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摩演教图考

唐宋之际，上承六朝底绪，释道壁画兴盛，超迈前人。当时制作壁画，多会事先准备小样，以资参照，名手佳工所作，气赫神丰，笔墨精妙，往往为人珍袭。样稿不加敷色，是为白描，其先实属彩绘之余事，后来成为独立的门类，特以线质取胜【注1】。这些画迹流传既久，作者多已湮没，往往被冠以吴道子、李公麟等大师之名。北京故宫藏有《维摩演教图》（以下简称《演教图》）一卷，纯以墨笔勾勒，据说就是李公麟的手笔。自右起画护法天王一、持钵天女（化菩萨）一、侍坐罗汉六、维摩诘居士、散花天女一、舍利弗、善财童子、文殊师利菩萨、侍坐菩萨五、罗汉一、文殊化现老人（大圣老人）一、于阗国王一，共计二十一人。曾经清人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在高、卞二氏书中，题名皆作“李龙眠维摩演教图卷”，所录明人沈度、董其昌、王穉登四跋至今俱全，除拖尾增加了民国徐宗浩一跋之外，与三百年前基本没有差别。

至少自明初的沈度开始，《演教图》就一直被认为是李公麟的真迹。沈氏所抄《心经》后跋曰：

“永乐丙戌岁（1406），予客燕台真如寺，老僧元觉出示李龙眠演教图真迹，随索予书心经附后，自愧玉石难并，固辞再三，老僧索之甚笃，勉强净手谨书一通。是夕上元日也。云间沈度。”【注2】

其后董其昌凡有两跋，其一曰：

“宋李公麟演教图精工之极，盖学陆探微平视阎右相者。后为吾乡沈学士补书《心经》，其楷法端劲，亦与画相抗衡。本为长安古寺常住旧藏，大都为有力者豪夺转入飞凫手，遂成世谛流布，非法门皈奉之故矣。公麟从秀铁面游，秀师诃其画马，因改而画菩萨变相。虽得画家三昧，实以画作佛事者也。元时惟吴兴赵文敏庶几不愧之。董其昌观因题。”

其二曰：

“旧观于长安苑西邸中。丙寅（1626）二月望重观于吴门官舫，二纪余矣。”

可知董氏距离上一次观看到此画已经过去二十余年了。再后为王穉登跋，曰：

“李伯时人品画法名重当世，故一时效之者众，鱼目夜光慧眼自辨。余所见最多，然惟袁氏白莲社、王孙匡南草堂、王敬美伏生授书、项子京女孝经、朱少傅高士，余家苏长公笠屐像与此卷维摩演教图乃真迹，其余赝本乱真，虽工奚取。观其所作摩诘、文殊二像，飘飘有天人相，细入微茫而高古超越，非尘凡面目，听经法侣皆皈心合掌若群石点头，真神采之笔。视后世丹青手直土苴耳。白描画易纤弱柔媚，最难遒劲高逸。今观此图如屈铁丝，唐有阎令、宋有伯时、元有赵文敏可称鼎足矣。沈学士书庄严整肃，如程不识用兵；亦一时之杰也。太原王穉登书于快雪亭。”

沈度和董其昌中年都是在北京见到此卷的，到董其昌晚年时，画已流入江南，惟当明清易代，南北藏家势力消长转移，《演教图》又重新回到北方，成为康熙朝权臣索额图的珍藏，并被其子阿尔喜普继承【注3】。索氏所藏书画多在康熙晚年籍没入宫，之后顺理成章被收录在《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中。而《演教图》钤有宣统诸玺，却未载于《秘殿珠林》之内，也无乾隆、嘉庆的印鉴，若非漏检，或是嘉庆之后才进入内府，民国时虽经逊清小朝廷的点查，还是散出宫外，一度为徐邦达所有，最终于建国后的1959年收归故宫博物院。

《演教图》用笔精严，游走爽利，神采润腴，绝无纤媚流弱之态，允在传世释道人物画的冠冕之列。然对照今存李公麟的可靠真迹《五马图》、《临韦偃牧放图》，可以看出《演教图》的写真功力实有不逮，形象也更为程式化，其线质、笔法以及器物描画之繁丽，与李氏有明显的区别。故而由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组成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已将此卷定为佚名元人作，只有徐邦达持不同意见，认为是宋人之作。徐邦达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中表示：“此图作游丝描，用笔生动流畅，明诸家均题为李公麟作，但少草草高逸之趣，与李氏真迹《临韦偃牧放图》、《五马图》二图相比，总觉非出一手。原无款印，应不必厕之李画之列。”又提及“馀宋、元人诸印，均伪。”不过究竟是宋或元，判断起来很难拿捏，《演教图》墨气清澹，似乎更接近元人的气质【注4】，然而元与南宋却不是畛界分明的。一卷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王振鹏画《维摩不二图》（以下简称《不二图》）为《演教图》的断代提供了新的思路。此画绢本白描，图式与《演教图》非常相似，画幅尺寸和人物大小基本相当，可以确定两卷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注5】。

王振鹏在画卷本幅有署款曰：

“至大元年（1308）二月初一日，拜住怯薛第二日，隆福宫花园山子上西荷叶殿内，臣王振鹏特奉仁宗皇帝潜邸圣旨，临金马云卿画《维摩不二图》草本。”

又隔水后跋曰：

“至大戊申二月，仁宗皇帝在春宫出张子有平章所进故金马云卿茧纸画《维摩不二图》，俾臣振鹏临于东绢，更叙说不二之因……振鹏详观马云卿所作《维摩不二图》，笔意超绝，似亦悟入不二门，岂非神通过于摩诘者乎？振鹏当时奉命临摹，更为修饰润色之。图成，并述其概略，进呈，因得摹本珍藏，暇日展玩以自娱也。东嘉王振鹏拜手谨识。”

这两段文字明言《不二图》的底本出自金代的马云卿，而且马画是茧纸本。马云卿《维摩不二图》的情况和《演教图》颇为吻合，《演教图》的画纸光洁细腻，按其质理，便属茧纸一类。金维诺据此将《演教图》重新认定为金人马云卿所作：

“原图是茧纸，金代马云卿所画，故宫所藏《维摩演教图》正系茧纸。左下角有‘柯氏敬仲’等元人印记，亦可证明系出自元内府收藏。依靠临本题记，可以明确原图实为金人马云卿所作，并不是宋李公麟的作品。”

方闻也表示过类似的看法，他在《超越再现》说：

“王振鹏指出，他的构图是根据金代宫廷画家马云卿的一幅作品，而马的画则又模仿自李公麟的一幅作品。以前有一件传为李公麟的《维摩演教图》卷，就很像马云卿的手笔。”

马云卿为金人马天来之弟，见于元人夏文彦《图绘宝鉴》，止寥寥数语：

“马天騋，字云章，介休人，能画作小竹石，潇洒可喜。弟云卿、云汉皆善画。”

藉此推测“云卿”亦非马氏之名，而是其字。天来在金元之际更为知名，元好问《中州集》选其诗一首，对其画艺评价甚高，小传云：

“天来，字云章，人止谓之元章，介休人，黄裳榜经义进士。博学多技能，画入神品，百年以来无出其右者。屏山常言，天下辩士有三，王仲泽、马元章、纯甫其一也。元章住太学十九年，贫苦之极，人所不能堪，然其谈笑自若也。大安初，调颍州司候、灵壁簿，召为国史院编修官。正大九年（1232）病殁于京师，年六十一。”

又，刘祁《归潜志》云：

“马天来元章，太原人。擢第，与雷希颜、宋飞卿同年【注6】。为人诡怪好异，又喜为惊世骇俗之行，人莫测焉。南渡，为史院编修官。不事修饰，麻絛草履，沉浮闾里，殊无朝士风。杂学，通太玄数，又善绘画及塑像，虽居官，辄为人塑画自神。颇善李屏山，当屏山殁，为写真，且题以赞，皆怪语，末曰：‘若到黄泉见鲁仲连、蔺相如，道余传示。’其狂诞如此。后以病终。”【注7】

天来既擅塑像，自然工画人物，也影响到其弟云卿。云卿画见诸记录者，有元好问《马云卿画纸衣道者像》一绝，曰：“太古清风匝地来，纸衣长往亦悠哉。铁牛力负黄河岸，生被曹山挽鼻回。”【注8】纸衣道者出于禅宗公案，属释教题材。元人王恽《玉堂嘉话》记：“观马云卿临吴道子《转山北斗图》，凡七人，中有披甲者。”为道门神仙。又，王恽《秋涧集》记《宣圣小影》一画，曰：“金正隆六年（1161）太学生马云卿笔，袭封衍圣公孔元措题识。【注9】”则是孔子像。可见马云卿画兼备三教，论者据王振鹏跋，将《演教图》归于他的名下，很能对应。

不过针对这类观点，亦有学者未尝首肯，许忠陵在《维摩演教图及其相关问题讨论》就有诸多质疑，为之概括如次【注10】：其一，《不二图》和《演教图》大体布局相同，而人物器服多有差异。就算临摹者可能出于不同的目的，改变原画的构图和画法，使摹本与原作不完全一致。但是奉旨临摹，作者惟有恭谨用心于笔墨，使摹本足以乱真，这是《不二图》不能满足的。其二，从时间和称谓来看，王振鹏的两段题跋作于延祐七年（1320）元仁宗驾崩数月以后，而追述之事却发生在仁宗尚未即位之时的至大元年，且前题书于本幅，后题书于另纸，内容重复又未互相照应。其三，王振鹏两跋提到元仁宗做太子时的住处，前题称西荷叶殿为仁宗“潜邸”，后跋又说仁宗居于“春宫”，据史籍记载，“西荷叶殿”并非仁宗潜邸所在，与其太子身份不符。其四，相比同为临摹本的《伯牙鼓琴图》，王振鹏此卷在笔墨技法上与之相去甚远，《不二图》的笔法虽然圆劲流利，刚柔相济，高雅飘逸却显不足，流露出几分匠气，与《伯牙鼓琴图》的风格和水准有差距。其五，据《不二图》王振鹏跋，马云卿之作由张子有进献，收藏于内府，而今本《演教图》并无任何元内府收藏印记及文学侍从的题诗、观款和鉴定跋文，只有元人乔篑成和柯九思的存疑印鉴。许氏对《演教图》和《不二图》的分析当属现下最周详的，其前四条主要为《不二图》而发，第五条则就《演教图》以言，可是论述颇多罅漏误会，有必要一一澄清。

首先，王振鹏的后跋自谓：“当时奉命临摹，更为修饰润色之”，一定对马云卿原迹有所更改，其言甚明，假设《演教图》就是马云卿原本，那么《不二图》中的一切走样都不足为怪。此外，王氏前题“临金马云卿画维摩不二图草本”存在着歧义，“草本”是指马云卿所画是一卷草本，或指王氏本幅为草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金维诺即持前见，方闻则持后见，并以《不二图》“是一件设色画的稿本”，二人均未着墨辩证，察王氏辞气，当以后见为准。在王氏拖尾跋中，一言“故金马云卿茧纸画维摩不二图”，一言“马云卿所作维摩不二图”，都无“草本”缀后，且云：“图成，并述其概略，进呈，因得摹本珍藏，暇日展玩以自娱也。”可明王氏当日临马云卿画，先成一稿，对马本有所改动，又在此基础上再画一本，进呈仁宗，而初摹本则自留存，亦即前题所谓的“草本”。今《不二图》无元内府诸印，正与王跋一致。不过王振鹏进呈的正本应该不是方闻想象的设色画，今存王氏名迹率属墨笔白描，何况王氏此稿细密已极，连床榻木纹都不厌其烦，悉数画出，已难容有色，所以“润色”仅指增益润饰，不能视为“设色”之意。其次，王振鹏两跋虽是追记往事，却很精确，前题“至大元年二月初一日，拜住怯薛第二日”，涉及元代怯薛轮值制度。怯薛即更番宿卫，自元太祖开始，以功臣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四家世袭担任怯薛长, 分四番三日轮值，总称“四怯薛”【注11】。其后元宫记事格式，须依次写明日期、当值怯薛长名字、日次、事件发生地、在场陪奏人员等信息。王跋所记拜住为木华黎后裔, 世领第三怯薛，至大元年任皇太子怯薛长，二月初一日(辛卯)恰为第三怯薛第二日, 怯薛轮值次数、日期完全相合，知其可靠无疑。至于两跋写成的日期，必在群臣上仁宗庙号之后，惟其究竟作于何时，无法确知。前题谨记其事，后跋则小心翼翼地写作长篇，或是更晚时候所书，之所以反复叙述，缘于王氏以此为耀，心情不自觉间溢满楮素，后跋正是对前题的补足和呼应。再次，王振鹏两跋分别提及“隆福宫花园”、“西荷叶殿”和“春宫”三个地名，其中隆福宫在元代曾作为太子东宫，亦即所谓“春宫”【注12】，是仁宗的潜邸。据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宫阙制度条载：

“隆福宫西御苑在隆福宫西，先后妃多居焉。香殿在石假山上，三间，两夹二间，柱廊三间，龟头屋三间，丹楹琐窗，间金藻绘，玉石础，琉璃瓦。殿后有石台，山后辟红门，门外有侍女之室二所，皆南向并列。又后直红门，并立红门三，三门之外，有太子斡耳朵荷叶殿二，在香殿左右，各三间。”

是知王跋所说的西荷叶殿便是香殿配殿之一，当时王氏奉旨在此临画，而不是说此地即太子所居。又次，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王振鹏画《伯牙鼓琴图》卷在风格上确与《不二图》有别，但这种差别很可能是两画底本不同造成的，据《伯牙鼓琴图》卷后元人冯子振的题跋，言及此画是“王振鹏临摹《钟期听伯牙鼓琴图》”，亦非王氏的创作，其衣纹变化有如呼吸，极顿挫之妙，笔致更松，不似《不二图》紧实。然细味之，二者以及波士顿美术馆所藏王振鹏画《姨母育佛图》在线质上实可共通，倶得沉稳精劲，洵在同一作者于不同时期、不同作品所能发挥的范围之内，并不出自二手。最末，《演教图》确无元内府的鉴藏痕迹，卷中元人诸印也颇可疑，需要详加察考。

元代皇室书画收藏机构，最早为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设立的秘书监，至元十三年（1276）伯颜克临安后尽括南宋府库，经籍书画皆由秘书监收掌【注13】。元季王士点、商启翁所编《秘书监志 卷六 秘书库》云：

“至正二年五月准监丞王奉议道关奏：‘窃谓古之书库亦各有目，图画亦各有看题，所以谨贮藏而便披玩也，伏覩本监所藏，俱系金宋流传及四方购纳古书名画，不为少矣，专以祗备御览也。然自至元迄今，库无定所，题目简秩，宁无紊乱。若不预为，将经史子集及历代图画随时分科，品类成号，倘时奉旨，庶乎供奉有伦，因得尽其职也。合无行下秘书库，依上编类成号，置簿缮写，诚为相应。”

可见秘书监的管理长期存在缺弊，今存秘书监收藏过的书画，都未钤有监印【注14】。据前录王振鹏跋文，马云卿画卷在潜邸时已归元仁宗，之后必入内府，若贮于秘书省库房，应该也不会钤印【注15】。论者质疑《演教图》没有元内府藏印和文臣题跋，容可商榷。题跋既属后附，被割去的情况不为少见，可以勿论。而元内府藏印，主要是指元文宗和元顺帝两代所钤，与今存王恽《玉堂嘉话》所记秘书省书画并不重合，且兼有两代印记者居少数，概见二帝鉴赏的书画仅是元内府收藏的一部分，马画未必预身其列。元文宗的鉴藏印，著者有“天历之宝”与“奎章阁宝”朱文大方印【注16】，前者多钤于手卷，后者多钤于立轴，二印的钤盖位置不是固定的。存世钤有“天历之宝”的钜迹：法书如晋人（传）《度尚曹娥诔辞》卷（辽宁省博物馆藏，以下简称“曹娥诔辞”），钤于拖尾纸上，并有虞集奉敕书跋；晋王献之《鸭头丸帖》卷（上海博物馆藏）、宋拓《定武兰亭五字不损本》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以下简称“定武兰亭”），骑钤于本幅和后隔水上，并有虞集奉敕书跋；唐虞世南（传）摹王羲之《兰亭序》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苏轼《寒食帖》卷（台北故宫博物院），骑钤于本幅和前隔水上。名画如五代赵幹《江行初雪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徽宗《祥龙石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钤于本幅卷中；五代董源（传）《夏景山口待渡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钤于本幅卷首；宋徽宗《五色鹦鹉图》卷（波士顿美术馆藏），则钤于本幅卷尾。另外，如宋江参《千里江山图》卷，虽有柯九思臣款鉴定跋，却无文宗印鉴。元顺帝的鉴藏印，著者有“宣文阁宝”与“端本”朱文大方印【注17】，前者多钤于立轴，后者多钤于手卷，位置则在卷尾，如唐人摹王羲之《远宦帖》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高宗《嵇康养生论》卷（上海博物馆藏）、宋王利用《老君事实别号图》卷（剩“端”字半印）等是。由于《演教图》本幅的前后上下皆曾遭到裁割，如果此卷真是马云卿所画，并经文宗或是顺帝鉴赏，相关印记被删落也是很有可能的。单就印鉴和题跋为言，其实无法从根本上否定《演教图》出自马云卿。

至于卷中宋元诸印，徐邦达已经指出皆伪，他未说明理由，在此就其要者详述：在《演教图》本幅卷末上方，有一朱文残印，系“内府”二字，中有十字栏线，即宋高宗“内府书印”。然与唐褚遂良（传）摹王羲之《兰亭序》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上的“内府书印”比照，笔画不完全相合，当属仿刻。本幅卷尾有元人柯九思的“柯敬仲氏”朱文方印，然与《曹娥诔辞》、柯九思《清閟阁墨竹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晚香高节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上的可靠印记比较，篆法方硬，印痕亦较干匀，为后世所仿刻。又，本幅骑缝有元人乔篑成的“乔氏私印”白文方印，卷尾有“乔篑成氏”朱文方印。前印与欧阳询《仲尼梦奠帖》卷（辽宁省博物馆藏）、《定武兰亭》所钤非同一方，而且从《曹娥诔辞》、《定武兰亭》也能看出，乔篑成的骑缝印主要是用一枚“乔氏”朱文长方印。后印与《曹娥诔辞》、《仲尼梦奠帖》卷上的可靠印记相比，出入不小，真印“乔”字回勾的一撇，到了伪印变成右折，真印“篑”字分开的竹字头到伪印也并接了。这方伪印在元赵孟頫（传）《参同契》卷（藏地不详）、元倪瓒《壶月轩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上也能看到。《参同契》虽形似真迹，笔力时露苶软，赵氏诸印亦不真，当属伪作【注18】。《壶月轩图》行笔浮滞，皴法颇劣，款曰：“辛亥八月四日倪瓒”，纪年值洪武四年（1371年），较之同年所书《静寄轩诗文》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很大的差距，无疑是件伪作。况且乔篑成以元初人，印鉴出现在入明之作上，也是极可怪的事情，如此只能证明这些印痕特征相仿的伪制不早于明初【注19】，其上限就在洪武四年。

尽管乔篑成、柯九思的印鉴是假造的，但它们同时出现在《演教图》还是应当留意。乔氏、柯氏分别是元初和元中期士夫艺文圈的重要人物，皆富收藏，精于鉴赏，后来乔氏的部分藏品或入内府，或流入柯氏之手，在传世名迹中，二人常有交集，如《曹娥诔辞》和《定武兰亭》便是。《秘殿珠林初编》曾著录过一卷贮于乾清宫的李公麟画《维摩不二图》，亦与二人或多或少都有联系，如今原迹已经失落，而文字所遗仍然耐人寻味。《秘殿珠林初编》卷九记此卷云：

“素绢本，白描画，无款，姓名见跋中。图前有‘珍玩’印一，缺其半。后有‘文寿承氏’印一，天历玺一，又一印漫漶不可识。拖尾有樗轩寄题《维摩不二图》云：‘笔端绝世李公麟，写出维摩不二门。欲作短章书卷尾，到他佳处即忘言。已说了也，呵呵’。又，商挺题跋云：‘正大间，予在汴梁时，观此画于宣平坊西方子上家，云乃云卿马公父了了居士所藏，前有山谷草字《心经》，而樗轩诗未题也。云卿兄云章，崇庆二年（1213）经义及第【注20】，先人同年也，子上予交甚款，尝借得之，兵后未知有无，于今五十六年矣。一日秘书乔仲山携以相过，曰,是尚书张子有家物。始见樗轩诗，而山谷《心经》不存矣，感念存殁，怅然久之。龙眠此画，工夫致密，笔意精到，岂逊顾、陆、张、吴，仍赘数语，用识岁月云。至元乙酉（1285）清明后二日商挺谨书。维摩身病心不病，言到忘时口不开。若论不二门中法，犹是文殊賸一来。’又刘赓题云：‘我观丈室散花天，不二输君一着先。画到忘言真实相，阿卿初不识龙眠。宗城刘赓题。’又滕宾题云：‘天地万事归于一，事归于一万事毕，佛法如是我如是，徳惟一动罔不吉。前翰林滕宾赞。’又虞集题云：‘大千世界归方丈，不二门庭见作家。但有纤尘皆是妄，莫敎病眼见空华。延祐五载（1318）四月吉日平章大慈都命书。’又刘秉鈇题云：‘维摩病骨见前身，我是无无画是真。随到名山应说法，何时解脱大千人。逃禅僧刘秉鈇书。归吴仲黄善男子。’绢高一尺一寸二分，广六尺五寸。”

据商挺跋文可知，金哀宗正大六年（1229），他曾在汴梁方子上家见过李公麟画《维摩不二图》，并借出观赏，卷前有黄庭坚草书《心经》，曾是马云卿之父了了居士的旧藏。天兴二年（1233），蒙古攻破汴梁，商氏北走【注21】，到了五十二年后的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他再次目睹这幅画，不过已和黄庭坚的《心经》分离，并且多了樗轩的题跋。樗轩即金密国公完颜璹之号，璹卒于天兴元年（1232）【注22】，跋此卷时当即正大末年。李画是由乔篑成带来的，乔氏告诉商挺，这是张子有的家藏【注23】。而张子有正是将马云卿画《维摩不二图》进献给元室之人。张子有即张九思，子有是其字，据《元史》，张氏于至元间任工部尚书【注24】。而据《秘书监志》和唐徐浩《朱巨川告身》拖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鲜于枢跋文，此时乔篑成正任秘书郎【注25】。因为商跋所记诸人行迹皆与史事无悖，加之所述详细，其文必非后人妄作。其余元人诸跋的内容与之密合，又有“大慈都”这样见于《元史》的僻名【注26】，并可信。只是秘殿本原迹不存，不可确知诸跋是真迹，抑或后世的摹抄。

依照上述跋文，可以建立一条清晰的脉络：一本李公麟所画《维摩不二图》为马云卿之父收藏，马氏必然见过此画，并且很可能成为他绘制《维摩不二图》的参考。李画在入元后为张九思家藏，马画亦然，后者被张氏进献元室，在武宗朝已归还是太子的仁宗所有。仁宗赏识马画，命王振鹏临摹，王氏在绘制草本之后，重新画了一卷正本进呈，而自存其草本，即是今本《不二图》卷。马画和王画正本倶入元内府，随后下落不明。而《秘殿珠林》所收李画恰巧钤有元文宗玺印，应即“天历之宝”。或疑秘殿本就是马氏所藏的李公麟画，因为本幅无款，后人张冠李戴，抑有意改定为曾经收藏此图而又善画的马云卿的作品，并派生出王振鹏画。但这是不可能的，据虞集跋文，至少延祐五年之际，李画仍在臣下手中流传，距王振鹏摹写马画已过去十年之久，王氏《不二图》的底本必然不是李画。再者，秘殿本是素绢本，而马画是茧纸本，质地也对不上，可见马画绝非秘殿本李画。目前，虽无确凿的证据表明《演教图》出自马云卿之手，却也没有证据能对此构成有力的质疑。许多线索都将《演教图》指向马云卿，从画面本身亦能窥见端倪：既然《演教图》和《不二图》属于同一个图式系统，如果它不是马云卿画，那么它应该从属于李公麟到马云卿的一个摹本，可是《演教图》并无摹本的气息。仔细观察画面，可以看到人物是先用炭条或淡墨起了一稿，之后才用更浓的墨笔白描，在勾勒过程中，部分线条不尽和底稿相合，还有细微的修改。比如熏香的狮炉，起稿的背线有些平滑臃肿，前足较为舒张，在正式的勾勒中强调了脊线的变化，将足回缩，筋骨内聚，令整个形体显得更有精神。又如文殊菩萨所坐宝床，转角处先立垂线，在此基准上再加装饰，若是摹本，则应直接勾描画成的装饰，不必多此一举。在如此繁复的内容里，偶尔也有漏失，如卷首一位罗汉在画过耳环后忘记添加环内的脖颈线，可算瑜中之瑕，也说明欲致完美之难【注27】。种种细节显示出《演教图》是一卷创作，它可能参考了前人的底本，但并不是简单的摹仿，而是志于求精，在绘制的过程中随境发挥。今人通常只看到笔墨交叠的结果，而忽视了画迹是历时而成的，即便作者的心血和精力多半已经消逝在褚素之外，观者仍然能透过遗留的痕迹想见其从无到有，至于七宝楼台之炫的不易，以谓“惨淡经营”，此画庶几近之。相较而言，临本性质的王振鹏《不二图》更加工稳，看上去无懈可击，而衣纹的密度和变化感乃不及《演教图》。王画有一处很值得注意，卷左文殊座下，一位菩萨的坐垫周围以层叶为饰，可是叶子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在前后都有两重，下部却只有散落稀疏的几片。倘若王氏正是以《演教图》作为底本，他的起稿可能将人物的位置放得略低了【注28】。由于他是按照从右到左的顺序临写，前段画脚踏时，底线接近绢的下边缘没什么毛病，但接下去临后段时，想要保持两段相对的高度关系，仍画两圈叶饰恐将触及绢底，塞隔画面，于是不得已做了减省，腾让出一些余地。对照《演教图》，其坐垫的叶饰是均匀而连续的两圈，这是更合理的，也意味着《演教图》位于《不二图》的上源。

更有可议者，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两本丁观鹏画《清高宗不二图》轴，人物相同，惟背景山水和设色有别，一为青绿，一为浅绛，画的也是维摩不二的内容，只是将维摩诘的面孔换成了清高宗本人。这类扮装像在乾隆朝的宫廷绘画中颇为流行，以高宗心赏的藏画为蓝本，加以改制创新，形成富于趣味的映照。著者如数本《是一是二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底本为《历代画幅集册》所收宋佚名《人物图》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丁观鹏《清高宗洗象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底本为明丁云鹏《扫象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高宗不二图》亦有底本，或以《演教图》即是，然而详审两作，可明此说之谬。《演教图》是否在乾隆朝以前入藏内府是不清楚的，况且卷上没有清高宗的鉴藏印和题跋，说明此卷并未得到他的垂顾和青睐。更重要的是，《清高宗不二图》的底本虽然与《演教图》同属一个图式，却不是最近的来源。在《清高宗不二图》中，维摩诘的床榻透视是左斜的，而《演教图》则是右斜；前者维摩诘座下左侧仅有一位盘坐的罗汉，而后者的榻后则有两位；前者放置莲台狮炉的香几覆有锦袱，后者则无。《清高宗不二图》与《演教图》的这些差别，恰恰是王振鹏《不二图》的特征。《清高宗不二图》因改卷为轴之故，将维摩诘一侧的护法天王削去，将文殊一侧的化现老人和罗汉移到前景，改成背像。除此之外，皆与《不二图》如出一辙。令人不解的是，《不二图》从未进入清宫，一直在士夫之间流传，绝不可能是高宗扮装像的依据。事实上，检点《秘殿珠林》的著录，《清高宗不二图》的底本只能是初编记载的李公麟《维摩不二图》，此处似可大胆推测，所谓的李公麟画，就是王振鹏当日进呈元仁宗的临马云卿《维摩不二图》正本，经文宗鉴赏，遂钤有天历玺印，后来流落民间，补配了李画的元人题跋，摇身一变成为李氏名下的作品【注29】。今观《清高宗不二图》，侍坐菩萨座垫的叶饰是连续的一圈，也许就反映了王氏正本所作的修正。十分遗憾，秘殿本恐怕已然在嘉庆二年（1797）的乾清宫火劫中焚毁无遗，既无实证，惟能以弥散在历史中的线索臆度一番，所得所失，大概是终难论定的罢。

• 【注1】壁画、卷轴画等形式皆可有白描底稿，惟独立的白描艺术，似乎主要从释道壁画的线本衍出。
• 【注2】沈度跋纸前端遭裁，观其浸渍痕迹与《演教图》本幅不够连贯，或有前人跋书被割去，或沈跋系他处移来，已不可确知。而董其昌以后人所见已是有沈跋者。此卷沈氏书迹略显草率，调锋使转不很明显，水准不及《楷书敬斋箴》、《楷书四箴》等作，如其自言，确见“勉强”。
• 【注3】《清圣祖实录》载索额图二子，一为格尔芬，即索芬，一为阿尔吉善，当即阿尔喜普。现存阿尔喜普收藏每见索额图的印鉴，经过比证，可见二者之间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 【注4】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元人画（盛懋款）《老子授经图》、吴叡书《道德经》卷合璧，《秘殿珠林续编》著录，白描甚华丽，而用墨清润，风格与《演教图》相近。
• 【注5】清人王士禛《池北偶谈》记观宋荔裳画条曾录此卷，曰：“庚戌（1670）七月，予寓公路浦，莱阳宋荔裳（琬）北上过予，所携名画甚夥，因得纵观……又元孤云处士王振鹏画《维摩不二图》一卷，甚奇妙，楷法类赵承旨……”
• 【注6】《归潜志》曰：“雷翰林渊，字希颜，应州浑源人，与余同里閈，且姻家也。父思西仲，名进士，仕至知北京转运司。”又曰：“宋翰林九嘉，字飞卿，夏津人。少游太学，有词赋声。从屏山游，读书为文有奇气，与雷希颜、李天英相埒也。”又，《中州集》雷渊小传曰：“渊字希颜，别字季默，同知北京路转运使事思之季子，崇庆二年（1213）黄裳榜进士甲科。”宋九嘉小传曰：“九嘉，字飞卿，夏津人，黄裳榜进士乙科。历蓝田、髙陵、扶风、三水四县令，皆有能声。入为右警巡使，应奉翰林文字。”黄裳为该榜词赋状元。
• 【注7】“天来”又有作“天采”者，“采”似与其字“元章”更合。
• 【注8】《中州集》选完颜璹诗有《题纸衣道者图》一首，曰：“紫袍披上金横带，藜杖拖来纸掩襟，富贵山林争几许，万缘唯要总无心。”当即题马云卿画。
• 【注9】据《中州集》，马云卿兄天騋生年在金大定十二年（1172），晚于正隆六年，两条记载相悖。考孔元措为金末人。《金史 列传第四十三》载元措父摠“明昌元年（1190）卒。”又，《阙里志》载摠“卒年五十三。”可算出孔摠生于金天眷元年（1138）。《续通志 孔子后裔传》（卷五百三十六）曰：“元措，字梦得，初父摠年已四十，生数子皆不育，及宰曲阜，收葬枯骨，夜梦众人来谢，一人稍前曰：‘嗟哉，暮云之弗及。’既寤，又搜得十余骸，并葬之。已复梦其人来谢曰：‘今子非尔子，后丑年庚月丁日所生真尔子矣，当名元措，已果得子，因即以名之，而字梦得。”据“丑年”推知元措当生于金大定二十一年（辛丑 1181），亦晚于正隆六年。可知王恽此条纪年当误。
• 【注10】其思路主要是想通过否定王振鹏《不二图》来否定《演教图》出于马云卿。
• 【注11】《元史 兵志二 宿卫》四怯薛条云：“太祖功臣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时号掇里班曲律，犹言四杰也，太祖命其世领怯薛之长。怯薛者，犹言番直宿卫也。凡宿卫, 每三日一更。申、酉、戌日，博尔忽领之，为第一怯薛, 即也可怯薛。博尔忽早绝, 太祖命以别速部代之, 而非四杰功臣之类, 故太祖以自名领之。其云也可者, 言天子自领之故也。亥、子、丑日，博尔术领之，为第二怯薛。寅、卯、辰日，木华黎领之, 为第三怯薛。巳、午、未日, 赤老温领之，为第四怯薛。赤老温后绝，其后怯薛常以右丞相领之。”
• 【注12】《资治通鉴 陈纪六》宣帝太建八年云：“皇太子养德春宫，未闻有过。” 胡三省注曰：“太子居东宫，东方主春，故亦曰春宫。”
• 【注13】大都万亿库所藏，亦并入秘书监。《秘书监志 卷五 秘书库》江南秘省文字条云：“至元十三年十二月，今有枢密副使兼知秘书监事说道，今年六月九日内里主廊里有时分奏：‘咱使的焦尚书江南收拾秘书省文字去来，听得收拾聚也，教尽数起将来呵，怎生？’奉圣旨：‘教将来者。钦此。’枢密院移咨南省，取去来。见今焦尚书收拾到经籍书画等物，解发南省，已运到中书省也。所据前项焦尚书收拾到一切经史子集禁书典故文字及书画纸笔墨砚等物，俱是秘书监合行收掌。当月初十日，枢密副使兼知秘书监事说道：近奉都堂钧旨，该钦奉圣旨，教于大都万亿库内分拣到秘书监合收经籍图画等物，可用站车一十辆般运，赴监收贮。”
• 【注14】元初王恽曾获睹秘书省藏书画二百余件，名目载于《玉堂嘉话》，今存世者如阎立本《历代帝王像》（波士顿美术馆藏）、孙过庭《书谱》、怀素《自叙帖》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黄庭坚《赠张大同书》卷（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廉颇蔺相如列传》（大都会博物馆藏）等，皆无元秘书省印记。与秘书省相关的印记，尚有“都省书画之印”，存者多为南宋册页小幅，较晚的有元初赵孟頫《前后赤壁赋》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鲜于枢《杜甫魏将军歌》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当属元季官印。
• 【注15】仁宗个人的藏印，未见于文献及传世品。仁宗鉴赏过的书画，如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赵孟頫、刘赓、护都沓儿延祐五年（1318年）奉敕题跋，并无仁宗印记。不过《快雪时晴帖》由卷改装为册页，部分印章或遭裁落，是否还有其他元内府印则未可知。
• 【注16】另有“天历”朱文联珠小印，“奎章”朱文长方小印，见于五代人（传）《秋林群鹿图》、《丹枫呦鹿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或不可靠。
• 【注17】另有“宣文阁图书印”朱文方印，见于宋人《小寒林图》、《杏林鸂鶒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注18】此卷与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款小楷《道德经》卷伪迹如出一手，署名绝类，“松雪斋”朱文长方印、“赵子昂氏”朱文方印等也是同一套。
• 【注19】通过印痕可知，“柯敬仲氏”、“乔篑成氏”真印为铜质，伪印则为石质。
• 【注20】与前《中州集》、《归潜志》所载皆合。
• 【注21】《元史 列传第四十六》曰：“商挺，字孟卿，曹州济阴人。其先本姓殷氏，避宋讳改焉。父衡，佥陕西行省员外郎，以战死。挺年二十四，汴京破，北走，依冠氏赵天锡，与元好问、杨奂游。”
• 【注22】《金史 列传第二十三》曰：“天兴初，璹已卧疾，论及时事，叹曰：‘兵势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全完颜氏一族归吾国中，使女直不灭则善矣，余复何望。’是时，曹王出质，璹见哀宗于隆德殿。上问：‘叔父欲何言？’璹奏曰：‘闻讹可欲出议和。讹可年幼，不苦谙练，恐不能办大事。臣请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后，国家比承平时有何奉养，然叔父亦未尝沾溉。无事则置之冷地，无所顾藉，缓急则置于不测，叔父尽忠固可，天下其谓朕何？叔父休矣。’于是君臣相顾泣下。未几，以疾薨。年六十一。”
• 【注23】乔氏是借观，还是李画已经从张家转手至乔家则不得而知。、
• 【注24】《元史 列传第五十六》曰：“张九思，字子有，燕宛平人。父滋，蓟州节度使。至元二年（1265），九思入备宿卫，裕皇居东宫，一见奇之，以父荫当补外，特留不遣。江南既平，宋库藏金帛输内府，而分授东宫者多，置都总管府以主之，九思以工部尚书兼府事……大德二年（1298），拜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五年（1301），加大司徒。六年（1302），进阶光禄大夫，薨，年六十一。”
• 【注25】《秘书监志 卷十 题名》秘书郎条曰：“乔贵成。至元十八年（1281）四月二十八日上。”“贵成”即“篑成”之讹。鲜于枢跋曰：“至元丙戌（1286），购于武林，明年重装。又明年因秘书郎乔仲山官淛西，携《书谱》见访，遂得详考，书于卷末。鲜于枢伯几父记。”可知乔篑成任秘书郎的时间是至元十八年至至元二十五年（1288）。
• 【注26】《元史 武宗本纪》曰：“（至大元年）六月己丑，渤国公三宝奴加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应国公、太子詹事、平章军国重事、大司农曲出加太子太保，左丞相脱脱加上柱国、太尉，遥授参知政事、行詹事丞大慈都加平章军国重事。”又曰：“（十二月）甲戌，以平章政事、商议中书省事、太子宾客王太亨行太子詹事，平章军国重事、太子少詹事大慈都为太子詹事。”
• 【注27】此卷画多数罗汉、菩萨的耳环时并未预留空隙，而是以浓墨直接添覆，不避下面的轮廓，在古画中亦时有之，见其态度较松。
• 【注28】《演教图》的下部曾经裁割，两方伪“乔氏私印”都只剩下一半，时间当在明初以后，这样虽令其看起来更像是《不二图》的底本，却是一个巧合。
• 【注29】波士顿美术馆所藏王振鹏《姨母育佛图》卷，一度也被认为是李公麟所画，直到乾隆丁未（1787）经钱大昕发现王振鹏在卷末树干上的“振鹏”小款，才改定为王画。

隨安室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