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追记

民国二十五年，也即是西历的1936年。为了置办父母与弟弟的丧事，我自美利坚回国。途中所逢上之物、事、人等，小书记于此篇之中。

这一年，在中国发生了许多的事。

此年的一月，上海的国货运动又开始了。商人与知识分子们走上街头，要求去打上一起“国货保卫战”、以捍卫国内自产商品的地位。四号那天，他们又通电全国，主张全国一致改用国货、拒用洋货。他们就这样主张、主张，主张了也不知有多久，又再无音讯了。

随后的二月，赤匪开始东征。他们首先攻破了黄河防线，向太原而去了。使得军事委员会、同时也是山西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不得不请中央的军事援助。到了五月，十万中央军入晋，赤匪这才撤了军。

六月，民国的农林部部长陈济棠、广西绥靖公署主任李宗仁，在两广地区要求抗日、向中央发难。随后，反叛者的将军们纷纷弃暗投明。陈部长见局势不对，便从香港跑去欧洲，这一抗日事件也就随之而告终。

十月，鲁迅死了。有人悲啼、有人欢呼、也有人不以为然。只是偶尔着的几声哭泣与得意的嗡嗡，总予人一种好似什么终结了般的孤独。

十二月，西安的张副司令与杨主任，合伙囚禁了蒋委员长。事件后来也跟六个月前的一样得到和平解决，但下场却是凄惨的多：一个被判无期徒刑，关了五十二年出狱。另一个被判了十二年了，出来之后就被以叛国罪枪毙了。

那一年所发生的中国的重大事件，大抵有这些。但过于详细的，例如宪法草案、绥远抗战云云，这毕竟与我无关，我也便也疏于详写了。

中国有四万万中国人，当时可称是“世界的四分之一”。而我则是在这四万万中国人之中，诞生出的小民产物。

我是山西人，可同时也是江西人。之所以是山西人的原因；是因为究其根源，我始终留有山西人的血。家族的坟墓，便就立在太原旁的榆次县的一座小山上。可之所以称自己为江西人的原因，则是因为我是在民国五年，于江西所诞下的幼婴。

父亲是一位读书人，曾在山西大学堂就读，思想也还算开明。可越是开明，他就越是反感祖父。还记得有一次，同族的姑姨生下了幼婴、四斤二两，是女孩。祖父对此倒也放的开，也不过多去苛责姑姨和幼婴什么。只是到了幼婴六岁的时候，祖父便买了六条八尺蓝布，说是要裹脚。

父亲站在一旁，看着因裹脚而涕零的女孩，不禁一旁大呵倒彩：

“坏得很！坏得很！”一族约二十人，父亲这么一呼，众人的视线也就集中在父亲的身上了。一族之长的祖父，驳斥道：“哪有什么坏的很的说法？不裹脚的女人，那与西洋的那些、无父无君，不人不鬼的洋鬼子，又有什么差别嘛？”说罢，裹脚总是要继续。至于之后父亲究竟是反驳还是沉默，我不大清楚。唯一可知的，便是后来父亲在民国元年，在分得了最少的那份祖父遗产后离开了山西，跑到了江西的南昌。靠自身的努力，在江西大学堂找到了份教师的工作。

民国十六年，赤党在南昌进行了一次“暴动”。八月二日那天，南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集会；有不少民众在集会之中报名参军。其中，也是父亲教导出的学生。在集会的中途，父亲被选为群众代表，在会上发言；虽然父亲也并没有说些什么，但在之后进了南昌城后的军队，却是将父亲当做成了“群众代表”，关进了监狱。

幸运的是，江西大学堂的老校长出面保下了父亲。于是在监狱里关了三个月后、收了罚款，也就将放出来了。

出狱后的父亲消瘦了不少。那时的他，大抵也意识到了如今之江西也是不宜久留之地。然而，口袋里的钱财早已“为国奉上”，仅靠津贴工资养活自己一家的父亲，自然是离不开江西的。

此时，校长先生给父亲做了一个提议：校长先生熟识的朋友近日要赴美，不如将父亲的儿子——也就是我，托付给这位朋友，如此倒也能够避免祸事。

父亲同意了。就这样，十一岁的我便离开了父母；在轮船上过完了自己十二岁的生日。

直到民国二十三年末为止，我与父亲都一直有电报之间的联系。在这期间里，我也在电报里听闻了自己多了个弟弟这般可爱的故事。可是，到这年年末的耶诞节时，我却再也联系不上我的父亲了。两年之后，我才从父亲的一位在江西的洋人传教士好友所发来的电报之中，才得知了家人后来的事。

原来，家父与家母，在民国二十四年初便辞去人世了。

他们不是被棍棒打死的，而是被一颗子弹贯穿胸膛后，当场死亡的。他们也不是单独被处刑的，而是跟着近百人、近千人又可能是近万人一起处刑的。至于罪名，听说大多都一样，批文上只有两个红字，叫做“共匪”。

那位传教士还说，处刑的地方本是一个胖墩墩的老地主的自家庄园。在赤匪来了后，老地主带着钱财逃跑了，庄园便被农民改造成了稻田。后来赤匪走了，老地主回来了。在刽子手们思考将哪里作为行刑地点时，老地主便举起了手，奉出了这块土地。

而关于我的那位不足六岁的弟弟，似乎没有并没有直接被杀害。传教士说他看护的不好，已经无法呼吸、无法继续看着这个世界了——在父母死后，年轻的弟弟自然丧失了食物的来源。有一次他因饥恶，抢了大户人家女孩在河畔为做饭而淘的半两生米，将其直接塞进了自己的口中。随后，大户人家的家人们赶来了，在弟弟的腿上打了两根长棍以示教训。于是，饥饿的他便不能行走了。

有一次，他爬到了一家教堂一旁。朦胧之间脑海里好似回忆起父亲曾带过婴儿时的自己拜访过这里的场景，于是他便爬到了教堂旁，敲了敲门，可却没人响应。原来此时的传教士正在搜寻友人，也即是我的父母的尸体。

弟弟在门前一连等了四个小时，等到传教士回到教堂后，他已不再呼吸了。

传教士在电报里用洋文写到，虽然找到了行刑场，可却找不过我父母的尸体，因为数量实在是太过庞大了。而关于我的弟弟，他询问我究竟是应采用入土为安式的下葬，还是进行火化。

我的回电是：“火化吧。就算想要下葬，此时的江西恐怕也没有棺材了。”

父母的死难、弟弟的死讯，不禁令我所感到窒息。十一岁时与父母的分别，竟这般便成了分离的永恒。尚属年轻的我，尚不能接受涉及死亡般如此沉重的事物。我仅觉得心脏里涌出了一股愤怒的鲜血，那千以万记的死难者的景象浮现于我的脑海之中，我已是出离的愤怒了。可纵使如此，这股愤怒却又好比是一抹拥有热度的空气；在于脑海之中冷却后，留下的却是无尽的落寞、寂哀与悲思。

我总是这么一个无力的凡人。所能处理的，也仅是凡人所能处理的事物。因此，在给父亲的友人回复了封我将回国处办丧事的电报以后，我便开始写起了向学校请假的书信。

于是，民国二十四年耶诞节这一天，我踏上了回国的游轮，计划将弟弟的骨灰和父母的死讯送回山西，算是给族人一个交代。

二十五年的一月三日，我从三藩市回到上海。刚踏上乡土的土地，本应是激动与怀念，可我总觉得有丝异样——尤其是接上行人与路人的对洋服女性的眼光。

四下打听后才知道，原来从几年前开始直至现在，上海都在搞一种“国货运动”。他们所倡导的，是使用国货、抵制洋货。而身着美式服装的女性，则被报刊称作：“时髦的叛国者”。

从民族与国家的角度来说，这总是好的。因为了倡导国服、洋服而被抵制，到也是一种无可厚非。可最令我困惑的，是他们为什么只将女人称作“叛国者”、可男人却跟此毫不关联？

我不得其解，可后来却也明白了。

去外国留学的男子，大多都是官商者的后代。倡导者们无论如何，却也不愿跟这帮未来无限的人“开战”。可是，国货还是要倡导，那么也就必须要立上个“叛徒”的形象。社会地位较低的女性，自然就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叛徒”了。

另外，有趣的事。是我自返回上海后，养父所介绍我认识的几位政界、商界的一些朋友的事。就我所知的，他们个个都是国货运动的倡导者。然而他们的家中总是到处充斥着他国的用具：例如电话，那是英国产的；钢笔，那是德国产的；香水，那自然就是法国产的。更有甚者，我总是能看到不少的人，在外的时候身着马褂或是中山装；可一回到家，就又换上了洋服。一来一去，伟大的国货运动简直就如同旧式学堂小儿们在描红本上所描的：“上大人 孔乙己 化三千 七千士……”云云等，为应付私塾先生们的东西了。

这样的国货运动真的能持续下去吗？我不知道。我只觉得实际存在的意义不大。更多的，却是一种单纯表态似的形式。万幸的是，这些大抵与我无关。在上海忙完了回国的手续、接了传教士托人送来的弟弟的骨灰坛，我便买了火车票，踏上了去山西的路途。

按照预定的计划，本来最迟也应该是在一月二十一号抵达的山西太原的。可真正的实际到达，却还是比预定还要迟——是在一月二十二号才抵达的太原。在抵达了山西蒲州，打算在这乘上火车前往太原时。本应在早晨九时抵达的列车，却直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六时才到——这班列车足足迟了二十一个小时。

听同行的旅人们说，这是阎主任为了见来自东北边上（那时指满洲国）的“贵客”，所以才延迟了火车入的时间。

又听说，阎主任见的好像不是一般的贵客，还是他在日本士官学校就读时的一位日本同学。据说，这位日本同学在去年的九月去过华北，跟当时的华北自治事件有些联系。他去见阎主任的时候，到底谈了什么，大家自然是不得而知，可大家也都会猜测、也都会浮想翩翩。

总之，我终究还是抵达了家族所在的榆次县，并通过父亲的遗物，跟家族的成员联系上了。

祖父有六个孩子。老三便是我的父亲。我还有两个伯夫、三位叔父。大伯父是现在的一家之长，也是创业家，在山西还算有不少的资产。另外，他也是榆次县的主张公道团分部部长。

二伯父在教育厅工作，同时也是两年前由阎锡山自助的民团·【民众监政会】的副会长。他还有一个身份，是防共委委员会议里的执行委员。

大叔父是教师，就在当初的山西大学堂、现在的山西大学里担任教师。值得一提的是，他跟许多左派有着不小的联系。

至于二叔父和三叔父，他们都已经死了，而且都是死在中原大战里的。只不过，一个担任的是中央军的军官，一个担任的是晋绥军的军官。他们的后代自然还有很多，就不一一详述了。而当我向他们述说了父亲的死讯后，他们倒也并不惊讶。这个年代，死人却也是正常的事了。

我在家里住了几天，大伯父便来做我的工作，希望我加入主张公道团。说当时的山西是民国的模范省，而之所以成为模范，也跟这个主张公道团有关系。如果能加入公道团，那么也算是半只脚步入了山西的政治圈子·。

初听到这样的提议，我多少还是有些心动，便又问道：主张公道团，有何组训吗？”听了这话，年近耳顺的大姑父倒也欣慰的点了点头：“公道团之组训，倒也简单。无非便是要拥护阎会长的一切决议、不能随意退会、不能做出任何违背组织的事，否则就会被组织通缉、追捕，大概也就是如此了。”

“……”

此话一出，我便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主张公道、主张公道，明明是主张公理道义的文字。可为什么组训里说的，却反倒像是黑帮组织一般的信条呢？

见我迟疑，大伯父便又搞了一份《主张公道团团员需知》。收下了这本书之后，我稍稍的阅览其了其中的文字。可越是阅读，我便越是疑惑——因为这类文字所相似的文字，我早已在三年前便看过了。当时是民国二十二年，也是西元的1933年；那年德国在进行选举，选上了一个叫做“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党。这份消息传到美国后，几份报纸便对国社党进行了报道，其中曾摘录了一段关于国社党组训的文字。而其中所写的文字，虽与公道团的组训有所差异；但其思想，却还是近似的。

这样的组织，我总有种踏入进去就是踏入泥沼的预感；于是便就婉拒了。而后，二伯父劝我加入防共保安团，在他的手下当个保安团的副队长，我因同样的原因婉拒了。大叔父呢，则是劝我在他工作的山西大学里任英文教师。可我总觉得与左派有所联系的大叔父，此举必然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于是便以学业未成的理由拒绝了。

这年的二月二十一日清晨，家里突然开了一次集会。原因似乎是因为赤匪突破了阎主任花重金所布置的黄河防线。集会时，二伯父与三叔父起了身，痛批大伯父“卖国”。

我后来才知，原来民国中央为了支援山西的剿匪工作，每个月都会划一笔物资交给山西政府。然而，阎主任却勾结商户，将这笔物资换成银两与商户分成。

而大伯父身为山西省内拥有不小资本的创业家，他自然是与这起分成有所关联的。而至于二伯父和大叔父自然也是知道这件事的。然而，他们却一直不说。直到如今东窗事发，才开始批判起了大伯父的“卖国行径”。

一方面，我不由感叹贪腐政治的普遍。而另一方面，我也深知此地不可久留——指不定，很快就被战火所波及了哩？这里的亲人们各个皆有后路，可我却不见得继续待在这里能够在政治上继续有着孑然一身、不受波及的能力。于是便趁着火车线尚通之际，与家人道别，匆忙的离去。

事情的发展恰好是如我所料的——3月1日，阎锡山便宣布山西戒严。次日，便打开了大规模的搜捕与屠杀。

我庆幸于自己的明智，因为此时我已经离了山西。要是继续留在那里，我恐怕也不再是那么“干净”了。后来，我买了五月末去三藩市的船票，事实证明这也是正确的；因为两广事变随即爆发了。

陈部长和李将军一起说，他们要反蒋抗日。然而这话传入我的耳中，我可是不大相信的。毕竟委员长剿共，说的也是为了抗日。可一旦到了需要抗日的关键时候，他就开始说起救国的话了——我认为陈、李二人也是如此。

如我这般有着同样想法的人，似乎还不少。两广事变发生后，有不少高级军官投奔中央；以至于该事件的结果便是以陈部长逃亡欧洲为之告终。

此时的我坐于三藩市的家中，望着眼前的报纸，却也乐于见到这样的消息。

十月，鲁迅死了。其实我也很喜欢鲁迅，由其喜欢那一篇《纪念刘和珍君》和他所写的《热风》散文集。然而，我也有些不太喜欢他，因为他总是说梅兰芳的坏话。纵使是在国难的年代，梅兰芳的戏剧也是经典中的经典，鲁迅为什么要批判梅兰芳呢？

十二月，闹出了一件大事。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将蒋委员长所扣押了。

这起事件，双方都不愿意闹大，和平解决是必然的。可有些事出乎了我的预料，那就是蒋委员长竟然真的与共党和谈了，而共党竟然也真的服从了命令，将自己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了。

这可是大为出乎人们所料的——互相有着矛盾、有着血海深仇的两个派系，竟然真的达成了一致。

或许这可能只是双方摆出的一个态度，让近年来在中国地区日益增强活动的日本退缩的态度。如果日本退缩了，双方肯定是要再打起来的。因为双方，自然是都不可能容忍对方的存在的。

另外，倒也有一件事预料之中的事：那就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与杨虎城果然被监禁了起来。

前者是发动事变后立即逮捕的，后者则是过了一年之后为了抗日返国时被逮捕的。

他们所干的虽说是抗日，但做出如此大不敬的事，能有这样的结果却也不足为奇。无论如何，有过反叛经验的人自然是不能被信任的。

这一年的耶诞节，我是坐在三藩市的教堂里度过的。

回国后的所见所闻，我通过日记记录了下来。而在三藩市的教堂里，我在那里将日记重新整理。

回国后的感触，如今却也是记不太清楚了；唯一记得的，就是家乡的鱼羊包是个很好吃的东西。

那时总觉得自己是个外人，想要尽力的远离当时政事与局势的昏暗。纵使父母与弟弟已死，却也总以“无力”为说辞，沉迷在卓先生的《摩登时代》与梅兰芳的《霸王别姬》之中，过着不问世事的无力者“平淡”生活。

然而，世事却硬要将我从平淡之中拖出，让我面临铁血铮铮的现实。

战争总归还是爆发了。

自开始而到结束，战争持续了将近六年。而在中国，则持续了讲究十余、二十年。

那时的世界、那时的中国，究竟诞生了多少可悲？我不得而知。

战争结束后，我还是住在美国。后来又出现了大量华人华侨的回国事件，我也并没有回去，依旧在美国做着我的教书的工作。

只是在如今，翻开昔日所写的日记，我不由的有所感悟。

那么，就写到这里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