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诅咒

我必须跟你说一件事。我不知道你是谁,但这件事,我只能跟你说。

它一直在阻止我,它不想让我走。

此刻,我的窗外正下着雨,湿漉漉的树叶下垂,沥青路面积起了水,明晃晃的天空划过一只乌鸦,像一颗不详的炮弹坠入远方。

请听我慢慢说,请不要急,否则,你可能也会和其他人一样,很快就厌弃我这个毫无根据的故事,等到下一次我再冷静下心神来,不知道会是何年何月。

我现在住在苏州,租了一间卧室,这间卧室同时也是我的书房,我在这里虚耗了半年的生命。早晨醒来,开门正对洗漱台,靠左就是卫生间,洗漱后回房间,到书桌前打开电脑,我便像石像一样凝固在这把灰色的布椅上了。我朋友曾经打来电话,问我最近如何,他是个大忙人,刚谈完一个项目,在北京闲的无聊,邀我来找他玩。我当时支吾着想回答,却什么也说不出,以至于口水淤积在嘴里。当时的我反复地在脑海里问自己:你想说什么?现在回想,我可能是想求救,我想找一个人,比如他,我想对他说:“我被困在苏州了,救救我。”可是,虽然我们是朋友,我却并不了解他,他也并不了解我。我该怎么让他相信这件事,这件我要跟你讲的事:我一直被一个东西,或者一个人,或者是,某个完全无法描述的生命,长久地窥伺着?它一直在一个盲点注视着我,笑话着我,可怜着我,诱导我走向毁灭。我完全找不到证据,我无法证明它存在,我甚至无法说服我当时那颗紧张到衰微的大脑。我应该怎么去描述我的现状?又怎么去指望他可以相信,甚至理解,甚至愿意帮助我,战胜这样一个影子一般的敌人?我没有人可以说,连你也是,但我现在只能跟你说,我没法照顾你能否理解,是否相信,我得趁着现在神智尚清,还能从自己早已支离破碎的记忆中抽出一些关键的蛛丝马迹,我不知道这些证据能不能说服你,说不定你和我同病相怜,但如果我放掉这次机会,或将永远没有办法再阻止这场经年累月的折磨了。


我必从小学讲起,那是我第一次遇见它。我从小一直是一个乖孩子。一个乖孩子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听话,不是吗?最听话的学生就是班干部,其次便是少先队员。整个班上,几乎一半的孩子都会加入少先队,我至今还记得,没洗过的纯棉红领巾硬邦邦的。你戴过红领巾吗?小学的时候,成绩最好的学生最早带上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我们在国旗下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你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事业吗?说不定知道,但那时应该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我们都得为它奋斗终身。小学时,当上少先队员还是一种荣誉,等到了初中,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是少先队员了,即使是班上智力有问题的同学,都要和周围这些欺凌过他的同学们一起,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除了红领巾,我们这里的班干部还会根据官职的大小,在肩上佩带画有红杠的方片。班干部就是老师的猎犬,负责跟老师打报告,惩戒不遵守纪律的学生:因为老师只信任乖孩子,而他们就是乖孩子。

我也是乖孩子,但我曾经逃过学,或许就是因为逃学的缘故,我才被它盯上,这场漫长的诅咒才从此开始。我早已记不清自己当时为什么受不了呆在教室里了,但这无关紧要,不是吗?毕竟,有人不想呆在教室,稀奇吗?准确地说,想离开教室这种想法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因为扩建,挖掘机拆掉了学校北面的围墙,每天白天,高大的挖掘机都会在废墟上作业,下课后我们跑过去围着看,看那些曾经牢不可破的白墙,如何像巧克力一般被黄色的机械臂轻松推成碎片,化作散落满地的红砖。这是最好的逃学路,那个午后,我站在燥热而静谧的工地前,高大的挖掘机呆在废墟上,烟尘早已消停,午后的整个学校都和教室一样,闷热,死寂。望着一步之遥的外界,我回头了,我不敢跨出那条曾经存在的围墙,如今残存的墙根。但我也不愿意回教室,于是,我逃到了校园里人烟稀少的旧美术楼,我顺着楼梯想去天台看看,但通向天台的楼梯尽头被铁栅栏门锁住了,栅栏门边摆放着各种精心照料过的盆栽和花卉,不敢相信,这栋从没人光临的大楼楼顶还有园丁在修缮自己的小花园。我就这样靠在冰冷的铁栅栏上,背对着天台和那座花园,低头观察楼梯上灰尘的纹路,墙壁上掉落的油漆组成的图案:他们有的像女人的脸,有的像坦克,有的像一匹马,我便开始用这些杂乱无章的元素编故事:女人开着坦克撞死了一匹马,马的灵魂跑到一棵树下发现了一个沙包,一个骑自行车的猴子说这是他的沙包,感谢了这匹马后,猴子提出愿意带马的灵魂下阴曹地府登记转生。故事越来越长,能看出形状的灰烬却数不胜数,我开始哭,因为我记不起来了,我找不到哪颗灰尘是那个开坦克的女人,不知道那匹马之前究竟丢了什么东西,我记不清了。

它就这样出现了,平白无故的出现在我的眼前,抬着头看着我,它戴着亮丽的尼龙制红领巾,肩上还有红杠,它的脸漆黑无比,我根本想象不出来它的样子,它是男是女?我看着它向我走来,仿佛老师带着戒尺向我走来;高年级的混混拿着裁纸刀向我走来,我的父亲提着空酒瓶向我走来,我的母亲一边哭一边无力地扯着父亲地袖子。我下意识地往后蹿,却只能撞到铁链紧锁地栅栏,我便抓着栅栏不住的摇晃,用自己的身体去撞,虽然我知道就算是我撞开了这扇门,我也只能登上没有退路的天台花园。即使我登上了天台花园,我也逃不出它的手心。但这又有什么办法?我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只能去什么也没有的地方。

我听见它停下了脚步,开始静静地窃笑,当我回头看时,它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我听见了远处的呼唤,我擦了擦眼泪,从下一层的阳台望向小学中心的操场,我看见几个同学漫无目的地四处奔跑,边跑边喊着我的名字,老师站在教室门口,给谁打着电话。我突然感觉很可笑,我已经“逃学”半天了,怎么可能还在学校里,你们为什么还在学校里找我?对啊,我怎么可能还在学校里,它呢?它不是班干部吗?它为什么没有去告诉老师,我就窝藏在这个旧美术楼地顶楼,被铁栅栏门拦在天台前,它尴尬地告诉老师:我找到他了,他像一个神经病一样蹲在那栋楼顶的楼梯间里,用手指戳着台阶上的灰尘画画,我都不知道他是究竟是想逃学,还是肚子疼来美术楼上厕所忘了回去的路?

渐渐地,校园里的呼喊声小了,我看见老师们急匆匆地离开了,再接着,校园里开始嘈杂起来,学生们涌出教室,排队放学,家长们黑压压地围住学校大门,再过半个小时,校园里便只会留下竹扫帚和水泥地摩擦的飒飒声。天空越发泛黄,太阳被吸入地平线,夕阳的最后一缕红光射入那扇推不开的铁门,照亮了那些在空气中飞舞的尘埃。它们在丁达尔效应下得以显现自己的平时不可见英姿,为我这唯一的观众卖力地起舞。


对不起,我讲了太多无关的东西,可是对于它这样的东西,究竟什么样的东西才是有关的呢?你说足迹?指纹?他的存在本身就让我怀疑生活是不是一桶勾兑的工业酒精,我仿佛深陷在某种骗局之中,只依靠一些中子星脉冲般短暂的快乐不断地,心甘情愿地毒害自己。每当我感受不到自己活着时,我便永远想不起它的存在。这是它施下的某种诅咒吗,一种和情绪绑定的观察者效应?在这场漫长的毒杀中,我只能在一些短暂的清醒瞬间才能看见它的影子,或者声音,或者表情。它总是窃笑,对啊,一种让我不寒而栗,毛骨悚然的窃笑,仿佛它早就从我的胸腔取走了肋骨,而我却一无所知,接下来的它只需要静静等待,我马上就会抱着胸口在疼痛的折磨中打滚。二十多年了,直到如今他仍然不放过我,从故乡跟到苏州。

此时窗外正下着大雨,你知道为什么会下雨吗?就在我准备出门爬山的今天,这场雨草草开场,正好足以逼我拿上已经晾干的伞,回来时再脱下沾雨的外套和湿透的马丁靴,这一切都是计划好的,我得把湿漉漉的雨伞撑在卧室边的阳台。当我睡着时,我可以想象的到:伞上的雨滴闪着微弱的月光,悄悄地聚拢,吹落,滴在阳台地瓷砖上,等我明天走上阳台,这些水滴会再次沾湿我的鞋底,把我的足迹刻在卧室内的木地板上,像某种魔鬼一样记录下我在这间小房子里绕圈地生活。这无疑也是它干的,一次胜利者的嘲笑,是它降下了这场雨,把我锁在这座它早已计划好的监狱之中。

自从那时开始,我就没能逃出他计划的任何一步。我不是没有尝试过,我逃,我逃过。初升高的考试上,我考的出乎意料地好,市里的高中因此伸出橄榄枝,这样我就能逃离隐藏在故乡人群中的它了。据舅舅说,市里的高中更好一些,为什么好?我不知道,只是舅舅说好。校长找我谈话,我并不惊讶——班主任已经给我打过预防针了,他说校长会挽留你,你是县里的拔尖人才,之后县里高考要靠你出成绩,你尽管拒绝就行。我和妈妈来到了从未来过的校长办公室,端坐在柔软的棕色沙发上。校长和教导主任开始口若悬河,讲述县里高中的教育奇迹,去市里没有必要。我什么也听不懂,但我知道这些话肯定说过很多遍了,每一个考得不错的孩子如果想去市里上高中,都会被这样拦下来谈心。我只是装做一个乖孩子不断地点头,装作自己很有礼貌,实际上心不在焉,一直盯着校长装裱的字,校长的楠木书架,校长的楠木桌,桌上的校长玻璃烟灰缸,看着普普通通的校长窗户,想看有谁会从走廊上经过。我期待有谁经过,看见我正在和校长对话,校长正在挽留我,挽留一个祖国的希望。

它就这样经过了。

在那个普普通通的窗框里,定格着它漆黑的脸。诅咒,毫无办法地诅咒,平时我永远想不起来它,我只能在那些尖促的瞬间才能回忆起千千万万个擦肩而过的它,它铃铛般的笑声,它脸上的笑意。我想起来了,在这所初中,几次月考时我都看见过它,它考的比我好,所以坐在我前方,时不时回头看看我,考试时把试卷传给我,我静静地接过试卷。考试让人紧张,两个小时总体无比短暂,但后半段往往又无比漫长。我会很快做完试卷,但我并不知道粗心算错的题目藏在哪里。我听见它的笔尖和纸张摩擦的莎莎声,我又害怕又紧张,用眼角的余光看过去,我看见它捏着一张小纸条,很多人都捏着这样的小纸条,我知道他们在对答案,只需要对一下答案,就能马上检查出前面的错误。我开始浑身发抖,监考老师在讲台上看报。我听见舒展纸团的莎莎声,我听见笔尖摩擦的莎莎声,仿佛耳朵里寄生的虫群纷纷苏醒,突然,我看见我的桌面上出现了一个小指甲大小的纸团,我抬头望向前桌,我看见它回过身子,那张黑洞一般的脸正对着我,不断地笑。


走吧!我对妈妈说,我吓到了校长和教导主任诧异了,自己跑出了校长室,我必须跑,必须离开这个地方。我害怕它,我怕它突然跑来戳穿我,告诉校长:“他特别想作弊的,要不是找不到成绩好的朋友一起传纸条,说不定早就开始了,你知道吗?上上次月考时,其实他…”是的,它会说这样的话,如果他直接告诉校长,我总觉得时间就会倒流,我会留级,必须重新参加这些我曾经参加过的考试。梦魇般的考试还有下次,下次会是什么结果?会不会有很多人考得比我好了,我得一次次反复地坐到考场里,一次次反复地证明自己的实力,证明一种可能本就不存在的实力。那时,我抬头又会看见它,它回头看向我,冷冷地笑出声。我不想再见到它了,我确信,我深陷的这种古老的诅咒与我的故乡的土壤紧紧相连,如果我不离开这座小城,就永远无法清醒,如果我不能在生命破碎的间隙突然意识到这场漫长地屠宰时,就立马做出毫无规划的决断,我就必须反复经历这闪电般的痛苦轮回。

这个故事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无法结束的,朋友。如果这样就结束了,我也不用像现在一样,更不用向你去求救,把你牵扯到这场无比虚假又无比真实的回忆中来。这场诅咒远远比我想象的强大。从县里到市里,短短一百公里的距离,对它来说什么也不是。我马上就能再次听见它的声音。可笑的是,我的听力向来不好,我小学时的数学老师喜欢抽孩子的耳光,有一天她抽了我后,我一侧的听力就逐渐衰微了。但等我逃离了故乡,来到市里的高中后,我那迟钝的听力又开始恢复了,或许是因为,如果你不仔细倾听走廊的脚步声,便没有办法抓住午休时顷刻的空闲,安全地读课外的小说。依靠着这短暂的半小时,我看了显克微支的火与剑,感受波兰草原上的铁蹄与利刃,我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了解了一个人如何和自己对话。但这一切必须在它没有发现的前提下。学校里的午休,有人会来观察你是否已经熟睡。应试教育的设计非常野蛮,基于纯粹的经验,但最终给出的方案确实会精确到精神和肉体两个层面的。按照要求,你睡觉的时间,就不应该擅自学习;按照要学习的时间,你不应该睡着。中午,所有人都睡了,而我还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那里没有催促我早起的铃声,那里的人不是因为要参加高考才骑上骏马赶路,那里的人无法阻止自己的爱与恨,他们痴狂地追求填补自己生命的缺憾,以至于献出自己千疮百孔的灵魂。但无论如何,我必须监听走廊的声音,如果被它看见,它是谁?我永远只能在这种时候意识到它,它仍然在我的身边,此刻,它就在走廊上踱步,故意用高跟鞋底把脚步声踩响,让我听见,它又故意不发出任何声音,只是透过后门的窗口向教室里偷瞄,我低着头,眼睛也不敢继续睁开,书仍然摊开在腿上,假装自己已经睡着,我想看,但我知道它时时刻刻都在盯着我,我会为我的目光付出代价。我不愿意关上书,我也不敢看,我便闭着眼流下眼泪,眼泪滴到字里行间,渗进厚厚的书页里,比我先读完了之后的故事。

我记得有天我睡的很晚,学校寝室里住了八个人,上下铺,灯熄了,同学们都睡了,漆黑的房间里,只有走廊上的照明灯,会透过门顶的小窗渗进些许黄色的微光。我睁着眼睛盯着那束光,耳朵细密地听。我又听见了脚步声,敲得很清脆,它在沿着走廊来回踱步,停在了我的寝室门外,我的头靠着墙,它也背靠在墙后,它很开心地在笑,我不知道它为什么笑,但这一次,我很羡慕它的开心,我好奇它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我知道这是它对我的讽刺,但或许我越是这样想,便越没有办法在这漫无止境的征途中幸存下来,我听见它的手伸进口袋,像是在找打火机,仿佛要点烟,它也要用尼古丁麻痹自己吗?我听见翻盖的声音,这所学校没有人敢抽烟,我也从未见过谁使用除了塑料打火机之外的别的打火机,我羡慕它富裕的生活。接着,它开始窃笑,冷冰冰地窃笑,我看到门外的光开始变亮,无规律地抖动,仿佛是有什么东西在剧烈的燃烧;我闻到刺鼻地气味,房间开始变热,我开始流汗,我想从床上爬起来,大声高呼:着火了!快逃!但我却怎么也动不了。我看见火光顺着小窗反射在我室友们平静的脸上,每个人都还在熟睡,我才明白,我们没有办法离开这里,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场火焰燃烧整栋宿舍楼,所有人都死过许多次了,每天夜里我们都葬身火海,只有不间断的死亡才能缓解这场漫长的痛苦,只有遗忘自己的死亡才能欺骗自己继续生活。它就这样在每天夜里,主祷我的葬礼,主祷我们的葬礼。


你知道蓝藻吗?我猜你应该知道,因为人教版高一生物第一册就有一张蓝藻的插图。蓝藻泛滥的时候,如同油画的颜料,会覆盖四十多公里长的湖面,我当时随着老师和同学们站在湖边,远眺着政府雇来的打捞队,驶向被布满金菊的草原一般黄绿色的湖面,有的船靠岸后,便把打捞来的残渣倾倒在江岸上。这场蓝藻的爆发没有任何的理由,整个太湖沿岸的城市都在向各个大学的环境学教授悬赏一个理由,导师骄傲地讲着有多少亿资金已经投入到了这场庞大的调研之中,他们必将找到那个可以背锅的变量。所以很明显,这也是它的杰作,空间并不能阻止它,

苏州浸润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下,无论你是哪个朝代亭台楼阁的废墟残骸,或者是文革后重新修缮的仿古林园,这场年轻的雨都无情地拍打着他们苍老的肌肤。雨滴拍打着太湖石,它们原先也只是成块的石灰岩,在水底遭受激流冲刷得以成了现在千疮百孔的样子,如今离开了水底的激流,摆放在庭院里,也要遭受天雨的雕琢。如果今天降下的是酸雨的话,在重重地雨声之下?我或许还能听见细小的二氧化碳气泡逃离碳酸钙骨架封锁的声音。

写到这里的时候,雨已经小了,路上的小区住户不打伞了,黑色的路虎和白色的奥迪离开停车位。我能听见车胎和潮湿的沥青路面挤压的沙沙声。这也是它故意的,我猜不透它,我只知道,无论希望还是失望,都已然是它计划的一部分。我已经逃了很久了,不光是我在逃,我的父亲已经开始逃了,我的母亲也在逃,真是一条固执的基因,我不再像是某种独立的生命,而是一场不知道何时能结束的接力赛中的某一棒,当我接棒时,我早已忘记了这场比赛进行到了什么阶段,谁领先谁多少圈。我只是不知终点的按着划好的白线狂奔。从县城到市里,再从市里到苏州,到底是谁在指挥我前进?是它吗?可我一直以来不是为了躲开它才这样像无头苍蝇一般,什么落脚点都没有找好,便开始止不住的狂奔的吗?大学里我已经完全无法继续找到它的影子了,这里没有红领巾,也没有会盯着我的后背窥伺的老师,宿管。我们寝室总是熬夜到很晚,打游戏,聊天,甚至煮火锅,白炽灯一直通宵亮着,我每天睡觉都会戴上自己的眼罩,耳塞。如果能封闭嘴和鼻子我就和世界隔离的话,那该多好,像一个兵马俑,或者木乃伊。每个季节都过的很快,每堂课大家都在忙自己的。我开始觉得它已经离开我了,对我失去了兴趣。可我却仍然不能好好的生活。我仍然是一个不堪一击的生命,每当我要做出决断时,总会听见自己心底的另一种低语,或许是另一个我,两个我在身体里面吵架,这种情况也并不罕见,但我不一样,另一个我从不路面,就仿佛窨井盖里突然钻出来的小偷,嘀咕一句,当我望过去时,他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另一个我总是使我焦虑,他仿佛是这个世界安排到我身体里的驻京办,不断地向我反馈着外界可能对我的看法:你的作业做对了吗?你的报告写得好吗?你觉得自己真的有空闲干这件事吗?这种寄生虫一般的意识已经无数次影响我的判断了。

对,就是这样,你应该已经发现了,它已经成为我了,我从来没有摆脱过它,它潜藏在我的记忆里了,成为了我的一部分,我没法摆脱它,只要我一思考,便会为它提供生存的养料。多少次,我多么想向它投降,可我却连投降的方法也找不到,弓形虫会引诱老鼠去被猫吃掉,那一只老鼠应该如何向弓形虫投降呢?或许我只要顺从它就行了,不是吗,它就在我脑海里低语,如果我仔细地去聆听这低语……

如果我仔细地去聆听这些低语,我就有可能把他找出来,这场持续了二十年地战争还没有到画上句号的时候,我知道这些都是它干的,不是吗?不光这场突如其来的雨。这场突如其来地瘟疫也是他手造的,春节的隔离,签证的停止,这些都是它的诅咒,你相信吗?它就在幕后一直窃笑着,它用尽一切办法阻止我,阻止你!阻止我的这场逃离之旅,我越是感到绝望,他便越是开心。我必须继续下去,我已经不知道究竟是我在前进,还是它在前进,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我在逃离它,还是我在追赶它,但我一定得继续下去,我必须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趁我现在还是我,趁我还能回忆起关于它的故事,我要把这些混乱的记忆写下来,把这场瘟疫的源头记录下来,把这场灾难的元凶的样子素描下来。我一定会赢的。我必须看见它,即使我会双目失明,如果我看不见它,我就会失去一切,我要把光照进我自己漆黑腐烂的心房,连同燃烧我也必须要照出它的样子,然后和它扭打在一起,只有这样,我才能拿回那个它一直想从我这里夺走的东西,拿回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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