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的緣起與特性

在史學研究方面，馮友蘭的觀察角度是注重制度的發生與變化。他提出「職業說」，認為「儒家」出於「儒」，而儒在春秋以前是社會生活的一種職業。馮友蘭的《原儒墨》：「儒，是一種有知識有學問之專家，散在民間，因以為人教書相禮為生。」、「因貴族政治崩塌後，散在民間，落魄而靠其知識生活而這些專家在殷亡國後，或有知識的貴族因落魄，而靠其知識生活。」馮友蘭亦認為「儒」來先淪落的祝宗卜史，而這祝宗卜史是來自西周末年，而非來自殷末的祝宗卜史。他的說法不認為王官失守直接散化為諸子，他認為這是「王官—職業—諸子」的過程。他的結論是孔子以前的儒，是一種教授禮樂知識的職業，這種職業儒是由西周職掌禮儀典籍的官員流落轉化而來。

語言學的方法注重考釋文字的源流，即是文字音義的本源。徐中舒先生的觀察角度，從文字語言學的方法，著重解釋春秋時以傳授禮樂為生的職業何以稱之為「儒」。徐中舒先生《甲骨文中所見的儒》一文， 商代已有「卿士」，而「卿士」中主相禮事務之官即為「儒」。而甲骨文寫作「需」或「濡」。他認為，濡字造字意圖指「齋戒沐浴」，整個字像以水沖洗沐浴濡身之形，也就是濡是儒的初文。因此根據這種說法，儒在商代是一種宗教性職官，與巫祝相近。

思想史方面，陳來的觀察角度，從《周禮》中的西周以及春秋制度中的教化傳統，看儒家思想在西周文化傳統中的根源。首先必須釐清，儒家思想本身是三代以來的產物，因儒學思想是接續著三代文化的傳統，及其所養育的精神氣質，在三代中已形成，並在西周時成型地發展。西周以及春秋制度中的教化傳統，《周禮》所言「教典」的功能為「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而「教典，司徒之職」，其功能主要是「教化」。地官之「大司徒」中有「十二教」，其中有「六教」的內容屬於「禮樂教化」，與後來春秋戰國儒家的「禮樂教化」之精神為一致。另外，大司徒職中又詳細敘述「養、安、教」三方。先是「養」，他指為養民之政，是承繼了「三代」德政傳統，如慈幼養老寬疾，後來儒家也承繼。而「安」，為安民之政。最後是「教」，以「鄉三物」（即六德、六行、六合）教萬民。這三方面的產物，由「儒家」所承繼，也是其教人之主要內容。在西周到春秋，鄉以下本來就有像黨正“以禮屬民"、“凡其黨之祭祀、喪禮、昏冠、飲酒，教其禮事"的教禮者，更有退休官員教授子弟的“師儒"。「師儒」既然是致仕賢者教授鄉裡子弟的人，這種職業教化不待王官失守而已有之。而且，師氏、保氏以及“大司徒"中所說的“聯師儒"，是《周禮》中唯一使用“儒"字的一段:「以九兩系邦之民」、「四曰儒，以道得民」，指出儒並非職官名稱，而是類似職業類型。

從以上三個角度分析後，可以得知論述「儒」的來源時，需要在不同的角度論述，才可得到一個較完整的結果。因此，現在綜合論述所謂「儒」在古代的緣起與特性。

先是「儒」在古代的緣起。首先看「儒」字之古義，《說文》言『儒，柔也，劉士之稱。從人，需聲』」。「儒」字與「需」、「耎」字通，耎有「弱」之義，「需」又有柔軟之義。儒者柔也，由於最古的儒有特別的衣裝，如逢衣，博帶等，表現出文弱迂緩的神氣，所以有「儒」之名。因此，穿古衣冠，外表文弱迂緩的人就是「儒」第一義。「儒」的第二古義，穿「儒服」者皆是殷的遺民，能推論出他們會行殷的古禮。古禮是殷人的宗教－祖先教所行的禮儀，如喪禮。殷亡後，周室注意到殷文化深厚，故「鎮撫殷民」，殷文代合法地存在周的監視下。殷文化能保留，並與周同化，同化一部份是自然的，另一部份是因「儒」這階級與職業。「儒」是具殷禮知識、專長之人，其知識為統治階級、普通人民所用。因此，「儒」的身份非常特別，在自己族群眼中，他們是「儒文化的保存者、殷禮的宣導者」。

再者是「儒」在古代的「特性」。由於「儒」起源於殷士，而這種遺民的士，古服古言，所以「儒」是一個特殊階級。儒可以分為「君子儒」和「小人儒」，雖品格各有高低，但生活路子一樣。「柔弱不事生產，皆以禮、教為衣食之端」，儒是殷民族的教士，靠宗教知識為衣食之端。「小人儒」之生活特點有四。一，他們是很貧窮，因不務農、不作務。二，他們是受人輕視與嘲笑的，因他們的衣食靠別人供給，但自己卻有倨傲的遺風。三，他們的職業是宗教的，熟悉禮樂，能進行治喪相禮。「因人之野以為尊」而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四，他們實行「久喪之制」，其重要謀生技能為「治喪」，是殷民「祖先教」的教士。這是「儒」的本業。由小人儒的生活中可見「儒」主要靠他們的宗教知識為衣食之端之特性。另外，從相禮中可看出儒不只是「殷士」，又是商祝，執行「士喪禮」，身份複雜。由此可見，「儒」不只是禮節的顧問，而是主持最繁重之職務「祝」，又因為職務繁重，故「儒者」方可以此作「衣食之端」。最後，趕鬼與祈雨方面可見「儒」也有「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特性。例如天久不雨，國君也要請教儒者。喪禮、樂舞、教學都是他們的長處，而鄉人打鬼、國君求雨也要找「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