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国际的破产（二）

2-1 列宁时代的第三国际

2-2 斯大林摧毁了第三国际

2-3 第四国际的成立

2-4《过渡纲领》的方法

2-5 布尔什维克重新制定纲领的贡献

2-6  《过渡纲领》的性质

在B站当前的左翼辩论中，所有否定托洛茨基成立第四国际的人，或称其为“不必要”、“不现实”和“不合时宜”的（如未明子），或称其为“无法获得群众支持”的徒劳努力的（如阳和平），都闭目不看下述事实：在1938年成立时，第四国际是世界上唯一一贯的革命共产主义倾向。从退化的第三国际中产生的其他倾向，要么像右翼反对派那样沦为改良主义，如布哈林、布兰德勒、华金·莫林和杰伊·洛夫斯通等，要么把自己束缚在僵化的宗派主义中，如乌尔班和博尔迪加。国际左翼反对派中许多领导人物——其中不乏第三国际的杰出创始人——都没能抵挡住1930年代工人阶级灾难性的失败所带来的影响。 

革命运动在德国、西班牙和法国都先后失败，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集团在苏联获得血腥胜利，这使尼恩、斯内夫利特、罗斯默等知名的左翼反对派都陷入了摇摆不定的中派主义立场，这包括他们不愿支持托洛茨基创建新国际的斗争。托洛茨基曾希望和期待将列宁时代的共产国际更广泛力量和共产党的历史性领导人召集到新的国际中，可事实并非如此。只有国际共产主义者联盟（ICL）和第四国际运动（MFI）坚持了第三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的基本原则和策略，也只有它们适用了这些原则和策略来应对 1930 年代的巨大挑战。 

俄国革命的官僚化堕落对俄国以外的地区也产生了即刻的影响。在共产国际中，由于德共未能在1923年领导起义，人们已经感受到了克里姆林宫堕落的负面影响。在季诺维也夫的领导下，第三国际又犯下了一系列灾难性的极左错误（如1924年的爱沙尼亚起义），第三国际支部在“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下被严重官僚化，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现在要根据对克里姆林宫领导派系的忠诚度进行筛选。 

随着斯大林-布哈林集团的崛起，第三国际在与英国工会官僚的关系上迅速转向右倾机会主义。尽管英国共产党在1926年被工会联盟（TUC）所背叛，但是与之相联结的英俄委员会依然得以维持。随后在1927年，中国共产党被作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国民党的附庸的政策导致上海发生灾难性失败。第三国际于是再次左转，在1927年底发动广州起义。在1927-28年，一系列准备不足的起义遭到蒋介石的残酷镇压，而蒋介石前不久还被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列为名誉委员。在苏联内部，以斯大林为首的新兴官僚阶层粉碎了党内民主，使用警察手段镇压所有政治反对派，在经济政策上则摇摆不定。  

左翼反对派起源于联共内部，在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后，反对派把自己确立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国际（外国）的派别，其明确的目标是改革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包括由俄国支部执政的苏联。 因此，第四国际的前身——国际左翼反对派，无论对苏联、1923年的德国、1926年的英国，还是1927年的中国革命的立场，都是基于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性成果和第三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提纲和决议的。 

2-1 一个革命的世界政党——第三国际的前四次代表大会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1923年一战后的革命浪潮中，它发展出一套组织和政治方法，至今仍是所有共产主义革命者的榜样。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是民主的论坛，当时最优秀的共产党领导人都在这里辩论他们的策略，国际执行委员会（ECCI）及其网络是一个中心化的机构，在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可以在国际上得到有效执行。 

共产国际把民主集中制的方法系统化，作为革命战斗政党和一个世界政党的组织形式。从俄国革命概括出来的经验表明，一个革命党必须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国际革命作为目标，必须在共产主义和改良主义之间划清界限。共产国际不满足于仅仅宣布自己的目标，而是试图去建立一些强大的积极支部，使用相应的革命策略来实现这些目标。 

为此，共产国际从1919-22年开始，因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和由此产生的阶级力量对比做了不间断的研究。毫无疑问，共产国际以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解作为运作的基础，认为帝国主义时代是资本主义腐朽和停滞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然而另一方面共产国际也能理解这个时代中的各个时期的重要性，如革命时期和前革命时期、稳定时期和倒退时期、反革命的时期等等。基于对纲领是行动的指南这一观点的理解，革命时代的共产国际能够跟随战后不同时期重新调整其纲领和策略方针。 

因此，在前两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的主要口号正确地指向建立苏维埃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俄国1917年革命的成功、德国的骚动、匈牙利的革命，所有这些都表明这条路线的可行性。可是，由于第二国际各政党的背叛和中派主义者（包括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意大利社会党）的动摇， 1919-20 年的革命在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先后遭到挫败。共产国际能够立即重新审视它的观点，在1921年6月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它承认革命的失败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和给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带来的暂时的喘息之机。 

现在的前进路线从立刻夺取政权改为了“征服群众”，换言之，各国共产党要利用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2月至9月间采用的方法，即与改良主义政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方法，要求改良主义政党和资产阶级决裂并以工人群众为基础的诉求。这种方法使共产国际提出“工人政府”的口号和过渡性的诉求，作为赢得共产党对群众领导的一种手段。这些立场体现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策略提纲中，而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策略的提纲”（1922年12月）、“工会行动纲领”（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关于统一战线的提纲”（第四次代表大会）都进一步阐述了这个纲领。 

除了一般的策略和纲领方针外，共产国际还就一系列的具体问题制定了立场，例如对于民族问题和后来的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共产国际的论点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进步性，认为共产党人有责任参与他们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强调在被压迫民族的斗争中保持工人阶级独立的根本立场。对于共产国际来说，民族解放并非最终目标，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被压迫群众中工作，如对女性、青年、黑人、失业者和农民的工作，被共产国际强调为所有共产党人的义务。在这一点上，共产国际坚决地与第二国际工人贵族式的冷漠决裂，后者不太关注殖民地群众和被压迫民族。 

共产国际所有立场的核心是两个基本原则：a）工人阶级保持政治独立性，即纲领的政治独立性; b）使用包括统一战线(united front)的策略来赢得群众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即无产阶级专政，而这种策略上的妥协的首要条件是共产党人公开表达战略立场和保留对任何临时性盟友的批评自由。 

不过，共产国际从未完成重新阐述马克思主义纲领的工作。在布哈林领导下的市场复辟主义者和在斯大林领导下的官僚中派主义者最终会将他们反动的“一国社会主义”路线纳入退化的共产国际的纲领之中。共产国际未能完成其重新制定和聚焦纲领的任务；因此，对于那些在共产国际解体后为重建国际而奋斗的共产党人而言，重述马克思主义纲领具有重大的意义。 

2-2 斯大林摧毁了第三国际 

所有上述这些原则都被斯大林化的共产国际所抛弃。在英国，工会联盟（TUC）的改良主义官僚在1926年的总罢工斗争中没有受到共产国际的批判，而是得到后者的赞扬。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中共被要求扯下无产阶级的旗帜，而扬起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旗帜。 

在1927年的中国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极左的“第三时期”犯了相反然而同样是灾难性的错误。1928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纲领引入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抛弃了早期共产国际的国际主义原则，共产国际各支部沦为了斯大林外交政策的棋子。统一战线的策略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红色阵线”或“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这种极左策略来源于“社会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孪生兄弟”的错误观点。斯大林主义纲领本身仅限于对资本主义的抽象概括，它未能像早期共产国际的立场那样，以国际阶级斗争的最新和最重要的经验为基础。 

第六次代表大会凸显了共产国际彻底的斯大林化。这一退化的种子在1933年结出了灾难的果实，即当时共产国际的骄傲——德国共产党（KPD）一枪未发地被纳粹打败，打败德国工人阶级的主要是法西斯分子的武装。由于社会民主党和德共极左宗派主义的背叛，他们放弃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并直接导致德国的失败。这一事件是决定性的，因为它最终揭露了斯大林主义政策的罪恶性，但是没有任何共产国际支部承认斯大林的错误。斯大林对德国的路线得到了共产国际所有人的回溯性认可。因此，共产国际被证明绝对没有能力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作为革命的国际而言，它已经死亡了。 

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的立场是，直到1933年，根据德国的失败及其后果，共产国际本可以进行自我改革。尽管国际左翼反对派一再要求重新加入共产国际，但是这丝毫不妨碍左翼反对派提出其对英国、中国和后来的德国纳粹主义兴起的立场。托洛茨基很清楚，共产国际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布哈林的纲领，放弃了世界革命。共产国际的错误纲领对托洛茨基的改革前景并非决定性的，共产国际最终的阶级合作主义转向直到 1935 年才随着斯大林-拉瓦尔条约和法国以及后来在国际上转向“人民阵线”政策而到来。 

对于托洛茨基来说，从改革的角度看决定性的是共产国际在其革命时期，在某些关键国家组织了一支群众性的革命先锋队。这个先锋队的存在，特别是在决定欧洲命运的德国，被国际左翼反对派视为共产国际改革的潜在杠杆。这可能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可以反对斯大林集团。然而，这样做的条件是共产国际可以在领导人的政策导致自己在法西斯主义手中毁灭之前将其领导人赶下台。这种考虑，即群众先锋队的存在，决定了左翼反对派直到1933年的方向。可惜，作为群众性政党的德共被摧毁之后，共产国际的任何其他部门都未能对这一事件作出正确反应，由此破坏了改革共产国际的基础。 

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在“第三时期”政策的影响下凋零了，党员流失是戏剧性的，许多共产党沦为了小宗派。例如，法国共产党在1924年声称拥有110,000名成员，而此时社会党的支部只有35,000名成员；而到1932年，法共下降到只有声称的30,000名成员，其中活跃的成员可能还不超越半数。在英国，同样的过程在较小的规模上也显而易见。直到1930 年，英共党员人数下降到 2,500 人，少于 1922 年的一半。相对于1926 年 10,000 名成员的最高点，党员人数下降得更多。 

现在需要扬弃从内部改革共产国际的观点了。1933年，国际左翼反对派的主要成员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在《左翼反对派的历史和原则》的前言中阐明了这一必要性：“德国共产党的崩溃使共产国际的最后一个支部失去了任何群众追随者和影响力......我只想说，德国的事件和官僚集团的自高自大、漠不关心，加深了斯大林主义及其随之而来的共产党的错误和瓦解。我们不可避免地得出一个结论：共产国际已经被斯大林主义扼杀了，已经破产了，它是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复活和发展的。”1

正是斯大林主义官僚扼杀共产国际及其追随群众的能力，证明这些先锋队的工人群众既不是、也不会成为改革国际的杠杆。从今而后，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着手重建新的政党和新的国际，他们的任务成为了把群众从共产国际、社会党国际和一切形式的中派主义党派中分裂出来，将他们赢取到一个新的国际中去。在 1930 年代这样一个工人运动遭受灾难性失败的时期，这个任务被证明是相当困难的。然而，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共产主义联盟（ICL）、第四国际运动（MFI）的队伍都保持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方法和理论上的成就，这些团体的斗争成为对新国际未来的许诺。

托洛茨基本人也意识到这一成就的重要性。不过，对于那些迫不及待想成为群众领袖、最终将共产主义视为他们与群众之间的障碍的人来说，这似乎是有限的：  

“新国际将如何形成，它将经历些什么阶段，最后将呈现出什么样的形式，在今天这是没有人能够预知的。而且在事实上也没有必要去预测，历史的进程将向我们展示。但是，有必要先宣布一个符合我们时代任务的纲领，在这个纲领的基础上，有必要动员共同的思想家，作为新国际的先驱。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道路是可行的。”2

在托洛茨基的指导下，国际左翼反对派及其继任者（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和第四国际运动）正确地分析了法西斯主义的阶级性质及其功能和动力：法西斯主义是以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作为基础的群众运动，他们为金融资本提供的服务是将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粉碎和原子化。和传统的反革命不同，法西斯运动是自下而上的反革命，而面对法西斯威胁的革命性策略方案是由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反法西斯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这种策略可以让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揭露改良主义社会民主党的破产，而不会危及工人阶级的团结斗争，它本可以粉碎法西斯主义、让共产党人赢得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从而使后者继续领导夺取政权的斗争。  

另一方面，托洛茨基主义者也分析了苏联国家的退化过程。工人国家孤立和革命时期俄国社会物质文化的极端落后，为庞大的寄生性官僚机构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以斯大林集团为首的特权阶层从工人阶级手中篡夺了政治权力，恐吓并消灭俄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托洛茨基主义在每个阶段都解释了这种堕落、制定了反官僚的政治革命的纲领，而这是在堕落的工人国家中恢复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手段。与此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联盟和第四国际运动也正确地坚持了无条件捍卫十月革命剩余成果的政策（包括产业国有化、对外贸易垄断制和中央计划经济），反对帝国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努力。 

在法国和西班牙，托洛茨基主义者分析批判了斯大林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党推行的“人民阵线”阶级合作政策，该政策使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利益服从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优先事项。托洛茨基指导第四国际运动的小团体使用适应较为稳健的民主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和美国的具体条件的策略。在英美法三国，托洛茨基把“加入主义”（entryism）发展为一种短期或中期策略，旨在使革命者取得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地位，如果这些先锋分子（暂时）不愿意与改良主义的群众性组织决裂的话。 

“加入主义”策略涉及到建立一个革命的共产主义流派，与左翼中派主义的“革命”反对派和右翼官僚主义领导层进行尖锐的斗争。虽然改良主义政党中发展出中派主义倾向是加入该党的背景，但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任务绝不是建立这样一个中派集团，也不是他们自己推行中派主义任务。第四国际主义者从不设想中派主义领导人或中派政党形成的必然阶段，遑论提倡了。 

托洛茨基还发展了与左倾中派组织有关的分裂和融合策略，其目标是将他们赢得到一个明确支持革命的纲领。在殖民和半殖民国家，包括亚非拉各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即使与非无产阶级分子共同参与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也支持无产阶级不断革命论的纲领。他们反对由斯大林所复活的孟什维克主义的“革命阶段论”，后者将无产阶级独立利益服从于（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路线。  

2-3 第四国际的成立 

直到1938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临近，托洛茨基已经集合了共产主义运动传统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包括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到第三国际的前四次代表大会，并用托洛茨基主义者自1923年以来吸取的教训来扩充、发展、丰富了它们。这导致了一个纲领的产生，即《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通常被称为《过渡纲领》3；第四国际就是在这一纲领的基础上成立的。我们肯定第四国际在 1938 年成立的绝对正确性。 

事实上，如果1938年第四国际没有成立，那么革命力量在二战期间会更加分散和脆弱，革命的国际主义声音就更难以被听到。尽管无论是第四国际本身很弱小的组织、还是一些中派组织（如英国的独立工党，法国工农社会党，西班牙统一马克思主义党）所谓的“国际主义”立场都没有经受住二战的考验，但是第四国际后来的解体也绝不能归咎于其“过早”的形成。

我们也反对另一个错误说法，即认为只有深深扎根于各自国家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民族政党才能组成一个新国际。这个概念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第二国际的概念。面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堕落和中派主义政党的犹豫不决，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革命纲领需要一个国际性政党。反对成立第四国际的中间派自己也成立了全国性政党。这种双重标准表明，对于中派主义者来说，一个国际政党是一种奢侈，因为这背离了他们的民族主义。如果党本身是纲领的体现，那么这也适用于一个国际性政党。 

一旦有一个成熟的国际纲领存在，一旦围绕这个纲领团结一致的稳定的国际领导层已经建立起来，那就没有理由拖延国际的成立。1938年的情况正是如此。尽管第四国际的政治领导层主要以托洛茨基为代表，但是这在第四国际成立的初期作为一个开始已经足够了。在许多方面，他是第四国际与布尔什维克党延续的化身。 

然而，作为一个“国际”，第四国际与第一、第二、第三国际都不同，它并非由群众性工人组织建立的，而是由大多数国家的宣传团体建立的。第四国际从一开始就努力摆脱人数稀少造成的困难和斯大林主义者强加的充满杀戮和敌意的孤立。部分例外是在美国，第四国际的支部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在蓝领工会中进行系统的鼓动，然而在明尼阿波利斯等地方领导了部分工人和罢工；在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西贡的无产阶级中也有深厚的根基。尽管存在种种困难，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如果第四国际在人数上是弱小的，那么它在“教义、纲领、传统、以及对干部的无可比拟的磨练上是强大的”。4

托洛茨基的观点是，第四国际的各国支部和第四国际本身都要准备迅速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内部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帝国主义战争将不可估量地加剧无产阶级领导层危机中，只要有正确的纲领、坚定和经验丰富的国际领导层，第四国际就会迅速发展为一支能解决危机的决定性的群众性力量。我们认为，这一目标没有实现绝不意味着在1938年成立第四国际的决定是无效的。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就其纲领、提纲和干部（尽管后来都堕落了）而言，保存并向后代传达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宝贵遗产。 

我们坚持托洛茨基缔造的第四国际传统。《过渡纲领》是代表前几代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纲领工作的巅峰之作，是在以前所有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有《共产党宣言》、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和宣言，而最重要的是——关于革命时期的第三国际所制定的原则和策略。它代表了对旧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超越，后者将纲领分为最低诉求和最高诉求。在帝国主义时代，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实践在其纲领和实践中得到了体现。在革命的第三国际的纲领辩论中，托洛茨基在已经开始的工作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过渡诉求的方法。 

2-4《过渡纲领》的方法 

托洛茨基死后，《过渡纲领》被他的门徒们滥用和误解。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最终被清算为一个可操弄的纲领、被当作一个没有生命的偶像来崇拜。与第三国际不同的是，第四国际没有使无产阶级群众团聚在其旗帜下。它的完整性和生存能力集中在纲领的科学正确性及其干部为它赢得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能力上。 

保卫纲领、反对其强大的对手、在阶级斗争中利用纲领、发展和重新制定纲领以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对于一个人数稀少、阶级斗争经验薄弱和地位不高的理论家干部来说，是相当沉重的责任。因此，正确理解《过渡纲领》的性质、学说、方法论，对后世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来讲至关重要，这需要重新发掘并利用长期被托洛茨基的门徒的“理论”和实践所扭曲和掩盖的历史成果。 

首先，托洛茨基的纲领标志着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的纲领问题的成功解决，换言之，为眼前和局部诉求的斗争和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之间的脱节问题得到了纲领性的解决。在旧的《爱尔福特纲领》中，最低纲领仅限于资本主义框架内的诉求，这些诉求包括改善无产阶级的状况：八小时工作制、社会福利措施、提高工资和一系列的民主诉求，如普选权、制宪议会、民选的司法机关、废除常备军并易之以普遍的民兵武装等。这些诉求并没有超越在资产阶级国家框架内可能的让步，尽管在许多国家中要赢得这些诉求，仍然必须采取最激进的、事实上是革命的斗争方法。 

从1890年代初期，恩格斯就对《爱尔福特纲领》持有保留意见，他不反对通过议会和工会等手段发动工人为实现“最低纲领”目标而斗争，但是认为这将导致一场决定性的斗争，最终会打破资产阶级国家的框架和欧洲大陆国家的官僚和半专制政权，为无产阶级掌权开辟道路。恩格斯的继任者——考茨基、伯恩施坦、倍倍尔等人将这种观点转化为一种在当下体制中和平长进的方法，同时在遥远的未来的某个时候，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崩溃或陷入灾难。他们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战略和策略。 

实际上，在资本主义扩张的时期（20世纪初帝国主义时代的起始阶段），仅仅基于工人政党在人数和选票上的增长以及对工会行动的回响构成的威胁，资产阶级国家就可以对工人阶级做出重大的让步。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因此满足于实现零碎的改革，如建立政党和工会，换言之，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视角之外为改良而斗争。无产阶级掌权成为一个遥远的“终极目标”，成为一个抽象宣传的主题。孤立的社会改良策略凌驾于夺取政权的战略，由此在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出现了一条鸿沟。修正主义之父伯恩施坦声称，这个矛盾要由社会民主党来解决，社会民主党要敢于表现它本来的面目，一个追求社会改革的民主党。“终极目标”什么都不是，“运动”本身就是一切。 

社会民主党的激进左派，尤其是列宁和卢森堡，主张采取革命策略，一方面以追求最低纲领的主要诉求，如群众罢工和武装起义，实现民主共和国。他们为清除工人政党中的修正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斗争。他们注意并分析到现代资本主义内部的凝聚力量，这股力量在国内推行反动政策，在国外发动战争，这股力量将成为帝国主义。 

在一战前，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在某种程度上提出了超越《爱尔福特纲领》及其相关的议会和纯粹的工会策略的必要性。他们把“终极目标”作为革命策略的战略目标。在左翼内部，托洛茨基尽管立场摇摆不定，尤其在党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团结问题上，但是他最接近于要完全超越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分歧。 

不断革命论的提出，当时只被托洛茨基应用于俄国，作为无产阶级的直接目标，通过群众罢工和武装起义来实现，而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政府不能止步于解决民主的任务，而是要继续努力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像在俄国这样主要由农民组成的落后国家中，托洛茨基意识到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赢得农民的支持，而且必须与革命在国际上的扩展联系起来。然而，即便是托洛茨基也没有为《爱尔福特纲领》制定一个全面的纲领性替代。 

以倍倍尔和考茨基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心”从来不像伯恩施坦或卢森堡那样以不同的方式将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他们是为一个日益抽象的宿命论马克思主义而辩护，在原则上反对伯恩斯坦。然而他们也为议会和工会的呆小症辩护，反对卢森堡。 

在一战前夕，日益尖锐化的经济政治危机预示着一个战争和革命时代的到来，这使得《爱尔福特纲领》成为工人组织内保守的反革命的官僚阶层崛起的遮羞布。第二国际在无产阶级基层组织和左翼领导的压力下，决心反对任何欧洲战争，它事先把欧洲战争定义为所有大国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并宣言要把任何这种战争都变成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机会（如《巴塞尔宣言》）。然而，在1914 年 8 月，德国社民党对战争拨款的投票表明该党领导人彻底放弃了国际主义反战立场，第二国际的其他主要政党很快都纷纷效仿，放弃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转而支持社会沙文主义。 

2-5 布尔什维克对重新制定纲领的贡献 

布尔什维克是第二国际内唯一一个通过革命失败主义立场履行了战前承诺和义务的主要政党，它在一战中采取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和“本国的战败是较小的邪恶”的口号。在其他国家，只有少数人与社会沙文主义者作斗争，如在德国提出 “主要敌人在国内”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布尔什维克在帝国主义理论中发展了对战争的真正根源的理解——帝国主义时代是资本主义进入危机、战争和革命的新时代。  

布尔什维克还发展出夺取政权的革命路径：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群众性罢工、武装起义，以及对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性质的理解：粉碎资产阶级官僚主义军事国家机器并易之以苏维埃政权和公社式国家。所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成就使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成为制定新纲领的核心，这个纲领的原则是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需要作为一项紧迫的任务。这并没有排除提出直接的和局部的诉求的必要性，新纲领不仅提出了革命斗争的问题，而且也有满足重要和直接需要的诉求等问题，战争、饥荒、失业、通货膨胀、经济混乱，这些都是由帝国主义的动荡危机造成的直接问题。革命者通过为这些诉求进行的斗争组织起来，并引导工人阶级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利用的这些过渡诉求（见列宁的纲领性小册子《大难临头，出路何在？》）由共产国际在1919-23年间的工作而成为国际无产阶级装备库的一部分。 

共产国际在第三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将统一战线的策略、即时和过渡性诉求、建立工人政府的行动纲领系统化，作为克服无产阶级主观上意识弱点的手段。这种主观薄弱性当时表现在改良主义领导层的存在。这一行动纲领是为了促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共产国际和第二国际的考茨基传统彻底决裂了。首先它承认帝国主义时代的本质是过渡性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这不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尽管它的存在归功于客观条件，但是它的解决取决于政党和阶级之间的斗争。从这一分析中，共产国际得出结论：“过渡时期的特征使所有共产党都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斗争的准备。任何斗争都可能变成争夺政权的斗争”。5

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当满足工人阶级即时性诉求与资本主义的优先事项发生冲突，为这些诉求而采取的直接行动就有可能发展为夺取政权的斗争。因此，革命者必须强调一切无产阶级诉求的相互联系，必须为一切诉求而斗争，在各个层面上为此组织起来。因为无产阶级组织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所以有必要说明结果——摧毁资本主义以保卫自己： 

“共产党没有提出任何最低限度的纲领来加强或改善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结构。摧毁这一结构仍然是他们的指导目标和直接任务。但是，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共产党必须提出诉求，而这些诉求的实现是工人阶级的迫切需要，他们必须在群众斗争中为这些诉求斗争，而不管这些诉求是否与资产阶级的利润制度相容”。6

重申一遍：  

“如果这些诉求符合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切身需要，如果这些群众认为，如果不满足这些诉求，他们就不能存在，那么，争取这些诉求的斗争就将成为夺取政权斗争的起点。共产国际代替了改良主义和中派主义的最低纲领，把争取无产阶级的具体诉求的斗争，争取一种从整体上瓦解资产阶级政权、组织无产阶级、代表无产阶级专政斗争各个阶段的诉求，每一个诉求体系本身都表达了最广大群众的需要—— 即使群众自己还没有自觉地赞成无产阶级专政”。7

共产国际因此提出了一个“桥梁”的思想，以促进从资本主义内部的斗争过渡到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显然，这座桥梁、这种诉求体系、这个纲领必须符合客观的条件：经济状况，群众的实际需要，这一时期的性质，国际阶级斗争的最近经验及其对群众的影响。这些考虑指导了共产国际制定的各种行动纲领。 

不过，当共产国际开始辩论其纲领时，作为共产国际的“过渡纲领”的《策略提纲》的作者已经被国际开除。“烦琐哲学家”布哈林作为庸俗官僚斯大林的雇佣抄写员，起草了共产国际纲领。为了掩盖共产国际的错误，为“一国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和实践辩护，共产国际的纲领成为一份抽象和多余的文件。过渡时期的“桥梁”方法不复存在，将纲领与客观现实条件联系起来的需求也不复存在了。在对布哈林文件的批评中，托洛茨基捍卫并发展了共产国际早期的立场： 

“革命行动的纲领自然不能被看作是抽象命题的赤裸裸的集合、而与这个划时代的年月里发生的一切事情没有任何关系。当然，纲领本身不是对过去事件的描述，但它必须要从这些事件出发、以这些事件为基础、涵盖这些斗争结果并与它们联系起来。根据它所采取的立场，纲领必须能够使人们能够理解无产阶级斗争的一切主要事实，以及共产国际内部思想斗争的一切重要事实。如果对整个纲领而言是这样的话，那么对其中专门讨论战略和策略问题的那部分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在这里，用列宁的话来说，除了已经成功取得的成果之外，还必须说明未能获得的内容，如果后者被理解和吸收的话就可以转化为成果。无产阶级先锋队需要的不是一本真理目录，而是一本行动手册。”8

2-6 过渡纲领的性质 

面对发展新国际的任务，托洛茨基必须制定一个过渡纲领。1938年的纲领——《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的基本特征体现了共产国际及其破产的教训。首先，这是一个符合客观现实的纲领：严重的经济危机，迫在眉睫的大战，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共产国际的崩溃。 

这个纲领集中精力去解决前革命状态中的困扰无产阶级领导层危机，而社会危机的各种因素都必然会导致这种危机。有些指责这个纲领是“灾难性”的人必须考虑一下它发表后整场灾难性战争的严重程度，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一样，《过渡纲领》也预见了一场尖锐的危机、并试图在这个危机中引导工人阶级走向革命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过渡纲领》不是宿命论的体现，而是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战胜最艰巨障碍的意志的体现。 

《过渡纲领》是从前十年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出发的。与布哈林不同，托洛茨基在他的纲领中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德国历史性失败的教训、法国和西班牙“人民阵线”的教训、俄国革命的退化、中国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教训，全部涵盖在这个纲领中。它的口号来自所有这些重大事件的积极或消极的经验。 

《过渡纲领》也是一个国际性的纲领。迫在眉睫的战争表明迫切需要一条国际路线，托洛茨基提供了这条路线，借鉴了第四国际运动各分部的经验，分析了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和苏联内部的矛盾和相互联系。《过渡纲领》同时也是不断革命论的编纂，换言之，革命必须国际化，否则就会遭受失败，落后国家的民主革命任务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解决。只有通过革命的共产主义政党赢得群众的忠诚并领导他们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来解决整个领导层危机，这个战略才能实现。 

最重要的是，过渡纲领和著名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一样，和布尔什维克《关于共产国际策略》及《大难临头、出路何在》的提纲一样，是一个行动纲领和指南，侧重于未来时期的任务。在1938年的《对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的回顾》中，第四国际承认了过渡纲领的这一关键方面：“它与工人阶级的官方领导层在当前动荡的世界形势下作为行动指南的模糊概括和欺骗性的抽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确切地说，它不是第四国际的基本纲领，而是在我们生活的直接时期的行动纲领”。9

无产阶级的行动纲领是过渡性质的，其中每一个诉求都相互联系、并链接到同一个目标——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每一项旨在满足群众需要的诉求，如反对失业，都与争取工人控制的斗争、工厂委员会的成立、动员群众占领工厂等诉求有关。这些无产阶级的斗争机关最终会成为这一纲领的基石——即号召成立苏维埃作为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机关。对工资和工时的浮动比例的诉求、对公开账本等的诉求，暴露了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构成了计划经济的本质，并创造了有组织的力量以赢得和行使向完全的计划经济过渡所必需的国家权力。 

只有这样一个纲领才能使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同无产阶级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托洛茨基在纲领中明确指出：“第四国际的战略任务不在于改革资本主义，而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它的政治目标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剥夺资产阶级。然而，如果没有对所有、甚至是小的局部的策略问题进行最深思熟虑的关注，这一战略任务的实现是不可想象的。无产阶级的所有部分、所有阶层、职业和团体都应该被吸引到革命运动中来。现在的时代之所以与众不同，不是因为它把革命党从日常工作中解放出来，而是因为它使这项工作能够与革命的实际任务密不可分地进行。”10

这样做的手段是过渡诉求的方法，这种诉求从今天工人阶级的即时需要开始、而非从今天工人阶级的意识水平开始，引导工人阶级走向革命（托洛茨基向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重复了这一事实）。自托洛茨基去世以来，许多公开宣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利用从过渡诉求中摘取的个别诉求，要么作为孤立的工会诉求，要么作为改良资本主义国家机构纲领的一部分。例如第四国际书记处的曼德尔（Ernest Mandel）在1960年代将过渡诉求作为一系列“结构性改革”而提出。其他人，如英国的激进组织（Militant），将这些诉求作为一种狡诈的伎俩来推进，他们嘴上喊着“现在要为这些诉求而战”，可是私下里却悄悄说着“稍后我们将揭示他们反资本主义的本质”。这两种观点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机会主义。  

托洛茨基本人说得很清楚，过渡诉求既非改革，也非狡诈的伎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诉求是没有一个可以实现的。这就是为何我们会称之为过渡诉求，它为工人的思想架起了一座桥梁，然后又架起了一座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桥梁。整个问题在于如何发动群众进行斗争。革命者总是以为，争取改良只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如果我们说我们诉求的仅限于他们能给的东西，那么统治阶级只会提供给我们诉求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当我们要求更多并且能够提高我们的诉求时，资本家就被迫给予最大的让步。工人越是具有广泛的战斗精神，诉求会提得越多，与之对应争取到的也会越多。它们并非毫无用处的口号，而是向资产阶级施压的手段，将会立即产生最大的物质成果。”11

因此，它们既是赢取真正让步的手段，也是根据群众的需要发动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的手段，而这场斗争很容易上升为夺取政权的斗争。当然，《过渡纲领》的使用及其诉求要不可避免地因地制宜。对特定诉求的强调、对纲领本身的重新调整，全部要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状况、经济、政治生活的状况等等。然而，不管在繁荣时期或危机时期，不管是群众斗争的退潮时期或前进时期，在所有落后国家和先进国家中，仍然有效的恰恰是《过渡纲领》中所采用的方法。 革命者的目标是带领工人跨过“过渡桥”，带领他们从现状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所有这些特点都体现在《过渡纲领》中。这个纲领不是托洛茨基的发明。用他的话说：“这是迄今为止所有集体工作的总结”。12

1940年托洛茨基被谋杀后，斯大林主义者也谋害了他最亲密的合作者鲁道夫·克莱门特、欧文·沃尔夫和他的儿子廖瓦·西道夫，同时还有共产国际前主要成员如塞尔日、莱昂内蒂、穆斯特、泽勒、菲舍尔、纳维尔、劳斯、沙赫特曼等都离开了革命阵营，第四国际的中央领导层实际上不复存在。尽管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二战期间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斗争行为，但是第四国际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瓦解了。这种由战时的混乱所加剧的崩溃可能是任何没有群众性政党或国家资源来支撑的革命组织的命运。最初第四国际各支部以《过渡纲领》 和第四国际关于战争和其他问题的宣言作为团结基础，然而这些分支很快就开始偏离这些立场并相互对立。 

Reference：

1. M. Shachtman, Ten Years – History and Principles of the Left Opposition (New York 1974), p. 5.

2. L. Trotsky, Writings 1935–36 (New York 1977), p. 159.

3. This will be referred to hereafter as The Transitional Programme. All references are to L. Trotsky, The Death Agony of Capitalism and the Task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New York 1977).

4. ibid., p. 152.

5. Jane Degras,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 (London 1971), Vol. 1, p. 250.

6. ibid., pp. 248–9.

7. ibid., p. 249 (our emphasis).

8. L. Trotsky,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fter Lenin (New York 1970), p. 79.

9. Document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1933–1940 (New York 1973), p. 161.

10. L. Trotsky, The Transitional Programme, op. cit., p. 114.

11. L. Trotsky, The Political Backwardness of the American Workers in ibid., pp. 159–160.

12. L. Trotsky, Completing the Programme and Putting it to Work, in ibid., p. 112.