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新 一张初中毕业照的追忆

这是我珍藏的一张50年前的初中毕业照，照片的拍摄时间是1963年7月，照片的天头题字为：武威一中初三甲班全体同学毕业留影。

在历史的长河中，50年只是“弹指一挥间”，然而在人生的历程中，

50年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过去的日子如流水般逝去，永远不再复返，但是，这张毕业照中42个人的姓名，我至今依然记得，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忘怀。

第一排左起：朱幼农（老师），马玉珍，温力侠，戴学玮，李桂琴，张月仙，樊月华，杨永，窦泉桂，郑芝兰，杨遇芳。

第二排左起：刘德进（老师），毛文湘（老师），王学兰（教导副主任），黄一兴（老师），彭福寿（老师），赵子军（老师），赵双龙（校长），杜绍武（副校长），孔繁洲（教导主任），赵英夫（老师），赵子安（老师），谢为楫（老师），高孝达（老师）。

第三排左起：牟国华，杨海文，杨在河，李辉元，杨玉新，赵连湘，李嘉德，蒲龙，龚亮，王风林。

第四排左起：韩致清，王长江，魏希武，王克炳，王玉山，赵北平，陈振华，潘文智。

这42个人中，老师14人（含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教导副主任），学生28人。

记得当时照相时，我（毕业照三排左五）站在边上，班主任老师朱幼农（毕业照一排左一）一把将我拉出，大声说：“你是一班之长，怎么能站在边上，站到中间去！”于是，我就站在校长赵双龙（毕业照二排左七）的后面。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朱幼农，是一位温柔贤惠的女老师，她举止端庄稳重，心底慈祥善良，对同学们关爱备至，尤其对家庭贫困的学生非常照顾体贴，大家都很尊敬她。

那时，我是这个班的班长。我的个子长得比较高大，容貌也显得比较帅气，同学们都尊称我为“杨大”（至今老同学们依然叫我“杨大”），我们学的外语是俄语，俄语中“大”的语音为“巴里少依”，大家平时就称呼我为“杨巴里少依”。大概是个子高、相貌帅、人缘好的缘故吧，同学们选我当班长。

武威一中，是甘肃省历史悠久的“百年学府”。它的前身为1875年创办的雍凉书院，1906年改为凉州府中学堂。1912年民国建立后，更名为凉州府中学校。1913年改名为甘肃省立第四中学。1936年又更名为甘肃省立武威中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份与1936年建校的私立青云中学合并，使用青云中学校址，沿用甘肃省立武威中学校名。1958年定名为武威第一中学。

一百多年以来，母校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仅在该校毕业的学生就达三万多人，他们绝大部分是各行业各单位的骨干，很多校友成为专家、教授、高级干部、高级科研人员、作家、企业家。我的姐夫张钧，1953年在武威中学（即武威一中）高中毕业，考入西北俄文专科学校，读俄语专业本科，后分配到石油部，曾担任过援华苏联专家的翻译。我的表哥纪天材，1959年在武威一中高中毕业，考入西北民族学院攻读藏文，后在甘南报社任主任编辑。我的表哥纪天智，1960年在武威一中初中毕业，考入兰州艺术学校，该校以后合并到甘肃师范大学音乐系，后在甘肃电视台任文艺部主任。在我们上学的那个年代，能考到武威一中，那是全家和个人的无上荣光。

当时照相的地方，是武威一中的第一院。那时，整个学校主要设置在五个大院中，院院相连，非常紧凑。第一院大部分是学生的宿舍，第四院是校长和老师们办公和休息的地方，第二院、第三院、第五院，基本是教学的地方。以后，在操场的南边，盖了几排平房教室，又扩大了教学场地的范围。

照片中后面的那个房子，是音乐教室，里面除桌凳外就是一台脚踏风琴，我们上音乐课的时候，就去音乐教室唱歌，音乐老师坐在脚踏凤琴旁，“手脚并用”给我们伴奏。音乐教室的两旁是学生住的宿舍平房，对面是校门，校门内右边是门卫室，左面是文印室。当时，印刷文件和资料全靠一台油印机，文字是一位高先生用铁笔刻写在蜡纸上，刻写时蜡纸垫在一块钢板上，刻写完成后，将蜡纸放在油印机里，白纸放在蜡纸下面，调好油墨后，拿油墨滚子在蜡纸上面滚一下，便印好了一张，然后用同样的工序再印第二张。现在，这种文印的工具已经看不见了，“刻蜡板”的做法早已淘汰了。

如今，当年学校的校门、门卫室、文印室以及五个大院，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武威一中百年校庆纪念画册中，看着那漂亮的新校门、教学楼、实验楼、办公楼、图书馆以及校园里的花草树木、亭台楼阁，令我感到十分陌生与困惑，难道这就是我们曾经的母校武威一中吗？《画册》中这样描写校园风光：“朝霞满园，涂抹出槐圃无边的绚丽；夕阳盈亭，辉映着英华不变的风采。”啊，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武威一中也“旧貌换新颜”了！

我在武威一中初中毕业后，又顺利考入母校的高中。那时，高中有三个班，分为甲、乙、丙班，我在甲班，班主任老师是江敦珂，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年龄三十多岁，身材矮胖，山东人，给我们教物理课，他是一个政治思想很强的老师，特别看重班里贫下中农出身的学生。语文老师是夏淑贤，代数老师是余贤举，几何老师是周兴武，三角老师是吕洁俺，化学老师是赵子军（毕业照二排左六人）和孙冠芳，政治老师是曹征荣，历史老师是赵英夫（毕业照二排左十人），生物老师是刘德进（毕业照二排左一人）。我们班高中毕业时共有28位同学，男生17位，他们是：席守贤，亢天元，刘国防，石学仁，陈同文，汪洲，年登龙，候俊，赵志笃，罗发瑞，常亚珍，万强，朱安太，刘永奎，张明辉，魏常德，杨玉新；女生11位，她们是：冯桂兰，张月仙，杨永，赛慈光，窦泉桂，张秦芬，高巧凤，辛家云，宁静，张丽芳，白淑萍。令人遗憾的是高中毕业到离开学校时，因搞“whdgm”，也没有拍摄一张全班同学的合影照。

我对武威一中充满了深厚的情感，虽然离开学校已经45个春秋，但依然魂牵梦萦。母校留给我印象太深了，难忘的事情太多了，然而，最使我难以忘怀的还是文革前，学校那浓郁的学习气氛，老师那严谨的教书育人的敬业天职，学生那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记得那时，每天早上，迎着朝阳，整个大操场上都是学习的学生，那朗朗的读书声，许多年来一直环绕在我的耳边，当年死记硬背的俄语单词，至今我依然能脱口而出。

说起俄语，我的心里总会涌现出一种非常美好温馨的情感，好像旧时的恋人。不知为什么，在各门功课中，我特别喜爱俄语，对俄语“情有独钟”。那时，俄语是一门主课，每星期六节课，从初一到高三，俄语一直陪伴着我们。为了背熟俄语单词，我想过很多方法，下过许多功夫，找过无数窍门，我不仅将单词写成小纸条经常装在衣服兜里，而且将单词写在胳膊上、手臂上，走路背，吃饭背，睡前背，甚至连上厕所也背。功夫不负有心人，俄语对我也非常眷顾，每次考试，成绩都在95分以上。

上初中时，我们的俄语老师叫黄一兴（毕业照二排左四人)，黄老师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高大的个子，戴一副黑色宽边眼镜，文质彬彬，一副学者的风度。他教学严谨，一丝不苟，但性格又是个“娃娃脾气”，经常和我们闹着玩，与同学们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因为俄语中“老师”的语音是“乌齐节里”，我们就叫黄老师为“黄乌七节里”，每当他听到这种叫法后，总是严肃认真地给我们做纠正：按照俄语的语法，应该把“黄”放在“老师”的后面，正确的叫法应该是“乌齐节里黄！”

上高中时，我们的俄语老师是张德炳和宁荫苍，两位老师学识相当渊博，教学特别认真，俄语发音非常准确，我认为，他们是武威各中学中最优秀的俄语教师。那时，我们在老师的教导下，俄语已经学得相当好了，俄语水平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程度，不仅能掌握一般的俄语对话，还能阅读一些俄文的原著。俄罗斯伟大的民族诗人、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造者普希金的叙事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原文，前苏联文学的创始人之一、著名作家高尔基的《海燕》原文，都在我们学习的俄语课本中。至今，我依然记得高尔基《海燕》中那激动人心的呼叫声：“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啦！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由于我十分钟爱俄语，我的梦想就是高中毕业后，考一所名牌外国语大学，攻读俄语专业，一生一世与俄语相伴。

记得上高三的第一学期，我们上晚自习时，史有仁老师到教室来，把我叫出去，说孔主任要找我谈话。孔主任叫孔繁洲（毕业照二排左九人），是母校多年的教导主任，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深受全校师生的爱戴和尊敬。到第四院教导主任办公室，孔主任语重心长地与我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和蔼亲切地对我说：“我们都知道你喜欢学俄语，你的俄语成绩在全年级也是出类拔萃的，我们都希望你能考上一所名牌外国语大学，但是，你也要把数理化的成绩提上去，高考的录取分数是综合得出的，你既要抓重点，还要抓全面！”（孔繁洲主任“wg”前从武威一中调到兰州一中担任副校长，“wg”中惨遭迫害致死。）

临近高考时，我雄心勃勃，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第一志愿就填报北京外国语学院。可惜，一场“whdgm”，打碎了我的大学梦，大学与我“道斯维达尼雅”（俄语“再见”）了，俄语也与我“情断义绝”了！

2013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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