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宁 《思痛录》出版经过

1997年底，我供职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提出了一套选题构想，在世纪之交推出百年人生系列丛书，通过老人回溯人生经历，反映百年历史风云变幻，记录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第一本是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出了此书后，责任编辑韩敬群提出这个丛书选题。为此，我们大家行动起来，四处联系作者，我也积极参与其中。

我从身边的人开始寻找。我问哥哥丁东是否可以提供线索。他告诉我，作家韦君宜写了回忆录，他在《百年潮》、《黄河》、《散文与人》上读过部分章节，感觉很棒。我高兴坏了，赶紧向总编辑李志强汇报。我告诉老李，听说稿子在牧惠手里，不知可否去取稿。老李说，牧惠的自述不成，韦君宜的应该可以。

当时韦君宜已经中风多年，卧病在床，她把书稿托咐给了亲家牧惠。这部书稿联系过一些出版社，均并未成功。1997年12月，韦君宜80岁。生日聚会上，于光远敦促牧惠，一定要帮助她实现出版此书的愿望。我听说，作者唯一的要求，就是在有生之年见到书的出版。老李说，你去拿吧！咱们尽一切努力快出。老李给了尚方宝剑，我就约上丁东，骑车直奔沙滩牧惠先生家取稿。

牧惠先生是杂文家。我猜想中的他应该很有棱角。而我到了他家，看到开门的是一个瘦瘦的亲切和蔼的老人。

我看了一下稿子，知道这是韦君宜最后的作品。九十年代初，病中的韦君宜把这部书稿全权托付给牧惠先生。此前，牧惠为出版这本书已经付出了很大努力，仍未如愿。他告诉我，韦君宜生命危在旦夕，神志仍然清醒，她一心渴望此书出版，不然死不瞑目。

我拿出准备好的合同，递到了牧惠先生手里。我说，一定尽快出书。牧惠先生非常高兴。合同上写的稿费标准是千字45元。丁东搭话说，还是以版税方式付酬吧。我说，如果要改，我做不了主，得回社里重新请示才能决定。牧惠一听，说只求快出，没有其他条件。他问我，能否两个月出书。我说，还是签三个月吧，我们一定不拖。于是，当场签约，5月底见书。牧惠先生信任地将书稿交我带回。

拿到书稿，我连夜通读。读完全书之后，被深深打动。全书以自述方式展开，作者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就是她本人亲历过的各种运动。没有经历过运动的人，实难体会什么叫运动，不知道交出尊严、交出人格、交出良心，多么残忍，多么触目惊心！

读着这本书，我被作者回忆触角探测到的深度而震惊。她让我重新认识了韦君宜先生。我又喜又忧，喜的是拿到一本好书，忧的如果书出不来，怎么交待！

我向老李做了汇报。老李说，把稿子拿给我看一看。他看完之后说，我看这部书可以出。这是一个文化老人说真话的书，不是一般的痛定思痛，而是大彻大悟！个别地方删一点就行了。有老李这句话，我心里踏实了一半。

于是，我赶紧编辑加工。由于这部书稿是韦君宜晚年在病榻上写的，有许许多多抖动的字符，已经不大好辨认，行文上也有疏漏。我作了必要的弥补。但这不是主要的难点，难点是如何避免风险。为了规避风险，我们把一些人名删除了；把一些分量太重的话也删了。比如，韦君宜写到：“当时，有个中央文件，第一句话就是：‘特务之多原不足怪。'这种文字，见诸文件谁能写出？我在猜测，康生好像只能写出个‘抢救失足者'。”哪怕韦君宜见过这样的文件，为了保险，还是删去了这几句。又比如，韦君宜回忆反右时写道：“当时我已经模糊感到，这是中央不要这些学生运动中涌现的优秀干部，不要这些正是年富力强可以有所作为的人才。原因是什么呢？无非就是他们多少还有些头脑，又年轻，不可能完全不动脑筋‘响应党的一切号召'，如我所已经做到，而这时稍有思索，所正在为之痛苦的那样。”这样的话，编辑加工时也给删除了。

我们把原稿中“缘起”和“开头”合成了一篇。她还有一章回忆了平生经历的最后一场运动，也不得不拿掉。总共删节了约一万字。经过二审、三审，书稿终于完成了所有的程序。

我写的审读报告归纳了这部书稿的优点：

其一，写作态度极为真诚，全无一点造作，作者素朴地、坦诚地回溯往事。整部书稿不靠议论拔高什么，而是展现出一些史实、事件、人物。在作者真切的回忆之中，让人们重温过去的事件；那些人与事，经她的笔触描写出来，不禁让人陷入大是大非的大思索。她曾接触许多政界、文化界的名人、要人。对于这些人物，人们往往所知不多，只是远距离观望，也就无法把他们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走入他们的内心世界。而韦君宜的自述，帮助人们了解他们在历史中的真相、揭开历史神秘的面纱。比如，她写周扬，就把一个曾经整过许多人、后来自己也挨整，做过多年党的文艺工作掌门人的内心痛苦，生动而具体地表达出来，让人对历史那无形的力量感受得无比真切。

其二，写实特点十分突出。写运动来了，人人有“运动胎记”，书中记述运动中人人为自保而顽强地表现自己，那些生动的描写读了让人心中十分酸楚。比如她写周扬，也在反思、忏悔自己。她始终在写自己的心路历程，不是一般地回溯，而是反思追悔着昨天。正像她说过的，他们这一代人的反思是以全部生命、痛苦做代价的，这就使后人越发感觉到历史的沉重。韦君宜写她在延安时挨整，写她后来转换角色，也整起了别人，她的忏悔因其真诚，格外让人深思。

《思痛录》朴素平实，娓娓道来，我阅读后内心无法平静。韦君宜写自己的丈夫杨述，不是一般地记述他如何憨厚正直，如何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而是写出一个当年才华横溢、头脑犀利、全身心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怎样渐渐地失掉自我，怎样迷茫而麻木。她痛心地写道，当杨述去世时，她觉得自己对他是多么不公平，她也参与了对他打压迫害的行列。她在悼念中夹着无言的控诉，她在追思中隐含着对不公的谴责。

我们环环相扣地完成编校流程。即将开印的时候，又出了一波情况。韦君宜1957年险些被打成右派，蒙蒋南翔相助，得以幸免。回忆录中提到了此事，也提到他把别人打成右派的事。为此夫人把电话打到美国，向当时出差的韦君宜女儿施压。此时韦君宜的女婿正面临提拔，他们提出可否推迟出版。牧惠先生深知出版机会来之不易，顶住了压力，不同意延迟出版。

1998年5月12日，《思痛录》终于问世了，比合同期限提前了18天。我拿着样书，和牧惠先生一起，立刻赶到韦君宜的病床前，把书送到她手上。韦君宜已经说不清话了，但看得出十分激动。牧惠也非常激动，他说：“我终于完成了于光远流泪给我下达的任务!”

这书投放市场后，一再脱销，两月内印了四次。韦君宜女儿找到出版社，提出将合同从稿费变成版税。社领导说，可以从现在起，重签合同，改为版税；以前的部分，没办法变动了。后来，合同到期，这本书转到韦君宜生前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遗憾的是所用的版本，还是我们的删节版。但愿今后的某一天，《思痛录》能以完本的形式与读者见面。

这本书是我三十年编辑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本书，也是明知有价值，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删节的书稿之一。既作了产婆，又当了“屠夫”，既感欣慰，又存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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