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ndiver

来到广州一个月了，然而马上也要走了，短时间内可能不会再来了。一个月前，因为一家杂志社虚无缥缈的实习邀请，我在两天之内做了南下的决定，买了贼贵的机票，看我妈的眼睛哭红了一圈又一圈。我那时候在北京面了一个月的媒体，全部止步于面试。到了八月底，我日益觉得自己像是个发霉发烂的粗大垃圾，恬...

菲比的生命里不缺男人：喜欢恐龙玩具的洁癖前男友，外表精致得像意大利雕塑的纯种混蛋，应付各种尴尬局的龅牙男士，能让人一夜高潮九次的黑人律师，还有所有人的终极性幻想——一个爱飙脏话的性感神父。图：New York Times菲比的身体像是一个没有底的透明容器，男人们如同五彩斑斓的液体般从中穿过。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 Credit：积木屋新闻网最近，随机波动（之前是“剩余价值”）的播客聊了聊韩国的“N号房事件”，以及它背后映射的男性凝视和女性物化。有趣的是，这期节目请到了一位男性女权主义者——青年学者林平。在面对两位女主持人关于“男性是否有原罪”的提问时，他沉默了那么几秒种，而我大概也能想像他的尴尬神情。

上周五和一个卡大的博士 & LGBT+ activist聊天，他说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的宇宙最重要，但当你发现了别人的宇宙，你就知道了你故事的语境(context), 你也就没有那么孤独了。我坐在他对面，感觉自己灵魂的琴弦被那么拨动了一下。

我没有想到我会在周五的workshop上当着十多人的面大哭。那天的workshop，老师让每个人带一张对自己很重要的照片或一个物品，我准备了一张妈妈抱着我的照片。那是2000年2月4日，我快四岁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挤在爸爸单位分的40平公寓里，只有一个卧室，没有洗澡的地方。

来到Matters将近三个月了。刚来的时候，香港的游行愈发白热化，在这里看到了不少讨论两岸政治的帖子。之后沸沸扬扬的台湾大选，以及现在令人恐慌的武汉疫情，所有的公共议题都会在这里上升为政治辩论，到最后就是意识形态的角力了。因为人在国外，上面几件事我都没有直接参与，自觉没有资格下笔，对其中的细节指指点点。

*叉烧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俩认识两年了。这篇文章是写给他的，希望他每一年都更快活一点。和他在爱丁堡12月，在格拉斯哥醉醺醺的大街上，我第二次见到了叉烧。他穿撞色外套，宽牛仔裤，戴一顶绒线帽子，比我第一次见他瘦很多。他带我坐古早的地铁，像是70年代的苏联太空舱。

*起初想写的东西很丧，但我觉得自己写了太多太丧的东西。其实生活没那么悲情，很多问题也不一定是问题。这篇就纯当是给自己打打气吧。有一个朋友说我动不动就低气压，我也不知道自己咋就成了这样。这一年过得是没有以前开心，大概是快活的瞬间太容易消逝，不顺心的日子又太难消磨。

2019年只剩下不到十天，分享一件在年初想不到今年會發生的一件事？這件事對你個人生活帶來什麼樣的改變？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抑郁情绪抓住。我虽然生性悲观，碰到小坎会情绪低落，但好在都安全挺过去了。但今年这场自我怀疑来得尤其猛烈。我很多时候感觉自己的手脚被捆住，只剩一个人形躯壳，身体里的细胞如同肥皂泡泡般一个个挤破。

外国新闻报道（Foreign News Reporting）的第一堂理论课上，一张充满未来感的PPT封面被投在白墙上，上面写着：2023年，你在做什么？我的老师在北京机场拍下这张照片，用后期技术呈现了一种有点可怕的未来感。（图：Dr David Dunkley)我想了想2023年...

/ 来到Cardiff五天了，仍然在摸索这里的生活。蔬菜永远就那么几种，还贵的离谱。吃一盘蒜蓉西兰花开始觉得奢侈。海鸥又肥又凶，经常在市中心的大街上争抢食物。见到的流浪汉数量大概等于在北京一年见到的总和。有的胡子拉碴地追到身旁，自称可以预见我的未来；有的染了一头绿毛，用游离的目光打量着人群。

北京街景知道《好奇心日报》要做一个“北京故事”的系列，我十分期待。一是这家媒体被关了N次“小黑屋”，经历了裁员和重组，在如此严苛的审查环境活了下来，着实令人庆幸；二是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几年，这是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是我熟悉又陌生的地方，我很想知道它会被如何拆解。

2017年冬天，当伊藤诗织站到那熟悉的酒店门口，抬头仰望一个个窗格透出的明晃晃的灯光，她仍然止不住颤栗。两年前，她在这个地方被强奸，对方是日本的著名记者山口敬之。2013年，伊藤诗织在纽约求学期间偶然认识了TBS华盛顿分局记者山口敬之，之后多次用邮件向山口询问在美国的工作机会。

2018年10月2日下午1点14分，当卡舒吉走进伊斯坦布尔的沙特领事馆后，再也没有出来。他是四个孩子的父亲。当天，他去拿离婚协议书，准备开始一段崭新的婚姻。据土耳其情报机关的录音显示，卡舒吉被来自沙特的特工残忍杀害并肢解，整个过程不超过7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