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生活机遇何以沉浮？

引言：国家与个人的透视

《国家与生活机遇》一书是周雪光教授进入学术领域的早期作品。作者围绕两个主题展开：1）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与分层动态过程的交互作用；2）国家社会主义转型中的制度变迁。雪光教授选择教育获得、职业流动、官员升迁、经历利益分配等领域，系统分析了1949~1994年中国城市的社会分层问题，据此提出两个核心理论：1）分层动态过程理论。即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框架之下，国家及国家政策与再分配制度的互动使得个体在教育获得、劳动就业、组织晋升、明显的和潜在的经济利益分布等领域的生活机遇分配并非固定，而是随着历史阶段特征的不同而动态变化；2）政治与市场协同演变理论。认为是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演变奠定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转型的社会基础。

迄今为止，这是关于中国社会分层最全面和最严谨的研究。个体遭遇与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之间的关系深厚复杂。个体的生活经历和日常活动往往暗含社会分层的微观过程——社会机会结构和位置结构的变化以及这些机会和结构如何分配给个人。书中有诸多统计数据的经验验证，但由于本书的主要关注点是国家与个人生活机遇之间的关系，因此在阅读中，我重点关注的是在系统性数据分析背后，呈现了二者怎样的关系：即国家以及国家政策如何塑造个体生活机遇，个体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如何来应对这种冲击。接下来，笔者的阅读笔记将分别据此展开。

一、国家的渗透：生活机遇何以沉浮？

社会分层过程涉及到影响个体生活机遇的双重过程： 1）机遇结构的改变；2）机会分配机制的改变。社会分层暗含个体生活机遇沉浮的密码，其核心是再分配制度，因为再分配制度在国家和民众之间建立了稳定的组织联系。因此，要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分层，我们首先要明确国家及其再分配制度所扮演的角色。

国家无所不包的角色是国家社会主义政治结构的一个典型特征。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一个史无前例的周密政治、经济和社会集权体制深入到中国城市生活的每个角落，几乎所有资源都由国家加以分配，国家和国家政策对于影响着个人生活机遇有着巨大能力：一方面，国家通过再分配制度提供稳定的地位结构和资源分配模式，塑造各类社会群体的利益与特权格局；另一方面，再分配的组织失败往往引发宏观政治进程的急剧变化，直接而迅速地改变社会机遇结构和资源分配模式，形成分层动态过程。

（一）机遇分配：谁可作为？

拉斯维斯曾抛出一个命题：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当我们把视角切换到国家与生活机遇之中，拉斯维斯命题就变成：在国家社会主义对个人生活机遇的配置过程之中，何种人群更易有所作为？换而言之，国家通过何种手段对资源和机会结构进行了再分配，这一再分配机制的内在逻辑和内在机制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了解再分配的机制过程——社会机会结构和位置结构的变化以及这些机会和结构如何分配给个人。在国家社会主义框架下，依据再分配的逻辑、主体和路径，周雪光提出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制度的三个命题，系统地揭示了国家社会主义如何通过再分配个人生活机遇。

1）分配逻辑——政治资本命题。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分层过程反映的是市场逻辑，那么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则是由政治逻辑支配的。在这一制度背景下，中央政府即执政的共产党在资源分配中扮演着最终的、决定性的角色。再分配的政治逻辑导致了国家社会主义资源分配的一套特殊机制，中央政权对政治忠诚给予奖励。机会和经济利益的分配青睐于拥有政治资本而非人力资本的人，报酬体系也青睐于那些拥有政治地位和政治忠诚的人。

2）分配主体——官僚阶级命题。沿着国家社会主义框架下的社会不平等这一线索，官僚阶级（干部）的特权地位其他所有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壁垒时常被提及。人们往往认为官僚的特权地位使其在经济资源再分配中拥有巨大权力，从而拥有更丰厚的利益回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对官僚阶级的特权和利益获得展开分析之后，官僚阶级在个人收入、住房待遇和代际传承等方面的优势有限，并且其生活机遇与其他社会群体一样脆弱和不稳定。至于为何如此，我将在第二小节展开分析。

3）分配路径——工作组织命题。国家社会主义的再分配是通过官僚组织实施的，国家社会主义产权的工作组织等级制度是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分层的一大结构性特征，在产权关系上与国家联系紧密的组织比其他组织享有更优厚的政治待遇、经济利益和社会声望。在过去20年中，越来越多的文献强调组织环境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证据表明，国有部门中往往聚集更优的工作位置（干部）、更好的人力资本（教育）和更高的隐性利益。

上述三个命题揭示了国家社会主义分层制度在常规情况下配置个人生活机遇的一般逻辑，对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分配逻辑、分配主体和分配机制做出详细的说明，对我们理解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制度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对于熟悉中国历史背景的人而言，由国家政策的转向引起的政治波动和转折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社会事实。国家社会主义个人生活机遇不仅受到国家再分配体制特定结构条件的影响，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动态过程和于此相应的国家政策转向的影响。因此，在第2小节中，笔者希望从持续的政治动荡的脉络中，梳理出分层动态过程在理解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模式的重要性。

（二）政治冲击：何人幸免？

作家胡发云在小说《迷冬》描绘了那场全民被裹胁进入的红色革命，在直接而无所不至的宰制下，当命运，而且是所有人的命运，受到出乎意料的拨弄和改变，到底何人能够幸免？回溯历史，政治运动作为政治动员的制度化形式贯穿中国的发展历程，政治动员及其由此引发的国家政策的变化，往往能够直接而迅速地改变社会机会结构的分布，给个人生活机遇带来非积累性的、破坏性的影响。那么，在数次动荡之中，不可战胜、不曾泯灭的究竟是什么？换而言之，个体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抵制那些威胁自身生活机遇的国家政策？

由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政治动员往往将成千上万个个体裹挟到这一非常规进程之中。每个运动都会产生不同的政治机会，与之相伴的是这些运动的受益者与受害者。由于这些运动并不局限于政治领域，而是涉及各行各业，政治运动的后果亦以一种剧烈的方式在广泛的领域中影响者个人的生活机遇。

这些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通常以一种不可意料的姿态入侵到个人的日常生活领域，譬如“红”与“专”不同政策间的变化，社会评判标准的切换等，个体的社会地位与生活际遇亦随之上下沉浮。在书中的资料呈现里：1949-1994的45年间，中国城市在机会和选择标准方面都存在着显著变化。正如工作获得模式和升迁模式所显示的，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受到由国家政策变动引导的宏观政治、经济进程的影响。同样地，父母的政治和人力资源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也是随时间变化的。

我曾试图从阅读中找寻动荡之中如何安身立命的答案。在急剧变化的政治波动面前，何人能避免这种动荡对个体生活的打断？但是很遗憾，由于这一分层动态过程是由其他宏观政治进程触发和引导的，社会群体至少短期内很难有能力抵御或改变这些动态变化。换而言之，在宏观政治进程的巨浪之下，个体的命运早已镌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之中，没有人能避免动荡带来的不安。

一方面，个体往往难以应对宏观政治进程对自己的冲击。当国家在城市居民中强制实行“上山下乡”政策时，无论是干部、 专业人员还是其他任何社会群体都不能保护自己的子女免受这一政策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某一场政治运动的受益者往往在得到微薄的好处之后，又在下一场运动中变为沉降的群体。无论是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或是又红又专的工农子弟，或是出身良好的干部子弟，都有可能上一场运动中飞上云霄，旋即又在下一场运动跌入尘埃。

可以看到，命运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中悬浮不定，甚至于，你出生的时间决定了你在什么时候经历哪场动荡，以怎样的顺序被时代洪流拉扯，无人能幸免于时代的社会激荡。那么，始终立于不败的是什么？是官僚阶级吗？是知识分子吗？是工农子弟吗？都不是。因为，政治的冲击与动荡，是以一种近乎无差别的模样来到每一个个体面前的，没有人能够避免。那么，对于卷入其中的个体而言，他们如何应对这些分层动态过程在生命历程中造就的不安与动荡呢？我将在下一部分介绍个体在宏观政治进程中的境遇，试图揭示书中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个体怎样的心态秩序与行动策略。

二、个体的境遇：不安、幻灭与抵抗

正如前文所言，再分配制度与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造就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分层动态过程。一方面，分层动态过程在削弱甚至有时打破社会群体间稳定界限时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另一方面，分层动态也给所有社会群体中的个人带来了动荡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打断了个人的生命历程，诸如教育时机、结婚、养育孩子和生活条件，个体的本体性安全受到极大的消解。尽管周雪光教授在书中更为强调国家对个人生活机遇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个人和社会群体只是这些政治动荡的被动接受者。恰恰相反，他们一直是政治进程的积极参与者。接下来笔者将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基于个体在结构性宏观进程的境遇与行为策略，探讨制度变迁的社会根源。

（一）命运逆转：本体性安全破碎

本体性安全是植根于个体自我一致性的稳定心理结构。通过本体性安全，个体得以获取一种对外在世界的安全可靠的体验来削弱安全感的剥离。本体性安全的破碎，伴随着国家社会主义的分层动态过程：

首先，频繁的政治运动导致个人和社会群体间戏剧性的“命运逆转”。某个时期的政治积极分子可能成为另一个时期政治清洗的受害者。“文革”前及“文革”期间频繁的政治运动也导致个人生活机遇的戏剧性变化。譬如，作者在第5章中真挚叹谓：对一位50年代的大学生而言，当时稀缺的高等教育机会意味着他或她将会被分配到政府机构或公共组织中，获得一份有工作保障和社会地位的理想工作。然而，仅仅是在大学中冒险批评党的领导，就可能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又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斗，生命历程和家人的人生经历从此永远被改变！

其次，社会群体界限的脆弱性造就各个群体相似的生活经历。由于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结构摒除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群体，将每一个公民和社会群体直接与国家连接起来。因此， 国家政策的实施影响通常会超越群体界限，导致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当社会群体所处社会位置的相对地位稳定时，各个群体也往往有类似的生活经历。换言之，由政治运动变化引起的分层动态过程的一个重要的后果便在于社会群体界限的脆弱性和易变性——政治体制中的既得利益不断受到打击，政治地位以及与这些位置相关的身份都会随时间有很大变化，群体界限比稳态社会更具渗透性。譬如，在“文革”期间，几乎所有的官员都被赶出办公室，很多人被送往农村。他们的家庭成员和孩子以类似的方式遭受磨难。而“大跃进”运动和随后发生的经济灾难致，使所有社会群体都承受了极端的生存条件。

中国政治史中的分层动态过程和变化的生活机遇对曾有这些人生经历的人们有着深刻的影响。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地形塑和改变着个人的生命历程，对其观点和行为产生持久影响。以“上山下乡”经历为例，在那一时期有过此经历 的人，历史影响和个人思考大有不同。正如一本描述“上山下乡”经历的书的编辑所观察到的：“如果他们生而为当地的牧民、农民或农工，他们也许体验不到这 种苦难的深重与不幸，而他们恰恰是带着所谓知识与文化来到这些愚昧与贫困交加的地方的，甚至很多人是带着心灵的创痛与失落（个人的或家庭的）而来的，因而他们更加深刻地领悟了苦难与悲惨的涵义，体验了人生的艰辛和坎坷，体验了青春的黯淡与苍凉”。诚然，这些人生经历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个体的本体性安全破碎，政治幻灭和意识形态危机开始蔓延。

（二）理想幻灭：“弱者”的武器

在高度动荡的政治环境中，一个人的生活机遇通常是一夜突变，从而导致政治幻灭和对政治体制的消极抵抗。过去分层动态过程的经历——机会的扩大和减少、生活机遇的得失、职业的晋升和中断——造就了对国家政策波动的高度敏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和社会群体只是这些政治动荡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往往采用“弱者”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一方面，政策的变动为不同社会群体将其意见纳人政治进程提供了政治机会。各个群体往往利用机会追求或保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分层动态过程通常为非组织化利益相关者提供了通过应对政策振荡的自发行为来表述自己利益的机会。

另一方面，分层动态过程渐渐地削弱了再分配的组织基础，并引发了意识形态危机，导致对社会主义理想和再分配国家理想的普遍破灭，并滋生了政治犬儒主义以及对政治进程的退出，如抵制参加国家发起的政治运动。

可以看到，频繁且冲突的政策波动、个人生活机遇的剧烈变化以及个体或群体不能自保免受国家政策的不良影响，不可避免地培育了相应的个人应对策略：理想破灭、玩世不恭和在国家发起的政治动员中消极被动，构成了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几次政治运动（反对精神污染运动，反西方化运动等），全都由于基层干部的抵制，以及普通 工人、大学教授甚至党内干部的拒绝参与而失败。

意识形态危机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破坏了国家的一大武器——群众动员，这极大地限制了国家的动员能力，迫使国家诉诸改革，采取新的政策以应对经济和政治的危机，从而确立了接下 来20多年中国伟大的转型时期。就此而论，国家政策的变动，以及由此造成的分层动态过程，不仅仅是国家将其意志强加于社会。更确切地说，正是国家和社会间的互动塑造了政治过程的路径，并延续了我们观察到的分层动态过程。

结语：个体即是政治

时代风云际会，人生跌宕起伏。回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短暂而又剧烈的政治波动留下难以磨灭的影响。不同个性、不同特长、不同背景的人们被卷入其中：他们可能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可能是又红又专的干部子弟，可能是大字不识的山野村夫，但都在依次到来的政治动荡中经历各自人生的天翻地覆——机会的失去与复得，家庭的离散于团圆，命运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中悬浮不定。

早前读《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作者在书中叹谓:“如果我们不能领悟大的历史进程对个人生活的影响，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这些历史进程。相反，个人日常生活中得到小习惯、小习性也有助于塑造人们所生活的和决定历史进程的大社会。”这与周雪光老师在《国家与生活机遇》中的观点不谋而合。诚然，个体即是政治（personal is political），个体的生活际遇往往伴随国家民族命运而波澜起伏。在国家与生活机遇的互动中，个体如何被超越自身的结构所塑造，二者如何在碰撞与冲击中相互影响，是本书的争鸣的精妙之处，亦是社会学的深刻而又永恒的「结构-能动」命题。

新近的理论强调结构的二重性，认为结构与能动相互渗透，互为因果。但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时常感受到能动的无力。在数次运动中，有一句口号令人印象深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于是我时常在想，广阔天地，谁可作为？如何作为？作者在书中大篇幅地描绘了结构性因素对个体生活机遇的塑造、冲击与改变，不管是处于什么社会地位的人都无法难以避免这种影响。似乎个体的“作为”，是桎梏于国家宏观进程的框架之中的，那么个体的努力是有意义的吗？变化的人生经历为个体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资源，使得个人在新时期可以从中获取策略和行为取向。更重要的是，社会心态秩序的转变为80年代以来的经济转型铺平了道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社会变迁具有超越边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