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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新政治家 | 布莱尔论进步政治的未来

这个新的进步运动的建设应该从志同道合的工党、自民党成员与无政治归属的独立人士之间的公开对话开始。否则,我们就会陷入为一项不明不白的事业而斗争的沉闷境地,我们的双手被绑在身后,在一个我们无从选择的战场上,与一个本不配获胜的对手打一场无法赢得的战斗;并指望下一次失败会为我们带来一个我们现在就应当追求的清晰目标。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的。

再不彻底改变,工党将会灭亡 Without total change Labour will die

托尼·布莱尔 Tony Blair

原文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发表于《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杂志。翻译借助了 DeepL 的帮助。字体加粗为译者所为。布莱尔是英国工党籍政治家,1997-2007 年任英国首相。

(Photo By Jonathan McHugh)

英国工党和自由民主党面临的挑战,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政党没有存在的神圣权利,而在整个西方世界,中间派和中左翼的进步政党正面临着边缘化,甚至灭绝。弗朗索瓦·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rand) 的法国社会党或威利·勃兰特 (Willy Brandt) 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哪里? [1] 在糟糕的领导力和社会经济变迁的打击下,曾占据支配性地位的全国性政党很快就会变成边缘小党。看看阿斯奎斯 (H. H. Asquith) 和劳合乔治 (David Lloyd George) 的自由党,在 20 世纪初短短 18 年内从 397 个席位减少到了 43 个。

除了乔·拜登在美国的胜利之外,全球的进步政治都处于糟糕的境地:英国工党已经连输了四次大选,没人敢赌第五次会赢;德国社民党被排在温和的绿党之后;2012 年赢得总统职位的法国社会党现在的民调为 11%;[2] 意大利左翼陷于内讧和分裂; 西班牙和瑞典的社会民主政党坚持执政,但远远低于其早期的支持率。

说实话,任何明智的民主党人 (Democrat) 或民主派 (democrat) 都不应该过分渲染拜登的胜利。他战胜的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现任总统,其言行在中间选民看来无比奇怪而不可接受。在 Covid-19 危机中,唐纳德·特朗普的行为看来加剧了大流行;即便如此,特朗普在 2020 年总统选举中的得票数也比 2016 年有所增加, 而共和党在众议院增加了席位,且可能只是由于大选之后的出格举动而失去了对参议院的控制 [3],它以 1 月 6 日冲击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大厦告终。拜登的胜利与其说是对特朗普的政策,不如说是对其行为举止的沉重反击。而拜登可能是民主党提名的唯一一位有机会获胜的潜在领导人。

如果没有拜登,以及他不言自明的通情达理和温和,可能就不会有胜利。观念在政治中很重要,而且不无道理地,对进步主义者来说尤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能够成功表述和宣扬这些观念的领导者,它们就会在书架上蒙尘,而不是在投票箱中获胜。拜登明显的得体——正确的人、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时间——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即使是现在,随着新总统的当政,他低调的态度掩护着其异常激进的经济刺激和「重建」(build back) 计划,民主党人也不会完全得其所愿。

共和党在唐纳德·特朗普问题上的持续分裂可能会让任何重振风云的机会溜走, 至少在总统职位上是如此;但如果共和党解决其领导危机,找到一个可行的领袖,他们可能会让民主党疲于奔命。特别是,当拜登正在与 Covid-19 危机作斗争的时候,他在这个令党争显得愚蠢的领域的明显才干对他很有利。但在这个领域之外,民主党可能会陷入困境,尤其是在文化议题上。美国仍然是一个严重分裂的国家。

Cover of the New Statesman, issue of 14-20 May 2021

进步主义者的问题是,在一个人们希望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迎来变革,希望有一个更加公平、美好和繁荣的未来的时代,激进者不明智 (sensible),明智者不激进。于是,就只剩下了两种人可供选择,一种唤不起人们的希望,另一种唤起希望的同时却也激起了恐惧。因此,新的激进左翼在前面狂奔,而「温和派」则被拖在后面,一边不自在地念叨着左翼政策的淡化版本,一边偶尔试图站稳脚跟,以免进一步疏远中间选民。

结果是,今天的进步政治有着一个老旧的经济纲领 [4],即大政府 (Big State)、税收和支出,除了支出部分(右翼如果想照抄也不难),没有特别的吸引力。这与围绕极端的身份政治和反警察政治的新式社会 / 文化纲领结合在一起,让大部分选民感到厌恶。「削减警察经费」(defund the police) 可能是自「无产阶级专政」(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以来左翼最自讨苦吃的政治口号。这让右翼能够宣传一套看起来更为实际的经济纲领,以及一套围绕捍卫国旗、家庭和炉边传统价值观的强大的文化纲领。最重要的是,右派表现出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而部分左派似乎一提到爱国就不自在。

所有这些都是在现实世界转型的背景下发生的。我们正经历着自 19 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最深远的动荡:互联网、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的技术革命,基因组学 (genomics)、生物科学、清洁能源、营养学、游戏、金融支付、卫星成像等方面的非凡进展——一切事物,工作、休闲和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受到其变革力量的影响。问题是如何使用它:是控制人类还是解放人类,是为目前缺乏机会的人提供机会,还是将更多的权力、财富和机会交到已经养尊处优的人手中。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政治挑战,那些了解这场革命、展示如何为人民的利益掌握它并为公共利益驾驭它的人,将当之无愧地赢得权力。这是一个为进步事业量身定做的挑战。它需要有为的政府;对社会正义和平等的承诺;对公共服务的全面改革,特别是医疗和教育;将边缘人群纳入社会主流的措施;以及 21 世纪的新基础设施。

这将需要创新,而不是维持现状;需要的心态是变革者,而不是小写的保守派 (“small c” conservatives)。最好是与其他国家协同合作,而不是坚守狭隘的民族主义。以 Covid-19 危机为例。它要求政府积极利用创新、集体努力和全球协调,平衡经济的需要和对抗疾病的需要。这场危机加速了技术变革,加深了不平等,使人们更加重视创造力,并显示出尽心尽责的公共服务是国家生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一切,以及我们即将生活的世界,都在呼唤着一个进步主义的回应。在未来,那些有能力应对科技革命的人可以成功;那些没有能力的人几乎肯定会失败。这就是现代的进步事业。21 世纪的科技革命是关键所在:这是现实世界的巨变,能向善也能为恶。


为什么进步主义者觉得很难迎接这场挑战?为什么他们自称看到了挑战,但转头就无视掉,而把他们的想法和精力集中在别处?

个中缘由,与工党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很难放弃第四条 (Clause IV) [5] 以及对大规模国有化的承诺的原因相同。换言之,进步主义者将持久的价值观与过时的执行机制混为一谈——没有把握住当代社会和经济挑战的本质,以及在心理上不愿意放下过时的过去。这意味着要抛弃教条 (shibboleths)。这个新世界需要的不是大政府本身,而是一个战略性的、积极的、善于解决问题的、同时善于促进社会包容和经济活力的国家。它将挑战所有不适应变化的人,包括具有传统中央集权思维的大企业,或无法在新经济中有效动员工人的工会。无数的小公司和自营职业者将成为未来的核心,而不是边缘。

公共服务也是如此。我们教授和提供医疗和教育的方式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旧的工作方式将衰落。为了解决住房危机,将需要新形式的社会所有权。解决方案往往是实际的,有些更多关涉传统的左翼思路,有些则更多关涉现代的中右翼思路。这将需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价值观,但对于落实这些价值的手段,则完全持不可知论 (agnosticism) 的态度。[6]

西方新的左翼激进人士的思想——实际上只是新一代对 1960 年代马克思主义启发的左翼政策的重新发现——对于回答这一挑战来说基本上是多余的。产业的公有制,大学「免费」,更严格的监管——所有这些传统的解决方案,在政治上充满挑战,而且不会像技术变革那样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甚至,如果它们抑制了社会的流动性与奋进的力量,可能还是倒退。它们看起来很「激进」,因为它们来自传统左翼,而传统左翼也是这样宣传它们的,但在政治上,它们现在大多宛如博物馆展品,是过时的意识形态挥之不去的遗物。

这并不是说传统问题不重要;只是与伴随着以上所述革命的问题相比,它们是次要的。当然, 我们必须确定税收和支出的水平,适当的监管,以及国家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而且会有许多政治性的选择和权衡,民主将对此做出决定。但是,所有这些在我们如何处理现代技术变革全方位的、浩瀚的影响这一问题面前都黯然失色。因此,我们可以而且无疑将需要在国民医疗服务系统 (NHS) 上投入更多的公共开支。但更大的改革挑战是我们如何利用技术来改造诊断、预防和公共卫生。

同样,应对气候变化只能通过应用科学和技术来完成。特别是,这将需要交通方式和交通基础设施的革命,以促进电气化和从航空转向高速铁路。铁路系统是公有还是私有,远不及未来十年间到来的下一代铁路技术重要,也比不上电动和无人驾驶汽车的发展及其对就业、保险和交通运输的所有派生影响。

在教育方面,我们如何利用在线教学的可能性来改变我们教育年轻人的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教学技能的发展,将决定我们在未来是否是一个受教育的国家。而那些先发制人的国家将获得不成比例的优势。

你可以在字面意义上翻查一本政策目录,从犯罪到国防再到环保,在每一种情况下,技术变革的潜力都是巨大的和革命性的。这就是未来。但你不能用过去的剧本来组织未来。

正是因为新的年轻一代正在寻找激进的政策,就像每一个新一代一样,而且因为他们并未真正在那毫不振奋人心的经济纲领中找到它,所以进步主义者安于纠缠一系列文化、性别、种族和身份议题。成功处理这些议题对现代进步主义者来说同样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很大一部分温和的进步派意见只是想完全避开这些文化和身份议题。温和派——通常是老一辈的人——不大理解人们对诸如跨性别者权利这类议题怀有的强烈感受。他们不信任自己的敏锐,害怕被绊倒或说错话,因此采取的立场基本上是:不存在文化战争,无论如何我们都不打;或者如果有文化战争,我们被迫要打,我们会尽可能安静地在私下里打。

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它只是加强了这种印象,即这些人软弱、没有立场。而且,正如我从政一生所知,无论你是多么成功的领导人,你并不总是决定议程。你可以决定答案是什么,但你并不总是能决定问题是什么。你的政治对手有发言权,而最重要的是,公众也有发言权。

右翼知道他们在这些文化议题上触及了关键所在。他们正陶醉于此,并在整个战场上给左翼挖坑,而左翼正在一个接一个坑地跳进去。(也有没跳进去的。拜登的一个关键时刻是,他在支持警察改革的同时,坚决拒绝了「削减警察经费」。)

低头并不是一种策略。一场庞大的文化斗争正在上演。进步主义者往往对「警醒」(woke) 和「政治正确」这类词汇皱眉头,但普通公众完全清楚其含义。这场战斗是在由右翼定义的场地上进行的,因为明智的进步主义者根本就不想上场。这样做的后果是,「激进」的进步主义者很乐意在这个场地上战斗,以便高举进步的旗帜。这种战斗保证了右翼持续获得胜利,但这丝毫不能吓倒他们。相反,这给了他们一种崇高的正义感,就像政治上的神风敢死队。


进步政治必须解开这个文化问题,并在公众支持下站稳脚跟。这并非不可能。但它需要深入的思考和政治上的勇气。这里有一些原则,可以围绕这些原则来实现。

人们并不喜欢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国旗或他们的历史不受尊重。左翼总是对这种情绪感到困惑,认为这意味着人们支持他们国家做过的一切,或者认为他们所有的历史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们并不这样认为。但人们的确对把今天的思维强加于昨天的做法充满质疑;他们怀疑在许多左翼文化战士的议程背后隐藏着在他们看来陌生而极端的意识形态;他们本能地擅长区分情绪和运动。他们会大力支持反对种族主义的运动;但他们对「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s) 运动边缘一些人的言行感到反感。你可以翻阅各种现代运动的清单——从「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到跨性别者权利,再到「收复街道」(Reclaim the Streets)——以同样的方式,发现同样的情况。

人们喜欢常识、比例感 (proportion) 和理性。他们不喜欢偏见;但他们不喜欢为了打击偏见而诉诸极端。他们支持警察和武装力量。同样,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这些机构是无可指责的。一点也不是这样。但他们对那些在他们看来试图抓住任何不当行为来全盘攻讦这些机构本身的人十分警惕。他们希望他们的领导人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将意见分包给压力团体,无论其价值如何。

在文化问题上,进步主义者的正确做法是将理性和节制视作一种美德。对不宽容不予宽容——也就是说,可以有不同意见,而未必要指责。寻求团结。摒弃摆弄姿态的政治 (gesture politics) 和口号。当他们被指责为不够支持这些事业时——这不可避免——要为自己挺身而出,明确拒绝被欺负或推搡。这会失去一些音量很大的少数派的选票;但也将与坚实但往往沉默的中间派建立起纽带。当然,这也将使事业本身得到有效的推进,就像最晚近的工党政府在同性恋权利方面和通往婚姻平权之路上的革命一样[7]——以及保守党在这个议题上的被迫转变。


英国工党是进步主义者所面临之挑战的化身。就在 17 个月前,它走向了极左,遭受了该党历史上最严重的败选。工党现在用聪明、干练、观点温和的凯尔·斯塔默 (Keir Starmer)——凯尔爵士——取代了杰里米·科尔宾 (Jeremy Corbyn),一个典型的抗议型政治家,完全不适合做党的领袖,更不用说治国了。他对科尔宾时期的反犹主义污点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在反对政府对 Covid-19 的应对时总体上是讲理的,而且看起来和听起来都很通情达理。但他仍难以在公众中取得突破,而上周的选举结果是一个重大挫折。[8]

工党现在正抓破脑袋,想搞清楚为什么用更温和的人取代一个极端主义者并没有实现奇迹般的复兴。人们甚至质疑,凯尔是否是正确的领袖选择。

但是,工党不会仅仅靠换掉领袖就能恢复活力。它需要彻底的解构和重建。不这样做是不行的。

目前,工党完美地表达了进步主义者的两难处境。科尔宾激进,但不明智。凯尔似乎明智,但不激进。他缺乏一个令人信服的经济纲领。而文化纲领,因为他不出面澄清,正在被「觉醒」的左翼所定义,后者的每一句言论都被右翼抓住把柄,一击毙命。同样, 当保守党政府的支出已经达到创纪录水平时,「花更多钱」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口号。2019 年工党政纲中的遗产——一个 1 万亿英镑的计划——如同一只巨大的信天翁,与之伴随的是左翼惯常的错误论点,即各个具体项目在民调中很受欢迎(这向来如此,但真正致命的是它们的累积效应)。

在文化议题上,一个接一个,工党被逼到了有损选情的位置。一个寻求权力的进步政党,如果对特雷弗·菲利普斯 (Trevor Phillips)、萨拉·汗 (Sara Khan) 或 J.K.罗琳这样的人不屑一顾,那就不会赢。进步政治急需对这些文化问题进行开放的辩论。它需要对那些试图靠大嗓门压制辩论的人展开强有力的反击。并寻找一个新的执政联盟。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它只能通过从中间地带向外扩张来做到这一点。


进步政党必须使其经济纲领现代化。他们还需要一个统一的社会和文化纲领。西方政治中的保守政党已然学会了适应和调整。但总的来说,他们正在寻找一个新的经济和文化联盟。

与此同时,左翼政党正在分裂,绿党正在崛起,但很少有能力赢得权力,而并不认同保守主义的整整一代才俊难以找到政治归宿。就目前而言,工党无法完成其历史使命。它的局限性从一开始就存在,特别是它与英国伟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格莱斯顿 (William Ewart Gladstone)、劳合乔治、凯恩斯、贝弗里奇 (William Beveridge)——的疏远。除了新工党时期,工党从未成功执政超过六年;而过去十年中它所走过的毁灭性的死胡同,使这些局限性变得更加严重, 甚至可能成为痼疾。

对当前的大规模挑战和变革持开放态度的进步政治家,应当在工党、自民党和政治上无家可归者的队伍中找到。在没有「另立新党」之类戏剧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进步运动;一个新的进步议程;以及建立一个新的执政联盟。

这个新的进步运动的建设应该从志同道合的工党、自民党成员与无政治归属的独立人士之间的公开对话开始。否则,我们就会陷入为一项不明不白的事业而斗争的沉闷境地,我们的双手被绑在身后,在一个我们无从选择的战场上,与一个本不配获胜的对手打一场无法赢得的战斗;并指望下一次失败会为我们带来一个我们现在就应当追求的清晰目标。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的。


译按&译注

  1. 9 月 26 日的联邦大选中,舒尔茨 (Olaf Scholz) 领导的德国社民党以 25.7% 的选票获胜,绿党 (14.8%) 和自民党 (11.5%) 不同程度崛起,三党组建了联合政府。本次大选的选票分布呈明显的整体左移、左右两翼极端政党衰落的形态。
  2. 最有可能代表社会党出战2022年法国总统大选的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 (Anne Hidalgo) 在目前民调中的支持率约为5%。
  3. 指特朗普的“选举舞弊”指控影响了佐治亚州共和党选民的投票率,间接导致共和党在第二轮投票中输掉该州的两个联邦参议员席位。
  4. 原文为message,但中文里「信息」或「讯息」难以传达出原文「以主张来吸引和号召选民」的含义,故退而求其次译为「纲领」。
  5. 工党党章第四条,列明了工党的宗旨、目标与价值观,其中对产业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承诺直到 1995 年布莱尔的「新工党」(New Labour) 改革才被删去。
  6. 布莱尔似乎误用了「不可知论」一词,实际用意更接近「实用主义」(pragmatism)。
  7. 指布莱尔政府和其后的戈登·布朗 (Gordon Brown) 政府。
  8. 指 5 月 7 日哈特尔浦 (Hartlepool) 的补选,这个工党传统选区以压倒性优势选出了 62 年来首位保守党下院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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