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澄海

中文系碩士在讀

北京凛冬断想

天安门的黄昏

穿起羽绒服,围上围巾,套上手套,最后戴上口罩,像欧洲中世纪的骑士上战场一样,以全副武装之势,方敢在冬天的北京出门。北京的冬天时常风大,尤其在夜里总能听到窗外的风鞭打过树叶的簌簌声响。如果说北京的秋天呈现的是满树满树的金黄的典雅,那么北京的冬天给人的印象除了凄冷的枯枝之外,更多的是灰色的天空之下似乎无穷尽的北风。行走在这样的天地之间,即使全副武装,也不由得要加快脚步。偶尔瞥一眼街上的行人,皆是步履匆匆。

因为贪恋室内暖气的舒适,所以平日里大部分的时间都窝在图书馆里。研究生的生活被简化为教室、图书馆、食堂和宿舍之间的三点一线,书斋里的生活如此安全与平和,惹人艳羡,却也不过如同工厂里熟练的女工每日按部就班地处理好手头的活儿。真实的情况往往是,在还有些许阳光的早晨走进图书馆,中午出来吃个饭就又回图书馆,等从图书馆出来走回宿舍,早已是黑夜的世界。一天的时间不过转瞬即逝。在看不完的必读书目之中沉潜,“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却不一定就能寻找到一个合适的论文选题。即使竭尽全力写出一篇论文来,也可能只是在学术海洋中凭添一份垃圾。或者说,所谓的学术研究有时候并不是填补了学术史上的哪块空白,而是像掘墓人一样,将本该被历史正常遗忘的人与事,又将其重见天日,使其不得入土为安。历史的风沙滚滚而来,留在史书上的却寥寥无几,欲为被遮蔽的人物正名,到头来却证明小人物确实被历史遗忘了。基于此类无益的机械劳动,自嘲自己也是马尔库塞观念里的“单向度的人”,却甘愿单向化。这也是弗洛姆所谓的“逃避自由”,人的不自由大概率是因为本身自愿放弃了自由。当然,你也可以用苏珊·桑塔格的话来反驳:“书籍不仅仅是我们梦想和记忆的独断总结,它们也给我们提供了自我超越的模型。有的人认为读书只是一种逃避,即从‘现实’生活的每一天逃到一个虚幻的世界、一个书籍的世界。书籍不单单是这样的。它们是使人实现自我的一种方式。”

我不禁联想到杨德昌导演的电影《一一》里的一个情景:唐如韫饰演的婆婆在婚礼上中风,抢救后依旧昏迷不醒,卧床在家。金燕玲饰演的这个家庭的女主人敏敏,每天在婆婆床前说话,希望借此对唤醒婆婆有所裨益。她讲述她自己每天的生活,却发现一连三天讲的内容都一模一样,当她重新审视自己几十年的生活是如此的单调的时候,一股无以名状的虚无感袭来,接着就崩溃得痛哭不止,而后离家出走,上山灵修。一如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博士在经历了数年的书斋生活之后,终于也意识到重复的无聊,于是与魔鬼签下协议,要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即使这样的决定在我们读者看来是非理性的。

细思生活的纹理,其实就是庸俗无聊的荒原中点缀着稀疏的生机的绿,只因有了这点儿亮色才时时得以慰藉,却也容易只见树林、不见荒原。不是扒开了看到千疮百孔,而是本身就是骷髅,只不过为了说服自己得以安心,便需要以种种方式进行赋义,或是对抗生活的无聊,或是与生活的庸常和解。如果说日常的重复是人生的常态,那么在意识到这种重复时,或许是无法回避这种情况,不如思索在相似之中变着花样给自己一些不同。我必须安慰自己:就学术而言,避免不了图书馆里相似的日与夜,可是因为每天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不同,便也不至于太无趣。

于是,当我们在开着暖气的会议室里讨论“打工与诗歌——以郑小琼等的诗歌为例”,我们会谈到打工诗歌作为与当代中国社会紧密联系的写作文体,它所反映的恰恰是这个时代的某一面向,通过诗歌我们可以了解到常被忽略的某一群体真实的生活境遇。可我想说的是,当读到“在深夜轰鸣的机器中/夜晚疲惫得如同一个筋疲力尽的鱼/在窗外/在机台上游动着”(《塑料厂》)这样的诗句,或许会对这种超过自己日常生活经验之外的体验感到震惊,但震惊之余还能剩些什么呢?有一次误入学校文科楼的地下二层,这里弥漫着因为空气不流通导致的奇怪的气味,终日靠灯光照明,却居然是一间一间的宿舍,不知道住的是什么样的人,从开着的门往里望,看到的是房间里的两张上下铺铁床,望向走廊的尽头,在明晃晃的灯光与永恒的黑暗的交界处,只觉得一阵令人窒息的压抑。另一次的经历是在798艺术园区看完陈丹青的个人画展后回学校,当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在十一月的肃冬里,“双十一”购物狂欢后遗留的症状是连续大半个月在学校门口的街道上会堆满各家快递的包裹,快递员忙着分发包裹,学生们也忙着收包裹,彼此在寒风中瑟缩着,但热闹的街道往往在傍晚六点钟就恢复了肃冬该有的宁静。当时的街道只剩下孤零零的一辆快递车,那是一种摩托搭配长方体铁皮柜的三轮车,看得出车外还有零星几个包裹在等着收件人的到来。经过快递摊,白日里堆满货物的铁皮柜已经空了,开了盏小灯,快递小哥半躺在柜里,双脚抵在柜子的一面,看起来难得放松地刷着手机屏幕。弯曲的躯姿似乎让人感到一种别扭,我和同行的小伙伴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宁愿隔天再收到快递,也不愿在这样寒风灌着的夜里看到人家如此辛苦。同行的小伙伴提醒我,说不定这样一种待在快递车厢里刷手机的时光,是快递小哥忙碌一天后难得的个人悠闲空隙呢?而后是一阵长久的沉默。我想,或许人们也已然忘却在丁酉年的冬天,因为大兴新建村的一场火灾意外,引发了一次流民的迁徙,在零下五度的北京寒夜,甚至没有救助。四海皆肃冬,一室难为春。

我的脑海中不时会浮现雨天的蚯蚓的意象。蚯蚓们在雨水洗练的砖石地上拚命颠簸肚皮,把蜷曲在不见天日的泥土里的颈项伸展开,尽情蹂躏过雨水一如雨水蹂躏它们自己。等到中午的阳光放出来,早晨雨中的路面上蠕动的蚯蚓,大多数拖着干瘪的身体死在路上,或被晒干,或已然被不知哪里突然出现的鞋或轮胎碾轧成一滩肉浆。在未有阳光之前,在未被光的炙灼烤成褐色的木乃伊之前,它们与成为池塘中啫喱质感的鱼的饵无缘。为了生命本能所需的滋润,末路般赌上全副身家,却常常对危险来不及反应。不同于闯进高速行驶的货车前的羚羊,这是不见血色的事故,无从言说为肇事与谋杀。人们从不在意三尺微命的故事。

王汎森先生曾说:“一个关心时代的史学家是有可能将他的关怀、时代境遇与史学工作套叠在一起,成为一面三棱镜,映照他所属的时代。”世人偏向于认为象牙塔里的东西过于阳春白雪,但却又艳羡学院内相对纯粹的生活。学人存在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解释世界。假如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人无法对其所处的时代有深切的共情,也可能有著作等身的学术成就,但总是缺少了点什么。

写于2019年11月28日

那年北京刀子一樣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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