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ndiver

怀疑太过肯定的答案。

我与叉烧

*叉烧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俩认识两年了。这篇文章是写给他的,希望他每一年都更快活一点。

和他在爱丁堡

12月,在格拉斯哥醉醺醺的大街上,我第二次见到了叉烧。他穿撞色外套,宽牛仔裤,戴一顶绒线帽子,比我第一次见他瘦很多。

他带我坐古早的地铁,像是70年代的苏联太空舱。车厢很晃,噪音很大,有点像我读本科时常坐的4号线。

叉烧的屋子像个热带雨林。电线像是盘死老树的藤条,瓶瓶罐罐像是长在书本岩层上的蘑菇,就连浴室的空气都是潮湿的霉味。估计最专业的家政阿姨都收不了他的屋子吧。

他每天就是这样,野生地起床,野生地睡去。他还给我铺了个野生的小窝。我因此拥有了绿色的枕头和被子。我称它为鸡屎绿。

叉烧还有个堪比米奇妙妙屋的厨房。在一个乌漆嘛黑的灶台上,他一次次向我证明,他是个货真价实的广东人。站在半地菜叶子之中,他在乌漆嘛黑的灶台上自豪地掂着炒勺,而我夹起盘中的鱼香肉丝和酸辣萝卜干,竟也有了在脏摊大排档微醺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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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沉浸在他每一顿制造的小惊喜里,也喜欢跟他逛超市,提着满满一兜子回家。

但慢慢地,我开始不那么享受了。

有一天,我装耳机的小兜子不见了,后来发现是被他混在没叠的衣服塞进了抽屉。我端详着兜子上被压瘪的小香蕉,终于明白了那些同居的人,为啥最后都散了。

因为边界没有了,“我”没有了,只有一个和白墙般空洞的“我们”。

我也不是个多整洁的人,但他屋子的乱真的把我打败了。刚开始还觉得这种乱有趣,新鲜,甚至还有点刺激,现在的感觉像是被八爪鱼按在硬邦邦的死珊瑚上,动弹不得。

晚上,他经常看傻乎乎的日本综艺,时不时地发出痴汉笑。循着他屏幕上微弱的光,我抬眼看着天花板,看着要溢出桌面的东西,看着外面被夜色包裹的欧式尖塔。想跟他说点什么:比如有空收拾收拾屋子,买盆花,买个香薰;比如少看点综艺,看多了人真的会傻......

但我一句也没说。我转向他,看他依旧专注。“我要睡了,晚安。”

“晚安。”他的视线没移开。

我转过身,过了很久也没睡着。

爱丁堡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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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认识他的时候,我们会在微信上聊很久。在公交车上,我因为怕晕一般都不看手机。但那段时间,我总是忍不住在车上刷手机,看他有没有回我。

因为他,我开始听Lana Del Rey,开始知道City Pop。他跟我说他成年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打耳洞,虽然这种小叛逆现在看来显得有点矫情。

他上大学跑到了东北,离他老家广州十万八千里。天高爸妈远,他也算是自由了。

18年最后一天,他来北京找我。我们在国贸地铁口见的面。他穿个宝蓝色羽绒服,栗色灯芯绒裤。我心想这个穿搭也太直男了吧。在国贸商城等电梯的时候,我才瞥见他银色的小耳环,一个很简单,很别致的环。那一刻我觉得,这个被优衣库裹得严严实实的男孩,应该有点东西。

我定了个越南餐厅,透过落地窗能看到大裤衩。他看我吃越南春卷时狰狞的深情,笑得很大声。

然后我俩去望京听跨年的Live,比我预想中无聊。到后面,我上下眼皮打架,只记得一个穿得煞白的铁T在台上扭来扭去,咿咿呀呀地唱着粤语,想请底下的观众大合唱,但大家连这支乐队叫什么都不知道。我感觉场面越发诡异,就和他离开了。

到了外面,望京Soho的灯几乎都熄了,奔驰大楼顶上的标志还在转着,像是个上了发条的玩具。冷风把我吹醒了。眼前的路灯,斑马线,碗口粗的树,还有他,都清晰了起来。空荡荡的街,我俩被远处的高楼注视着,像是两只仰望星空的蚂蚁。

没有钟声,没有焰火。天地万物的安静,都归我们。

我有点想牵他的手,但没敢。

回来,我们平躺在床上。我忍不住试探他。他起初很勉强,但后来就依我了。他很娴熟地吻我的耳朵和脖子,手指一点点滑进我的口腔,接着又抚弄我硬邦邦的下面。我没想到他这么会,心中暗自窃喜。

高潮之后,我倒在床上,听着我和他有节奏的呼吸。我好久没有这么爽过了。然后我开始幻想一些美好的东西,比如我的2019会很好,他的也会:我们俩会毕业,会拍很好看的毕业照;他会考出他的雅思,我会做好我的实习;我们到时会在英国相遇,去那些好玩的地方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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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我们俩顺利毕业,也拍了很好看的毕业照;我们也在英国相遇了,也去了好玩的地方耍。

他雅思差点没考出来。他最痛苦的时候,我跟他说,实在不行就读语言班吧,几十万的留学成本都花了,也不在乎这几万了。他很坚持,说如果去读语言班,就只能证明自己是个没用的人。

而我,也被一个自己搞砸的实习,挫败了两三个月缓不过来。我计划的暑假,是出入北京繁华的写字楼,做半个媒体人,结果是困在家里,每天跟大爷大妈抢泳池,时不时地反思,自己怎么就这么没用。

我和他的生活,原本都像是恨不得24小时闪闪发亮的灯箱,结果接上2019的电路就短路了,唰地一下就灭了。我不知道每个人是不都得这么灭一下。我只知道,灭了之后想亮起来,还真的挺难的。

爱丁堡卡尔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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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终于还是鼓起勇气跟他说了。在他七零八落的房间里,熄灯后。

“我想跟你聊聊天。”

“聊啥?”

“也没啥。就感觉你最近都挺不高兴的。”

“..."

"是有啥事吗?”

“不想聊这个。”

“好吧。但我真的觉得,你身后那个背景板,不知道咋的,就黑了。”

“我想睡了。”

“好,晚安。

”晚安。“

那晚,我还是有点睡不着,但是我有点明白他了。

好多时候,不开心就像是鲠在喉咙的鱼刺。我是宁可干呕都要把它吐出来,但大部分人只想喝点甜甜的冰红茶把它压到肚子里。我以前看不起甜甜的冰红茶,觉得它治标不治本,还容易把肚子喝坏。现在想想,就算把鱼刺咽进去,也不一定消化不良吧。

生活都这么苦了,谁还不想要点电子世界的烟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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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几天行程,我和他去了一些有意思的地方。

Oban的豪雨让我们啥也看不见,并且把我们逼进了一家极其好吃的汉堡店。我俩分别点了双层加州堡和巨型奶昔,堕入垃圾食品的快感里无法自拔。

Glencoe的巨大,空旷,棕色与野性,让我一瞬间觉得自己的灵魂趴在了地上,好像置身于某个遥远的地外行星上。它真的太像科幻片的取景地了。不过就在我感慨自己的渺小时,他好像正在抓拍吹苏格兰风笛的人,以及表情管理失控的我。他说那天的我,像个座山雕。

Belfast像是个板着脸的怪老头,冷峻且无趣。从机场大巴上下来,我感觉自己像是个踏上奥斯维辛的犹太人,面前乌黑的高楼都成了集中营的烟囱,而他已经开始用Google Map搜最近的星巴克了。

一杯星冰乐下肚后,我和他强撑着逛完了Titanic Museum(居然要我15磅),到了Airbnb民宿后,看到面前东北大炕一样的床占了屋子的五分之四,房东的狗还在外面嗷嗷乱叫。

“要不然我们改签吧。”“好。”我俩气得开始傻笑,边笑边捶对方大腿。

第二天,2019年12月31日,我们坐着大巴来到了北爱尔兰的海边。天难得那么晴,大西洋温柔地拍打着发白的峭壁,西斜的太阳把草地照成了金黄色,也把他的脸照成了金黄色。虽然他头发留长了,黢黑的皮肤像个普吉岛渔民,但阳光打在他脸上还怪好看的。他那天举着相机,对着山坡上的黑脸羊拍来拍去,像个第一次参观农场的小孩。

那天回去,我和他都早早地睡了,盼着梦里的自己快点推开自己小窝的那扇门。

北爱尔兰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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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了,都是他陪我一起跨年,一起在新年的最后一天走过那些或黯淡或温暖的景致,一起在无声的热闹中睡去。

不知道下一个两年,以及后面很多个两年,是谁陪在我身边跨年,他身边又会是谁。但无论是谁,我都知道他一定会是这茫茫宇宙之间,我不愿弄丢的那个坐标。

在诸多不确定来临之前,我和他一样胆怯,慌张,在原地打转,不知道会被推到哪里。但我越来越清楚,无论我们未来在哪,或坎坷或顺遂,或飘摇或稳定,Randall都会是Randall,而叉烧也只能是叉烧。我们都只能成为自己,也必须成为自己。

就让我们多攒点力气与情绪,留给未来那些芜杂的日子,一点流浪的质感,一点飞驰的勇气。


2020/1/17

于卡迪夫

愿我们都能有勇气飞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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