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墨

孟子说：杨朱为己，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今人皆知孔孟，但曾几何时，却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韩非子》载：“世之显学，儒、墨也。”《吕氏春秋》称儒、墨两家“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又“万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与之争士也”。足见墨家也是盛极一时的。

孟子痛恨杨、墨，更憎恶那个“圣王不作，诸侯放肆，处士横逸”的时代。其局限性可见一斑。试问非此，何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只有你孔孟，而无荀杨韩墨，又岂能成就丰富多彩、辉煌烂烂的先秦文化。而一旦“道统”确立，则思想僵化、精神桎梏，中华民族即陷入两千年之久的专制怪圈，，以致近代以来，积贫积弱、落后挨打。

思想之解放，言论之自由，乃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糟粕之于儒家，如精华一样，同样地显而易见。国学之要务，即在于批判与继承。任何门派偏见，都是狭隘的和短视的。

清末，一批较早接触西方的学者，对墨子做出了崭新的判断。邹伯奇提出“西学源于墨学”；张自牧总结“墨子为西学鼻祖”；王闿运认为墨学系西方宗教的源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之后的戊戌变法、五四时期，有识之士一方面抛却夜郎心理，一方面更对墨子格外推崇。《民报》创刊号罗列的古今中外四大伟人肖像，竟是墨子、黄帝、卢梭、华盛顿。这一定是孔孟老庄所始料未及的。

至于杨朱，其见解散见于《列子》、《庄子》、《孟子》、《韩非子》及《吕氏春秋》，尽管因贵己而饱受后世诟病；然而在战国年代，“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则归于墨”，这充分昭显了其学说的巨大影响。

在我看来，大道相通。无论孔孟、杨墨，都是普遍真理的一个小小的外壳，并且杨、墨乃至老庄，其思维更深遂，眼界更开阔，观点更前瞻。但是，也正是这种先进性，才成为孔孟之道稍后得以一统华夏的根本原因。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试看当今之世界，早已是杨、墨的市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