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思想的果實與詛咒：讀《拚經濟》與《激進市場》序論

資本主義之前的世界

在最早的採獵社會中，社群的存亡係于採獵成果的共享，代價則是無情犧牲拖垮社群的老弱孺。某些人偶然發現了將植物種子播種於土中的方法，成為農業社會、私有財產制與財富不平等的濫觴。

在之後的數萬數千年間，擁有土地就是掌控關鍵生產要素。因此地主分出部份土地給予佃農與農奴，並從其勞動成果中抽稅，即是地主的被動收入。而這些地主與貴族甚至軍權、王權之間的關係，很大程度描繪了那時代的經濟樣貌。

那些年依然有小商人遊走各地，但在缺乏信用系統的時代，不僅難以和風險抗衡，囤積的財產也罕有再投資的管道。這些貿易商人並不代表資本主義是亙古以來皆存在的意識形態。

資本主義的潮起潮落

直到十五、十六世紀的西歐，跨國貿易與簡單的資金池、保險系統的出現，宣告了貨幣與信用掛鉤的時代來臨，揮別了過往生產力與人力成正比、飽受馬爾薩斯人口論所詛咒的世界。

資本主義初生之時並不特別耀眼，僅僅略高於過往一兩個百分點的生產力提升，並沒有讓西歐瞬間成為世界的中心。當時的經濟系統面臨的壟斷問題，可以說是私有財產制的必然後果之一，即貴族把持了政府，並進一步限制了市場的邊界以保護自己的壟斷權。

面臨這個問題，第一批將哲學的剃刀揮向經濟領域的哲學、政治與經濟學家們，諸如亞當斯密、邊沁、彌爾等人，從經濟制度、道德與民主等多方面拓展市場的邊界，讓更多交易成為可能，也以此揭開了「現代」的序幕。

而後在工業革命發生於英國之時，完全的自由讓資本家以機器賺進大把利潤，同時悲慘的勞動條件也讓勞工的平均壽命下跌至中世紀水準。資本家取代了過往的貴族，以資本換取政治力進一步鞏固壟斷，再現了過往以政治凌駕市場的光景。

對此，第二批改革家如亨利喬治、韋伯、馬克思等，立場有左有右，各自提出了修正性或顛覆性的主張。這個時代中實現了反壟斷法、組建了工會、建立了重分配的稅制，讓社會福利的制度與思想部分矯正了資本主義的缺陷，也開啟了資本主義第一次黃金年代。

然而在那黃金年代中，國內的經濟狀況或許略有緩解，國際狀況卻是一如既往地無政府。許多第一世界國家的重要收入來源都是剝削殖民地，一方面用貿易壁壘保護自己，另一方面則以船堅炮利逼迫殖民地「自由」貿易，史稱帝國主義時期。

左右兩派的反省與辯證

之後，兩次世界大戰與大蕭條摧毀了過往的榮景，而自由放任的政策在大蕭條中並未證實其有效性。在一段太長的復甦期後，由戰後嬰兒潮帶起了第二波資本主義黃金時代。人們漸漸拋下凱因斯的理想，擁抱海耶克與傅利曼的新自由主義，並宣稱「效率」才是經濟唯一的未來。雷根總統與柴契爾夫人都採納了這種說法，為減稅等政策背書。他們宣稱即便貧富差距加大，在市場機制中富人的財富終究會涓滴而下，讓最底層的人也能過得更好。

然而，即便這兩個政府都擁抱右派政策，左派與右派的爭論從未停歇。隨著左派的經濟理想在蘇聯、中國、北韓與中南美均面臨毀滅性的失敗，不是政權覆滅，就是放下了中央規劃的制度，開始踏上經濟成長的列車。右派因此歡欣鼓舞，福山為此寫下了《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宣稱最優秀的經濟體制就此定於一尊，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聯姻必定千秋萬載一統江湖。

好景不常，右派許諾我們的「涓滴經濟學」從未實現。社會付出了貧富不均，經濟成長卻趨緩了。資本報酬壓過勞務報酬，金融市場波動加劇，底層也因此更加脆弱。右派認為這是成熟經濟體的必然，並繼續鼓吹小政府與減稅，呼籲將運轉效率投資於科技才是未來的唯一出路。甚至，極右翼將其怪罪於「他者」的掠奪，宣稱將這些果實從那些垃圾國家中奪回，我們就能復興往日的榮光。誰才是對的？

面對當代的危機，已有百年歷史的左膠、右膠與專家派都顯得蒼白。《激進市場》的作者們繼承了制度學派的精神，試圖提出激進的新制度，在保有倫理的前提下意圖開啟市場的全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