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淡如菊

自序里杨葵说此书是自己的第六本文集，我心里不禁纳闷，扳指头数了数，《过得去》，《百家姓》，《东榔头》，《西棒槌》，怎么也想不起另外一本是什么。上网查了一下，才知道还有《在黑夜抽筋成长》，于是连忙定了一本。

知道杨葵，缘起缪哲。从缪哲那里知道刀尔登，从刀尔登那里知道老六，然后从老六那里知道了杨葵，开始读他的书。杨葵煮字多年，编辑出版了无数好书，自己写的，就这六本小书，每本都不是很长，但读来如嚼橄榄，越嚼越有味道。他对文字有敬畏，唯恐浪费读者的荷包和时间，书名起得也谦逊无比。如今网络文学时兴，人人都有书写的可能，不过照杨葵的说法，是“照着说”还是“接着说”，关键在于是否有新意。多年的编辑生涯练就了他对文字的敏感和趣味，《坐久落花多》开篇就谈“写作流行病”，历数了时下写作者的病症。怎么写好，比较难回答；怎么写不好，不妨对照他写的种种流行病自查一番。比如，要使文章有新意，就要尽量“接着说”，而不是“照着说”。这一点跟做研究是类似的，研究的价值体现在originality, creativity, 而不是一味的reproduction. 杨葵历数了一系列看似对立的问题，如“极简”和“文艺”，说“文艺得做作固然招人嫌，极简得乏味也一样不好”。关键不在于文艺或极简，而在于内容充实与否，表达贴切与否。只不过眼下很多写作者追求“文艺范儿”不得，只有“文艺腔”，而“文艺”则杳然难觅。再如“求逗”与“讨好”，指陈了一些作者一味求逗的造作，然后说“雅俗不是问题，关键要会心”。读者会心了，自然会笑，会有掌声，作者切忌用力过猛，刻意讨好读者。杨葵推崇李零教授做学问的态度：既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同样的态度也适合写作。杨葵对写作流行病的指陈，既是一个编辑“眼睛里揉不得沙子”，也是一个文人的文化自觉。语言与人心或文明的关系，是古来的老话题。缪哲在《祸枣集》里，反复强调“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语言与精神的好坏，互为表里。

杨葵书里对眼下许多流行的文化现象，是持保留态度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早已是惯例了。即便是读书会，也经常出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误会。好的作品在不同的读者之间会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读者也会读出不同的况味，很多感觉是“不足为外人道也”或“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的，若非出版商的促销，作者大都不喜欢此类活动。还有，对于部分文艺工作者将没有杰作归结于创作不自由，“管得太具体”，也有自己的看法。他通过一系列的具体事例，如前苏联的文艺创作，狄更斯的“遵命创作”--《匹克威克外传》，说明文艺创作中的种种限制其实如毛姆所说，“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其自身的限制。艺术家越有才能，就越能自由地在限制范围内发挥自己的创作本能”。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民国范儿”成了文化圈里的热门话题，很多人热衷于民国教育与学术的自由，一副“屠门大嚼”的艳羡。缪哲评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时说，“咱们缺的，并不是自由，而是约束自身：如今学者之以文淫，如娼女之以色媚；教育与学术的大害，是我们心行的浮薄，不在自由的多少”。学术也罢，文艺也罢，确实需要自由的氛围；不过一味抱怨眼下的“不自由”，进而将其作为自身没有杰作的借口，就有点瞎起哄了。

读罢全书，一如既往，回味无穷。杨葵献身说法，给我们呈现了一种写作的境界：不在于多么独步武林，而在于如何祛除种种流行病，清洁文字，清洁精神，言之有物，避免“为赋新词强说愁”。

书里的几篇书评，写得也颇有味道，起码我对下面的书起了阅读的兴趣：张梅的《家师逸事》，李辉的《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徐皓峰的《大日坛城》，以及《卢作孚箴言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