校的高音喇叭聲吼叫：「我們不要要保姆！踢開保姆閙革命！」最後，没有人管了，我們也就回来了，仍天天到校「上班」。

聽説毛主席從武漢回到北京，党中央正在開会。我想，以後該不会隨便批闘人了。

八月四日下午，我們幾個領導幹部集中在辦公室「学習」。突然闖進来七、八個学生，気勢洶洶地罵道：「黑幫！不許動！」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帶，狠狠地抽打我們一晩上，我愛人看見我身上被抽打的傷痕説：「你們学校怎麼這樣乱？」我説：「工作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麼辦法？！」「明天你暫時不去学校。」「我是校長，不去学校怎麼行？」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我起個大早。「找市委去！」思索了半夜的一個念頭駆使我向市委走去。腦子裏一大串的問号都想到市委能得到解答，特別是昨天出現的打人現象。我找到分管文教口的同志，我向他陳述了工作組進校以来的情況，七月底工作組撤走後，学校處於無人管理的混乱状態，我特別強調了昨天的打人問題，我説：「這説明基層領導幹部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了。請指示，我們該怎麼辦？」他聽後却用平静的口気勸説道：「你回学校去吧！」我站着没動。這時，我多麼希望他能説出一句：「你們回避一下吧，先不要到学校去了。」他站起身来看我不走，又補充了一句：「回去吧！我們会向区委通報的。」我懷着沉重而失望的心情，走出市委的大門。一路上，腦子裏開展了激烈的思想闘争：回去！回去！回去！明知是兇多吉少。但我是校長，我是一個長期受党教育的共産党員。上級指示，我只有服從。無論如何，我得硬着頭皮回去。

回到家，午飯吃不下，吃了幾口便放下碗，心想找区委去。走到区委，接待我的一位同志，也同樣勸説：「我們知道了。你還是回学校去吧！」這使我更加失望。現在，市委、区委都不管了，叫我們這些早已靠邊站的基層領導幹部，面対這種極其混乱的局面，又能做些什麼呢？……

大約下午一点半鐘，我懷着極端矛盾的心情走進校門，校園裏異樣地寂静。我豫感到要發生什麼事情，急急忙忙走進辦公室，只見卞仲耘和幾位教導主任在還呆呆地坐在那裏「学習」，頭也不抬。我壓低了嗓音対他們説：「你們還坐着哪？」「還」字加重了語気。可他們好像没聽見似的，默默無語。這時，我獨自跑出辦公室到哪去呢？昨天被学生用皮帶抽打的情景，使我警覚起来，今天又会發生什麼不幸？万一要再打我，我絶不能束手待斃……想到這裏我手拿起一把掃帚，一手拿起一只鉄簸箕朝着後院的女廁所走去。在這裏，我可以觀察一下動静，有人来，就装着打掃廁所。

半小時光景，意料中的風暴終於来臨了！只聽見外面有人群在走動，有人大聲叫喊：「胡志涛！胡志涛！」我趕緊弯下腰掃地。跟着進来一大群学生：「好哇！你在這裏。」不容分説，架起我的兩只胳臂就往外走。走到去操場的路口，有一個工農子女班的学生手捧一個從總務處拿来的大墨水瓶，正要往我的身上潑，嘴裏還嚷嚷：「看你這黑幫！」我不願受侮辱，反抗思想促使我忘記了險悪的後果，猛地举起掃帚向大墨水瓶挡去。霎時瓶子飛向天空，墨水四濺，連我帶周圍的学生全成了「黑幫」。這一下，可就闖了大禍！她們用拔河的大粗繩把我的一双手腕緊緊地捆了起来。

「遊闘」在校園裏開始了。無数只拳頭隨着狂呼「打倒黑幫！」的口号聲，落在我的身上。接着，推推搡搡，把我帶到操場的中心，終於把我打倒在地，頭上還扣着一只紙篓。我仰躺在地上，從紙篓的筐眼裏看見湛藍的天空。心想：「這回可要去見馬克思了！」這樣，我的心情反倒平静起来，好像周圍一切都不存在了。我多麼想好好地睡一覚喲。

過了好一会兒，有一只手猛地把我拽起来，摘下我頭上的紙篓，厉聲地対我吼：「走！到後院去。」我在一群学生的簇擁中走向剛才去過的女廁所。一個領頭的学生叉着腰，指着我的鼻子説：「你們這些黑幫，平時不勞動，今天，讓你勞動，好好改造！」另一個高個子的学生命令我：「把毛坑上的木蓋都拿出来，刷洗乾浄。」我把一二十塊木蓋都從廁所裏拿出来，在水池邊準備刷洗。「我去找個刷子。」我向学生們請求。一個拿着木棍兒的学生大聲喝道：「黑幫！老實点。不許用刷子，就用手抠！」我只得蹲下去抠。她們立刻把我拽起来：「不許蹲着抠，低頭！」又把我的頭摁下去：「弯着腰抠！」我不得不低着頭大弯着腰成九十度，用双手抠洗那一塊塊又硬又髒又臭的毛坑蓋。

一塊兩塊三塊……十幾塊抠洗浄了。我的手指甲蓋磨去了半邊，露出鮮紅的肉来，鉆心的刺痛使我實在抠不下去了。我直起腰来想歇一会兒。幾個学生立刻又把我摁倒，不許抬頭。到後来，只要我直一下腰，就打我一棍子，打得我頭上、肩上、背上、臂部一陣陣劇痛。我實在支撐不住，没力量再抠了，她們又用帶釘子的木棍往我的身上一陣乱打。血從我的大腿上和着汗水往下流，眼前發黑，我不由自主地暈倒在地……

「起来！別装死！」幾個学生把我拉起来。我頓顫地站立着，已不成人樣了，泥水、糞水、汗水、血水把我渾身都染汚了，我真的成了「黑幫」了！

一輛平板車推過来，在我的身旁停下。「你看！」我一看，車上蓋滿了大字報，上面還壓着一把大竹掃帚。「你把它掀開！」我用双手拿下掃帚，又一層層地揭開大字報紙。「老卞！」我幾乎叫出聲来。她的兩眼直睖睖地瞪着，已没有反映，嘴巴張着，呼嚕呼嚕地吐着粗気，兩只胳膊紅腫，上面布滿了一條條傷痕。我用手摸摸，滾燙滾燙。我忘記了自己的傷痛，也忘記了自己的處境，急忙向周圍的学生呼求「她的瞳孔已經拡散了，快！快！趕緊送醫院搶救！」平時，她們是我傾注滿腔心血培育的学生，朝夕相處，親如家人，但現在她們却完全失去了人性，失去了理智，這神悪煞似的向我吼叫：「黑幫！你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我被她們推搡着関進了辦公室。

老卞是和我共同戦闘過二十年的老戦友，我不能讓她就這樣地死去。我要管要管！可我自已還被関在屋裏，門外学生監視着我怎麼管？我的心在燃燒，血在翻滾。我一次次站起来向窗外看望，一次次被監視我的学生制止：「黑幫！你老實点，不許你看！」已是黄昏了，太陽的光照依然很強。我從屋裏往外偷看，那輛平板車還停在那裏，没人過問。那群対我施加拷打的学生都四散得無影無踪了。我再次向站在門外監視我的兩個学生懇求：「請你們趕快把她送往醫院搶救吧！」其中一個回答：「不用你管！」是啊！自從工作組進校後，我早已失去了校長的職權，我已成了被人任意抽打的「專政対象」，我能管什麼呢？……

夜幕漸漸地落下来了，我看看腫脹的手腕上那只被污水模糊了的手表，時針正指在七点上。窗外有人走動。不一会兒，校醫帶着兩個穿白大褂的人把卞仲耘用擔架從北門抬出去了。

又過了好久，一位老工友好心地從我家裏拿来一套衣服：「換換吧！您的衣服又髒又破，没法出門啦。」他看我換好衣服，又護送我回家。家里人見到我都驚呆了。除了一双脚，我渾身上下都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腰痛得不能躺下。我的愛人急忙設法找到一輛汽車，直駛北大醫院。愛人和女兒攙扶着我走上醫院的楼道。一位五十年代從北京師大女附中畢業上醫科大学的大夫迎面走来。她一眼認出是我来了，趕緊伸出双手握住我的胳膊説：「老師！怎麼把您打成這樣！這幫学生心真狠！」她急忙帶我到急診室，対值班醫生説：「她是我的老師，女附中的校長。」為了消除醫生的顧慮，她又補充地説出她的觀点：「搞運動絶不能乱打人啊！再説党有政策，在没有分清兩類矛盾之前，應該先按人民内部矛盾対待嘛。」經過拍片檢查，証明是腰椎脊突骨折。在当時的情況下，住院的可能是絶対没有的，紅衛兵天天到醫院查看，有没有「黑幫」住院。

回到家以後，不幸的消息傳来：老卞被送到郵電醫院後，搶救無效，終於停止了呼吸。

「她確實死了！」我默默地坐着，淚水模糊了眼睛……

傷痛折磨着我，多少個夜晩都不能安静地睡去，偶而合上眼，老卞臨死前的形象又出現在眼前。我苦苦地思索：她是一個忠誠於党的教育事業的好書記，学生愛戴的慈祥可親的好老師，為什麼偏偏会死於学生的手裏？！

事後，據我所知，在北京市，卞仲耘同志是第一個死於自己所熱愛的学校，死於她親手培育的学生手裏。事情雖然過去了二十年，可在我的印象裏仍然是深刻的，我永遠也不会忘記八月五日這一天。但願我這篇祭文能使後来者引以為鑑，在書写新的歷史篇章時，不会再出現像我写的這一頁！

一九八六年於北京

注釋：

①　應作「六月三日」——編者注

②　卞——卞仲耘，胡——胡志涛，劉——劉致平副校長，梅——梅樹民副教導主任，汪——汪玉冰教導主任。

③　周学敏的語文教学經驗曾在北京市教師進修学院展覧過，《人民教育》一九六四年曾介紹過她的經驗。

④　関於卞校長被批闘的時間，《羅治笔记》写的是六月二十一日和六月二十二日。經与当時在場的師生及工作組核實，這個時間没有錯。本文将時間定在了六月二十三日，合理的解釋是，卞校長在二十三日也遭到了挨闘，並因挨打引起了呕吐。——編者注

⑤　應作「白堆子」——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